生是日本人，死为中国魂（7） 创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生是日本人 死为中国魂》

记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六章 创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父亲回到了八路军胶东军区。他和渡边三郎、布谷勝美、石田雄等其他日本战友一起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担任副支部长职务。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成立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胶东军区司令部召开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党委，军政委员会，胶东临时参议会，胶东行政公署，八路军胶东第五旅，都派代表来参加成立大会，并热烈祝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成立。

张昆同志主持大会，他宣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宣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和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的贺信。

许世友司令员，仲曦东主任分别代表胶东党政军讲话，祝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诞生。

许世友司令员在讲话中指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给予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很多正义的援助，这给我们全体抗日军民很大鼓舞。为此，我在你们成立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今天，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今后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并肩战斗，让残害、屠杀中日两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仲曦东主任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于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是有严格区别的。我们坚决地反对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就是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对日本人民是没有仇恨的，仍然坚持并希望发展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因为日本士兵是无辜的，他们也身受日本军阀的欺侮与压迫，被日本军部强征入伍而来到中国。我们相信广大日本士兵一定会觉醒，他们一旦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的本质，就一定会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来，必将会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反对这场企图永远奴役中日两国人民的法西斯战争。

“因此，抗战几年来，我们对于日本人民一直是毫无仇恨，毫无憎恶的。相反的，我们八路军却表现了至高无上的国际主义友爱精神，以及对日本人民极为深切的同情。

在历次战斗中，我们都解救生命危垂的日本士兵，对他们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他们明白真理，站到反法西斯的战斗行列之中来。许多日本人民和士兵，已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友人，像渡边三郎、小林清、布谷勝美等反战同盟的同志，为反对侵略战争，做了许多工作。这说明生活在我们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是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之一部分。同时，也证明我们几年来始终如一坚信的中日两国人民坚持民族平等，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是正确的……”

许世友司令员和仲曦东主任的讲话受到全体到会同志的热烈鼓掌欢迎。接着举行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选举。选举结果；渡边三郎当选为支部长；小林清当选为副支部长；布谷勝美当选组织委员，石田当选宣传委员。

渡边三郎代表全体盟员用日中两国语言庄严宣誓：“我们过去都是日本军队的士兵，曾经在战场上和你们作过战，但是当我们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对我们不侮辱，不责骂，发扬了伟大的国际主义友爱精神，把我们当作朋友对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教育下，我们的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在这就任新职之际，以庄严、激动的心情向中日两国人民宣誓：我们将和共产党、八路军并肩战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在任何残酷斗争的面前，决不屈服，决心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宣誓完毕，最后一项内容是吸收新盟员。斋藤和松下先宣读自己的入盟志愿申请书。全体支部成员，一致同意吸收他俩为反战同盟盟员，举手表决通过。全体到会同志热烈鼓掌欢呼：

“祝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工作顺利进行！”

“坚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万岁!”

会后，许多中国同志和每个反战同盟盟员握手祝贺，说：“我们今天来祝贺你们反战同盟的成立，向你们每个盟员对中国人民正义的支持和援助，表示感谢和致敬！”

父亲兴奋而又激动地回答说：“我们应该感谢八路军同志给予我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使我们明白了应该走的道路。”

这的确是父亲真诚的想法。八路军同志从他被俘后，一直关心他，教育他，使他有了进步，成为一名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他也和八路军同志们在艰苦战斗的漫长岁月中，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父亲的表现，也进入到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眼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帅中，许世友的名字，无疑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1927年8月，许世友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1941年3月，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进入胶东，组织胶东部队反击皖南事变后胶东投降派掀起的反共逆流。

3月14日，在蓬莱黄城阳村成立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副指挥吴克华。在3月15日召开的会议上，许世友跳上桌子，双手叉腰，言出惊人：“我来山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

胶东党政军干部初见许世友，士气大振，豪气干云。

接下来的战斗更是荡气回肠。

首战牙山，5旅、5支队、清河独立团分三路直扑蔡晋康大本营。17日，一仗击溃蔡晋康，全歼其1800多人。18日，攻克观水，歼灭陈煜部大部。首战旗开得胜，吓懵了胶东各路投降派。

次战崖子，生俘司令苗占魁、副司令孙海滨，歼灭守敌1000余人，击退2000多人援敌。

三战郭城，击溃守敌，拿下郭城。决战榆山，俘敌2000余人，重创赵保原两大主力黄团邓团。击毙邓团团长邓学良。

历时5个月的反投降，打垮了赵保元、蔡晋康等10多个投降派，打散两万余人，俘获8000多人。

许世友一进胶东，打出了一个根本转折：无论是根据地面积还是兵力对比，八路军均超过投降派。一战降服投降派，再不敢也无力单独捣乱了。7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班师，回到山东纵队。

许世友二进胶东，怒破日军大拉网

许世友第二次来到胶东，是1942年夏天。1942年，是胶东革命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经历过春季、夏季大扫荡，胶东部队损失比较大。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部队急需提振士气，同时要做最坏打算，并对日军即将拉开的新的冬季大扫荡作出应对策略。

1942年7月1日，胶东军区成立，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副司令员王彬，参谋长贾若瑜，政治部主任彭嘉庆。辖16、17团、抗大1分校第3分校、4个军分区，同时指挥5旅。

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加强政治学习。这时，从延安传来了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的消息。

这两个大会是于1942年8月15日至8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从各个抗日根据地召集起来的，代表着现在与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十九个日本师、旅团的士兵。他们代表着日本军队内部所有的兵种，而且也代表从二等兵起到少尉的所有等级。这些代表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和切身的利益出发，商讨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一致通过了大会宣言和大会章程，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

《日本士兵要求书》，共包括二百二十八条要求，反映了日本士兵切身的利益和权利。如“向日本军部抗议”、“不服从非人道的命令”、“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让士兵吃饱饭”、“不许打耳光”、“取消代用品”、“取消强迫储蓄”等项内容。

这次大会所决定的事情，是70年来日本军队从所未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在日本军队中引起强烈反响，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另一个大会是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是由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八个反战单位联合召开的。反战同盟有延安、晋察冀、冀中、山东四个支部，觉醒联盟有晋东南、太行、冀南、山东四个支部。大会统一了华北日本反战力量，成立了反战同盟统一机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规定了反战同盟的性质及其今后之基本任务，尤其是对日本军队的宣传方针以及反战同盟内部的学习教育问题。通过了大会纲领，为了华北反战团体名称之统一，把觉醒联盟改为反战同盟，并选举杉本一夫（前田光繁）为华北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高山进、茂田江纯、梅田照文等为执行委员。

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选举大山光義少尉为会长；中小路静男、松本敏夫、茂田江纯等为大会常任委员。两个大会还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感谢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真诚的国际主义帮助和关怀，使我们这些日本士兵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我们坚定地表示：决心和中国抗日军民紧紧地携起手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这次大会，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使中国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各个日人反战团体，在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标志着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分散在中国各抗日根据地在华日人反战团体，从此有了统一的纲领，明确了今后的任务，成为今后对日军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利于进一步揭露日本法西斯军队的黑暗与残暴，向全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呼声。

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组织全体盟员认真学习了两个代表大会的文件。大会的《工作方针书》是他们今后工作的指导书。方针书指出，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他们的任务是克服困难迎接胜利。他们具体的任务是加强反战同盟内部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学习、加强教育，同时不断地向日军进行宣传工作，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并肩战斗，以达到粉碎日本侵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目的。

父亲没有想到，在半个世纪后，他和当时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杉本一夫（前田光繁）成了好友。

父亲作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在胶东军区政治部的指导下，做日文的宣传品。

首先要油印日文的宣传品，必须先刻蜡版，然后再印刷。这可把父亲难住了。他没有刻过蜡版，不会用铁笔写字，中国的汉字认得也不是很多，也不会做标题、写美术字，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在胶东军区五旅政治部宣传科女同志于恒嘉（于恒嘉；1939年7月参加八路军，历任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国防剧团小舞蹈队队员、5旅政治部宣传科员；日本投降后，历任烟台市公安局一科干事、胶东公安训练班学员、华野13纵37师政治部组织干事、37师卫生队指导员；1951年3月随丈夫高星耀（解放军第50军政委）调往志愿军第50军150师家属队，1983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现定居成都市）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他们之间口语交流有困难，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汉字交流。

每次印刷日文宣传品是一张蜡纸那样大。他一笔一划地跟着于恒嘉学着刻蜡版。遇到标题字，就查一查美术字体资料，照着葫芦来画瓢。或者请教于恒嘉。若是刻错了字，或者版面修得不够干净，他就加班熬夜，换上蜡纸再刻一遍。握铁笔的手指欠工夫，写多了字手劲儿就松了，等到手指上磨起了茧子才好些。

父亲除油印日文宣传品外，还花费心思写成能抓住日军士兵心理的宣传品。他和于恒嘉同志分析日本军队的内部情况。他深知日军士兵思想、心理、生活习惯和日军士兵的感情，在宣传里加强宣传日军兵士思乡厌战情绪，涣散军心，动摇日军一贯坚信“皇军必胜”的神话，削弱日军战斗意志，起到了八路军起不到的作用。

他凭着一本汉日字典，一个一个地查生字。日文的稿件刻起来当然方便，可是有些政治部的宣传，他还得从中文翻译成日文，只好一面查字典，一面再往蜡纸上刻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会比中文版少。因为日文版宣传品是发给日军士兵看的，为把宣传品出好，为着达到宣传目的，自己多辛苦一点也算不了什么。

当时天寒地冻，住屋没有火盆，人们盖着军毯，挤在一块儿睡觉还冷得打寒颤，更不要说握着铁笔一笔一划地刻蜡版了。一个人伏在豆油灯下刻不了几个字，手指头就发木得不知是谁的了。加上油墨和油印辊子都结了冻，出宣传品也得要在火边烘烤多少回，才能印得色调均匀，按时发到日军士兵手里。工作条件够艰苦的了，可是还不能让你按部就班地印刷。由于日军向昆嵛山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他们白天钻山，晚上还要走路，要想印刷就得放弃休息，牺牲睡眠时间。

老年时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们在昆嵛山白皑皑的山里啃了一天雪团子，第二天也是吃的雪团子，第三天总算见到了窝头，竟不顾是冰疙瘩张嘴就啃。吃完饭，他和于恒嘉两个人一边烤油墨和烤油印滚子，—边用手势比划着聊天说话。

于恒嘉说她的家在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泊镇西南台村，父亲是一位私塾的“教书匠”，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1937年7月，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在山东半岛的天福山发动武装起义，点燃了胶东半岛的抗日烽火。天福山就在距离西南台村十几里路的地方，她的家乡自然也就成了胶东地区最早的八路军根据地。

从那时起，八路军在于恒嘉家乡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抗日救亡的道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山东自古出好汉”。挟齐鲁雄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立刻汇聚了一批又一批忠肝义胆的胶东子弟。“当八路，打鬼子”，在于恒嘉的家乡蔚然成风。1939年7月，她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国防剧团时，编写了一部儿童剧《儿童团捉汉奸》。经国防剧团演出。剧中由于恒嘉填词并由左平等同志修改的《抗日儿童团歌》，在胶东抗日根据地传唱开来：

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找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起枪刀，打退鬼子，把家乡保。

说到这里，于恒嘉轻轻地唱了起来。

听于恒嘉唱完歌，开始了印刷。后半夜屋里更冷，不知疲劳的炊事员同志起来烧锅了，父亲赶紧找个瓦盆去伙房，从灶膛里扒点烧化的柴禾节子出来，像山东人那样在屋里生起柴火盆。他们手脚温暖过来了，又赶紧油印宣传品。天亮以前，他们就把新出的日文版印刷出来了。他们闻着宣传品上那使人神爽的油墨香，浑身的疲劳无形中被驱散了。

父亲没有想到，在他去世20年后，我在日本和于恒嘉的儿子高戈里在微信上成了好友。高戈里是个了不起的业余作家，曾在工作之余采写了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说起了这一段往事，互相传送了照片。于恒嘉看着高戈里手机里我的照片说：和小林清年轻时一个样！

1943年《大众报》在评价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一年来的作用时，充分指出了八路军宣传工作在日人反战同盟参加后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我军特别是对外宣传工作的空前提高，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是起着极大作用。

如果说从前宣传品是充满政治化、原则化、中国的风味，那么，现在则是真正能适合日本的国情，体贴日本士兵的心理。从前，我们对宣传品的形式是不太注意的，现在则完全运用了适合日本国情和日本民族的形式。

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譬如写诗，不管我们写得怎样熟练，但不懂日军心理的人，要把他写出来的诗译成日文，不如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日本同志用自己的心理和感情写出来的诗更真实，更能抓住日本士兵心情。其他形式，譬如要写一个充满丰富感情、带有强烈煽动性的宣传品，如果用中文写好，再译成日文，也同样会走了样或者变了味。

这在过去的经验中，是已充分证明了一年来对日军宣传工作的进步，不仅单纯的表现着宣传品的形式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改进，即在宣传工作的指导和技术水平提高上，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也贡献了极其可贵的意见。

这是当年对反战同盟工作的极高肯定。《大众报》认为，一个中国人即使学会了日语，也只能粗略传达一些意思，而很难把中文翻译成地道的、符合日本民族心理和习惯的日文。所以，反战同盟日本八路的工作，无疑为八路军打开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