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奸严嵩如何攀附上位，恩宠不衰？

编者按：在明代嘉靖年间，严嵩这个名字无疑是与“权力”“贪腐”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赫赫有名的贪官权奸，严嵩以其政治手腕和对嘉靖帝的深刻影响而闻名。本文深入探讨了严嵩如何从翰林院庶吉士，逐步攀升至权力顶峰，成为嘉靖帝身边的红人和实际掌权者。

众所皆知，严嵩乃是明代赫赫有名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对他的恩宠长达十几年之久，信任之专，可比张璁。严嵩为弘治十八年进士，曾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杨廷和为其座师。严嵩本有大好前途，与其同年者不乏才俊之士，例如顾鼎臣、翟銮及湛若水等人。然而，严嵩眼见正德朝政败坏，以母丧乞休为由，避官钤山十年，虽错过了向上爬升的机会，但居官南京，远离权力中心，没有卷入“大礼议”的风波，躲过了被株连的厄运，也让自己成为中性人物，不容易被人划归某党某派。后来，严嵩利用桂萼的关系（两人本乡友，桂萼之子曾就学于严嵩）得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前往承天（湖北安陆）祭告显陵，又建议嘉靖皇帝撰写显陵碑，给嘉靖皇帝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很快就升为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后，又借同乡夏言之力，改任南京吏部尚书。

当夏言担任次辅时，严嵩对他十分恭谨，极力讨好（严嵩早夏言四科，却称夏言为先达，可见其柔媚手段）。于是夏言视严嵩为私党，甚至“以门客畜之”，让严嵩暗恨不已。但严嵩仍对夏言保持温顺的态度，以便利用夏言的势力进入中央任官。正巧当时礼部尚书顾鼎臣入阁，夏言便推荐严嵩担任礼部尚书，又因其文采过人，于是让严嵩入值西苑专为皇帝撰写青词，渐获得嘉靖皇帝的宠信。然而，严嵩真正获得皇帝青睐的契机，却缘于嘉靖十七年的议礼风波。前面曾述，通州休致同知丰坊建议恢复明堂之礼，让献皇帝称宗，以配上帝。首辅夏言持观望态度，不敢如前首辅张璁一样勇于反对。礼部尚书严嵩本持反对意见，后因嘉靖皇帝不悦而尽改前说，甚至为之规划礼仪，“益务为佞悦”。

南巡过后，嘉靖皇帝日益宠信严嵩。这让夏言开始注意严嵩的动向，欲除去严嵩，于是利用亲附自己的言官，大肆批评严嵩贪赃枉法。可是，嘉靖皇帝出于“分而治之”的意图，对言官的论劾置若罔闻，还极力称赏严嵩的忠诚，“欲以讽止言者”，扶植严嵩的势力。后来，夏言屡遭斥责，严嵩意欲取代夏言的位置。严嵩先与郭勋联合，诋毁夏言事上不敬；郭勋死后，严嵩又与崔元、陶仲文等人密谋，欲谋首辅之位，因而借夏言不戴香叶冠、劝谏少行斋祀、赴西苑独乘腰舆等事，趁机构陷夏言，离间嘉靖皇帝与夏言的关系。嘉靖皇帝信之，命夏言致仕，“盖嫉人贤己，欲美必皆己出，亦无归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迁于忠谨敬畏之地”，“军国重事径自私家而专裁之，王言要密，岂宜人臣视如戏具”。就这样，严嵩巧妙地击败夏言，得以顺利进入内阁。

正得殊宠的严嵩入阁成为次辅后，嘉靖皇帝特赐票拟权，这等于削弱了首辅拟票的专权，让严嵩的影响力明显地比首辅翟銮高出许多，内阁出现首辅、次辅相斗的状况。严嵩意欲除去翟銮，取而代之，因而拉拢吏部尚书许赞，形成联合阵线，还鼓动言官上疏弹劾翟銮的不法情事，更指使刑科给事中王交等人污蔑翟銮二子有舞弊之事。嘉靖皇帝大为震怒，斥责主考官：“二子纵有轼、辙才，岂可分明并用。”翟銮及其二子获重罪，被夺官秩，其他与嘉靖二十三年会试有关的官员，皆以阿谀翟銮之罪遭到重罚。科场逐渐转为党争的战场，挑选考官人选之事，往往也隐含不同政治力量的较量。

翟銮被罢免后，严嵩如愿成为内阁首辅。时隔不久，严嵩奏请再择人入阁，不愿像夏言一样有独相之嫌，并推荐吏部尚书许赞和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嘉靖皇帝欣然允诺，让熊浃接任吏部尚书，费寀接任礼部尚书。严嵩推荐许赞入阁的原因，乃酬谢许赞助己斗倒翟銮之功。至于张璧，则因其生性柔和，年迈多病，无力干预严嵩。许赞、张璧入阁后，仅充备员，不但无权参与票拟，也无法入西苑侍值，让许赞忍不住私下抱怨说：何必夺我吏部，让我瞧别人的脸色行事？由此可见，严嵩实与独相无异，朝政大权握于严嵩一人之手。

严嵩能常固君宠的原因，一是善于察言观色，又能不避讥笑，勤撰青词，助赞修玄；二是任劳任怨，在西苑日夜值班，处理众多奏疏，让皇帝高枕无忧；三是厚结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互通声气，利用内官打听宫中消息，伺机逢迎，“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四是善作皇帝耳目，既不抗颜犯上，又不执着礼法，表现出代主受过的姿态；五是利用亲附自己的言官攻击政敌，借嘉靖皇帝之手重惩弹劾自己的言官。

当严嵩成为首辅后，有不少批评严嵩贪赃的弹劾。嘉靖皇帝心里有数，虽不问罪，却开始怀念夏言，欲借夏言来分化严嵩的势力，特旨召回夏言，恢复一切职衔。为了避免严嵩不满，又赐严嵩少师荣衔，“以示并重”。根据惯例，夏言重入内阁，必再任首辅，严嵩必须交出票拟权，降为阁僚。夏言复位后，自然不会忘记自己被整下台的屈辱，十分痛恨严嵩，遂独掌票拟之权，架空严嵩，“直陵之，出其上”。朝臣们见到夏言复出，料想夏言又能压制严嵩，因而再聚集到夏言身边，欲除去严嵩及其党羽。夏言集合言官的舆论力量，整治严嵩的私党，将其党羽一一剪除，削弱严嵩之势，又整顿吏治，罢去一些贪官污吏，这无疑是针对严嵩贪赃的毛病，借题发挥，以示警告。严嵩不敢相救，心实恨之，但不敢轻易出手，与夏言公然相抗。

可是，夏言却弄巧成拙，自毁前途。因为遭弹劾的官员里，便有嘉靖皇帝最为信任的陆炳和崔元二人。他们为报一箭之仇，转与严嵩合作，欲除去夏言。此外，夏言也无法得到所有官员的认同，反而出现了许多怨言。夏言一无所知，不知防范，仍傲慢专横，又不愿再迎结皇帝，渐失上宠。不久后，河套议起，夏言思建不世功，便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欲收复河套。曾铣和御史们皆极力主战，但陕西三边的地方官员们却不赞成，以为与蒙古交战，胜负难定，耗费极大，建议皇帝慎重考虑。此时，蒙古俺答部又开始骚扰黄河沿岸，陕西也不断传来灾疫，让嘉靖皇帝颇为踟蹰，只好求神问卜。没想到，扶乩的结果是“主兵火，有边警”，这使嘉靖皇帝一改初衷，心倾主和，重开廷议。

严嵩与陆炳见帝意动摇，便极言河套不可以武力复之，批评夏言擅权自用，又指使宦官污蔑夏言，捏造夏言致仕离京时曾私谤皇帝，颇多怨言，企图挑起嘉靖皇帝的猜疑。同时，严嵩还勾结与曾铣有仇的甘肃总兵仇鸾一起诬陷夏言，谎称夏言由苏纲（夏言继妻之父）从中牵线，私下收贿，于是帮曾铣掩盖边事失利之事。嘉靖皇帝大怒，命夏言致仕。不久后，嘉靖皇帝便以交结近侍罪，诛杀曾铣，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夏言被斩于西市。严嵩登上首辅之位，恩宠不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遭御史邹应龙劾去为止。

摘自《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