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是否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隋朝的统一，创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繁荣安定的局面之下，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农民与贵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隋代的均田令扩大了品官授田数量，实质上就是利用法令强行扩大贵族官僚的地产。与此同时，皇帝还以各种名义赏赐臣僚大量土地。至于贵族官僚非法侵占王地，更是不受约束，如杨素有“田宅以千百数”。因此，“户口滋多，民田不赡”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人到各地均田，但效果不明显，在狭乡，每丁只得地20亩，不纳租调的老男和中男得地更少。广大农民普遍耕地不足，却要负担依据应授土地数量而定额的租调赋役。

隋文帝在位期间，社会矛盾已经在逐步积累，及其晚年，"心逾骄奢"。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令杨素等人负责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鳞游县西），工程浩大，工期紧迫。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因劳累而死者上万人。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杨坚病死，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

炀帝营建东都、征伐高句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四处巡幸，为隋朝政权的巩固、国力的强盛和边疆的稳定做了诸多努力。但他好大喜功，不恤下情，役民无度，以致民力疲敝，政局动荡。从仁寿四年（604）到大业六年（610），炀帝征发了不计其数的民工，从事各种工程兴建。粗略计算，每项工程，大的要经年常役一二百万人，小的也要征发二三十万人。如营建东都皇宫时，所用柱梁，从江西运到工地。每运一柱，用民工2000，运到洛阳，需人10万。运输队伍“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沿途官吏催逼，惨死者十之四五。

同时，农民所负担的兵役和其他徭役也极为繁重，男丁不敷征用，妇女也被拉来充役。为了躲避徭役兵役，农民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作"福手福足"。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还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从大业元年（605）至十二年（616），大都在外巡游，统计居京之日，不足一年。特别是巡幸江都，声势浩大。

隋炀帝所乘龙舟，宏大豪华，俨然水上宫殿，后面还有数千艘船，随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的一次达到50万人。沿途州县500里内的居民，要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地方官为了讨好朝廷，以便加官晋爵，无不拼命搜刮，争相供献，很多郡县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

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准备出征高句丽，修造车船，调集军队，征发物资，以东莱（山东掖县）和涿郡作为水陆进攻的基地。隋炀帝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河南、淮南、江南的民户，要制造戎车5万乘，挽送于河北的高阳（今定县），供运输衣甲、帐幕之用。征调民夫200万人，从事运输。民间的车、牛、船只也被大量征用。

在山东东莱海口，造海船300 艘，民工昼夜赶制，不得休息。由于在水中站立过久，“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转运兵甲军粮的百万民夫，往返于道，昼夜不绝，也大量死亡。

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征调，使举国就役，“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民不聊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不仅社会经济状况迅速恶化，而且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最为严重。

大业七年（611），河南、山东等地发生大水灾，漂没40余郡；大业八年（612），全国大旱，其中尤以山东为重。人祸天灾交相逼迫，本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对广大民众来说，“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只有铤而走险，于是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

大业七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民众反抗兵役。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响应，各地逃避征役的百姓纷纷归附，义军势力迅速扩大。王薄举事后，黄河下游一带农民纷纷响应，有张金称、高士达、孙安祖等几支起义军，反隋起义遂成燎原之势。到大业九年（613）上半年，每支起义军都已经发展到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

农民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不仅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而且促使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大业九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战争，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看到农民起义不断，就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为号召，吸引40余名达官子弟，在黎阳起兵，从者10万人。

隋炀帝急忙从高句丽前线回师，镇压杨玄感，杨玄感兵败自杀。杨玄感虽然很快失败，但是这次事变对农民起义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到大业九年，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黄河南北，并向淮水、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发展。各支起叉军依山阻河，占据险要，常常主动出击，攻打州县。义旗所指，官军望风披靡，许多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被处死。到大业十年（614），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达到130多支，不论是隋朝统治的腹心关陇河洛一带，还是重要的军事据点附近，都出现了反隋义军的旗帜。

隋朝对武力反隋者进行了血腥镇压。隋炀帝镇压杨玄感之后声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于是，被牵连诛杀者数万人。

杨玄感曾开仓赈济百姓，凡取米的百姓也遭坑杀。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命令郡县、驿亭、村坞皆修城筑堡，强迫乡民都迁居城中，企图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扼杀起义军。受到挫折的起义军由分散逐渐走向联合，形成了包括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杜伏威和辅公拓领导的江淮义军在内的三支强大的起义军集团，反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是活跃在河南一带的比较强大的一支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曾参与杨玄感起兵的贵族李密投奔瓦岗。在他的联络下，一些河南小股义军纷纷归附。此后，瓦岗军发展迅速。617年，瓦岗军占领了隋朝最大的粮仓——洛阳附近的兴洛仓，打开仓门，任凭百姓取食。瓦岗军的势力更加壮大，占据了河南的很多郡县。

在瓦岗军发展的过程中，李密表现了杰出的领导与组织才能，被翟让推为瓦岗军的统帅。瓦岗军与隋军争夺洛阳，隋朝前后投入几十万兵力，但瓦岗军始终处于有利地位。瓦岗军队伍扩大到数十万人，成为赵魏以南、江淮以北起义军的主力。

河北义军的领导者是漳南人窦建德，他收集了张金称、高士达的余部，转战河北中部，兵力发展到十几万。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南下江都，隋朝统治重心南移，北方空虚，河北的起义军得以迅速发展。617年，隋炀帝命令涿郡留守薛世雄带兵三万多人增援洛阳，在河间附近被窦建德打败，河北大部分郡县很快转人起义军手中。隋朝在河北仅余几座边城，并且和内地失去了联系。

江淮义军的领导者是杜伏威。大业九年，杜伏威与辅公柘一同参加长白山起义军，后转战淮南，力量逐渐壮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南下江都，杜伏威攻占六合，逼近江都，使隋炀帝大为惊恐。隋炀帝派陈棱率军来攻，被杜伏威击败，陈棱"仅以身免"。义军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控制准南各县。江淮间各路义军争来附之，成为这一地区的强大反隋武装。

起义军在河北、河南、山东和江淮之间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隋主朝的统治。在隋王朝统治崩溃在即之时，一些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也乘机纷纷起兵，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伺机攫取政权。

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金城府校尉薛举、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梁室后裔罗县令萧铣等相继起兵，打起反隋旗号，劫杀郡县长官，据守地方。太原留守李渊，以防备刘武周为名，招募军队。

617年夏，李渊杀掉隋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带领三万人马从太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得到关中地主的支持，攻下长安。

参加反隋义军的主要是大批逃避征役的农民和逃避战争的兵士，还有众多的奴婢、盐户、渔猎手、士人、僧道、商人、地主和官吏，最后门阀旧族乃至关陇集团上层也卷入进来。对隋朝廷来说，几乎到了“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地步。

到617年底，隋朝廷所控制的地区，在北方只有东都洛阳以及其他几座孤城，在东南则仅剩江都一隅之地，而这几座孤城又被义军切断了联系，声气不通。在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曾经“甲兵强锐”的隋王朝终于崩溃。

618年，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情绪，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死隋炀帝，胁迫隋炀帝在江都招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隋朝灭亡。

隋朝灭亡以后，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宇文化及率军北返，被瓦岗军阻挡在成皋至洛口一线，不能渡河北上，宇文化及势力崩溃，但是瓦岗军自身也损失严重。洛阳的王世充乘虚进攻瓦岗军，李密战败，投降李渊。其后，李密企图东山再起，被唐所杀。

武德二年（619）二月，窦建德在山东聊城斩杀宇文化及，威震中原，后为唐朝俘杀。隋亡之后，江淮义军尽有江东、准南之地。武德二年，杜伏威接受唐朝官爵，向唐投降。辅公拓则兵败被杀。

隋末农民大起义从公元611年的王薄首举反隋义旗开始，到624年的辅公拓兵败被杀，前后历经14年，义军总人数约达300万，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它推翻了隋朝的残暴统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同时，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使贵族、官僚、门阀士族等特权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奴隶、部曲、佃客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获得了解放。隋末农民大起义所引起的这些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