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的文学生涯，百年中国的学术范本：《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正式出版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施蛰存先生详实、严谨的编年体事迹录。全书按年编排，根据月份纂辑施先生的主要经历、与施先生有关的社会大事与人物。

作者沈建中新增30余万字史料，细化、确切、匡正、完善和丰富初版原有的内容。以“引文”形式增补撰述，去伪存真，并校勘相关文本、史实，坚持“事录有据，录有出处”。

全书分为上下卷，典雅精装，共170万字，著名学者张充和、饶宗颐题签，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作序。书中收录20余幅施先生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以作纪念。

真实还原一代学人漫长起伏的文学生涯，为百年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提供学术范本。不仅梳理施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还能了解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学术事业的波澜起伏。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序：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和四窗

文 | 张文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施蛰存先生（1905—2003）沈建中摄影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主要如下：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蛰庵、无相居士、北山（《编年事录》初版本，1页）。由此衍生数十个笔名，大都以此为纲领。试分疏如下：

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语出《易》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见龙在田，时舍也。”取名者为先生的父亲，根据《编年事录》引来访者文，先生自述：“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准则：蛰以图存。”（同上，2页）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龙，过去之人，常以属蛇为小龙。乾卦六爻有六龙，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龙”（同上，2页），故取乾九二爻辞。学名德普，取九二《象》，隐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为存身之所。

蛰存，取《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蛰即屈，虞翻注：“蛰，潜藏也，龙潜而蛇藏。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仅对应蛇年，而且对应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应，可见取名者旧学修养之深。从后来观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发展，不能说没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辞下》荀爽又注：“以喻阴阳气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应时而变，入冬存身，启春惊蛰，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时”字。于“时”的体认，并不在趋吉避凶，而是人的一生，“总是要做点事的”。（1940年4月21日杨刚致施先生函，《编年事录》初版本，443页）这句话低调而坚定，先生晚年常常言及，既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德施普也”的内在要求。

继续看其他的名号：蛰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无相居士，用《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于名字似乎无关，而仔细体会，依然有内在联系。无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学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领域，相应此名号。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识见通透，与人交谈，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见，也相应此名号。

2000年11月30日九六寿辰，赏玩盆碟 沈建中摄影

先生早年曾涉猎佛经，比如在1933年读《佛本行经》，亦即《佛本行赞》。（《编年事录》初版本，233页）晚年在信中说，“现在我改名‘舍’即‘啥’。‘施，啥也’，我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东西。”（《编年事录》初版本，2页）“施，啥也”，“啥”疑当“捨”。古语“舍”（《说文》亼部）“捨”（《说文》手部）为两字，含义不同，到现代简化成一字。此处或为辨认字迹之失，若以沪方言说话，“啥”“捨”音近，听者容易致误。以佛学观之，“施，捨也”，亦即布施。《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与《周易》“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前者自标高格，或化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先生出生于杭州）后者含出世色彩，似来自刘义庆《幽明录》记东汉时刘阮天台山遇仙，唐宋诗词常有“碧桃花”意象。先生少年时热爱文学，引导他走上后来的道路。这两个号，可对应他的小说、诗文创作。

1922年在杭州之江大学 谦约居藏

小说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感时伤世，无言而言，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引申以书斋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施蛰存全集》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能够自始至终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数人，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文革初老友邵洵美落难，几近断炊，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口中说出的。（《编年事录》初版本，793页）

1943年6月与厦门大学学生在长汀霹雳岩合影 谦约居藏

具体取号北山，来自抗战时期，先生任教于福建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动乱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藏的碑帖即存放其中。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此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来自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说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间，那里有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为报纸记者采取（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初版本，1166页），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社会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

“我的文学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初版本，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关注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小说，写出《将军底头》《石秀》《鸠摩罗什》等一系列佳作，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

若东若南，虽然有误读，似不必纠正。先生未认可此说，然而以他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楼金石遗迹》一，14页），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蜇”，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换封面改正。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庄生云，“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先生一生被人误传的事例还少吗？

《北山楼金石遗迹》（全三册）

而北窗之学的搜集整理，最初来自兴趣爱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几十年来其他事情干不成”），终于成为学问的归宿，由此接续传统。建中兄《北山楼金石遗迹》的附录有八种，可见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尤其是附录八，提及《施蛰存集古文录》的选编设想，若完成将有十二卷之多，更见此学的深邃和广大。而北窗与北山或北山楼，在时间上、空间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两说之异同，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话中提到东方文化，可见他的视野所及，并不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更广阔的范围。在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学术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先生的姓名中，包含“德普”和“蛰存”。“蛰存”已行而“德普”未显，不能不说跟时代有关，《易》九二毕竟还有“天下文明”呵，当关注更深远的指向。

而南窗之学，与楚文化传统的对应，值得深入挖掘。由小说、诗而杂文，当理解其间的线索。至于“西窗”的内容，还缺少完整的概览。已知新的《全集》正在重编，《译文全集》也在进行中，将来会有所补全。先生译述西学，有不同的阶段，对其中的演变如何认识？据兴康兄回忆，先生在九十年代曾向他建议，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可以考虑出版西方古籍：“中西的‘古籍’都是classics，那你们为什么不出版西方古籍呢？”此说振聋发聩，虽然未能实施，不能不敬佩先生敏锐的感觉。

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包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推动文化的发展。

1986年12月6日正在写作 沈建中摄影

谈到这里，也许应提及先生与鲁迅的笔战，此事对先生的一生影响甚大。这场争论开始于1933年秋十月，因先生推荐《庄子》与《文选》而起。《庄子》与《文选》，尤其是前者，在中国的经典系统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仅从文学角度认知，确实有所不足。至于争论的曲折是非，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有后人作出公正的评价。

我想补充的是，同年春四月，先生作为《现代》的主编，在其他刊物不敢接受的情况下，不顾多方面压力，毅然刊发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期的“柔石纪念”专题，登载从鲁迅处借来的照片和手迹，配以珂勒惠支木刻画《牺牲》（《编年事录》初版本，207—208页，212—213页）。先生退还柔石插图的字条，一直保存在鲁迅处。在书信展上看陈列的原件，墨色宝光之间，隐约可见折叠的印痕。

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从事编辑出版。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优异的成绩。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学徒”（《北山楼金石遗迹》一，“代前言”），主要也是致力于编书。我当年毕业时，先生希望我也从做编辑起步，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机缘，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说到自己，师恩难忘，前言往行，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对我谈起过两点：一、写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一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不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这应该是先生人生经验的总结，我虽然没有做到，但至今时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

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每次见到先生，先生大声（他耳背）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1999年12月12日九五寿辰于北山楼 沈建中摄影

附记

建中兄积数十年功力完成《编年事录》，初版一百二十多万字，对了解先生一生的事迹，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对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也有参考的作用。增订本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补苴罅漏，纠正错失，又增添三十多万字，同时删除十万字，更趋于完善。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

沈建中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3836-1

298.00元

本书是关于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施蛰存先生详实、严谨的编年体事迹录。按年编排，每年内按时间纂辑施先生的主要经历、与施先生有关的社会大事与人物。增订本新增30余万字史料，细化、匡正、完善和丰富初版原有的内容、细节以及编年体例。以“引文”形式增补撰述，去伪存真，并校勘相关文本、史实，坚持“事录有据，录有出处”。增订本的出版，可为学界提供施蛰存先生研究的完备资料，亦可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拓宽门径。通过本书，不仅可以了解施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还能了解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脉络，为读者提供了百年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更广阔的内容。

编辑：陈斌

制作：陈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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