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当令史到底有多累？不只是写写文字那么简单

令史参与了秦汉县廷的许多工作，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的诸多环节。尽管这种参与程度和参与范围在秦汉不同阶段并不相同，但是作为文书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令史在秦汉基层行政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令史的职能

令史常见的职能涉及文书、监督、行庙等方面，其中文书、监督职能涵盖方面较多。

受到中央机构设置情况的影响，秦代县内部机构设置处于诸官、诸曹并立的阶段，诸官长官为啬夫，令史主要在诸曹工作，负责处理相关文书。令史处于文书工作的第一线，令史的工作情况会影响相关具体行政事务的最终执行情况。

秦汉时期县廷的官文书可以分为上行文书、平行文书、下行文书，令史皆可负责。令史的文书职能主要通过“某发”、“某手”、“某半”的形式呈现，具体包括文书的接收、开启、书写抄写、发出、签署等。

文书加盖令、丞等长吏的官印方具备法律效力。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令史很明显是没有印绶的。但是令史在这一环节依然发挥着作用。秦及汉初，御史负责记王言并形成制诏，并以“制诏御史”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秦汉史籍和简牍之中。

皇帝体制初创，帝国体系尚不成熟，皇帝政务繁忙，帝国事务主要决于皇帝。即使当时并没有形成“代王言”之制，但是皇帝不可能每道诏令都要亲自书写，御史便承担了“记王言”的职责，负责诏令的记录和传达。

与之类似，当时县廷是地方行政事务中的重心且是上下级行政连接的中心，县廷成为文书流转的关键节点，县令、县丞等长吏事务繁忙，同时诸官权力尚较大，县令等在处理政务之时需要一个属吏代长官行事，负贵书写相关文书，然后再将相关文书盖印封缄发出，令史便承担了这种职责。

秦及汉初，县廷并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见于文献。在县廷属吏之中，令史从事监督工作有先天优势。从培养方式来看，令史或是因在学室之中成绩最优秀获任、或是由其他行政工作经验丰富的史晋升，有较强的文书工作能力，对县内的具体事务都比较了解，对统计工作有一定的经验。

从实际工作经历来说，令史负责代表县到郡监御史治所校雠律令，对律令程式掌握程度较高；令史在诸曹工作，主要辅助县令，对县廷事务颇为了解。

令史还具有监督职责。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直接参与组织粮食出仓的过程，这时需要在解决粮食出廪问题之后再处理“故吏”不足的问题。仓官中有一定数量的刑徒进行劳作，仓官除了提供口粮之外还要供给衣物，由令史监督。

令史的选拔迁转

秦代官吏的主要选拔方式是军功爵制，爵位赏赐尚严格按制度执行，凭功而获爵任官是成为官吏的主要路径。至两汉之时，最重要的选官任官制度是察举制与征辟制，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途径选拔官吏。

此外，秦汉还有推荐和保举、任子、输粟买官等选用官吏途径，这是对特殊阶层的一种让步，是贵族政治的一种残留。在实践过程中，秦汉官吏的选拔迁转的标准最重要在于功、劳，令史同样适用于这条标准。

“史”的来源是“史学童”或“史子”，要想成为史需要能背诵五千字以上，史中考核成绩最优秀的一人方能成为县令史。秦时要成为令史需要能熟练书写多种文体、能够熟练处理文书，需要学习律令以处理刑狱之事。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了西汉初期。

从五千字到九千字反映了学习考察标准的提高，对史职素质的要求的提升；同时，从“史学童”到“学童”，史的选拔范围扩大，史职的世袭性明显减弱。汉代文字、文书能力逐渐成为官吏必备的基本素质。

但是这种从“学室”中选拔出来的令史数量无疑十分有限，无法满足令史的数量需求，令史的任职明显存在其他的选拔途径。积功劳是令史的重要出身途径。功劳既是官吏选拔的标准，又是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

秦汉时期功的重要性要明显大于劳，积劳为功虽然存在但是限制比较严格。对于擅自增加功劳的行为，秦汉律令则规定明确的惩戒措施。

秦汉时期的功主要分为军功和事功，战事较多及边郡地区则主要体现为军功，战事减少则以事功为主。无论哪种形式的功、劳，都是令史选拔的主要依据。令史在履职之前，一般己担任过低一级史职，而秦汉时期对入仕会有身份、年龄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间接影响了令史选用。此外，犯过罪的人不得担任令史。

在秦朝，即使已经成为狱史、令史、有秩吏、属、尉佐等吏，一旦入赘即失官可见秦对赘婿不得为吏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秦对赘婿的限制是受到了战国其他国家对赘婿进行限制的影响。

战国时男子一旦为赘婿会影响数代的入仕。蒋非非认为秦对赘婿的限制表面上是道德因素，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秦律对赘婿加以限制有对户口、授田、赋役等方面的考虑。赘婿多为家境较差之人，任用赘婿为吏也不利于吏治。因此赘婿不得为吏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令史升迁除了要积功劳之外，考课结果也会影响到升迁，秦汉考课制度己经可以覆盖到县廷自行辟署的属吏。以上是令史向高级吏职迁转的表现。

令史向官迁转属于郡县吏员向官迁转的一种，传世文献中并没有令史迁转为官的情况。从传世文献来看，秦汉官吏升迁途径成扩张态势，越靠近皇帝则越易受到破格提拔。但是对于县令史这种基层小吏来说，按制度获得升迁方为主流方式。令史的迁转同令史的选用一样主要是靠积功劳实现，而迁转的主要方向是向髙级吏员迁转。

令史的待遇

从秦汉时期的官阶管理是爵一秩二元体制，爵发挥着身份制功能、禄秩发挥着科层等级功能，爵、秩分离。秦汉时期实行二十等爵制，但是随着爵位尤其低爵赏赐的泛滥，汉武帝以后关内侯以下各爵级迅速“缩水”，所谓的官爵、吏爵、民爵都是如此。

爵制在汉代与官僚的职位、权责、官资的距离日益遥远，日益成为一种“功劳之赏”。秩级逐渐成为成为区分官吏待遇、地位的标准，秦汉主要以秩级为划分标准，相比于周代以爵划分、后代以品位划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秦汉皇帝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官僚受专制皇权限制甚大，当时禄秩对官吏的权益、地位等的规定并不足够。汉代秩级不断变革，呈现出总体禄秩序列变密而下层禄秩序列趋简的特点。下层官吏明显受益更大。

在县廷属吏之中，令史的排名靠前。县令史秩级为斗食。当时成年男子的基本口粮数量每月是粟三石。斗食的月俸完全能够自身的生活需要，斗食的月俸加上廪食完全可以满足夫妻的基本生活需要。

令史的待遇体现为俸禄、廪食、赏赐、官府提供的生活和出差等方面的服务。

俸禄是令史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汉代俸禄按月发放。秦代发放的是实物俸禄。西汉主要是钱，西汉自汉武帝开始将实物俸禄折合为钱发放，东方朔曾作为待诏接受钱、谷同时发放的俸禄。

武帝之后汉廷在国用不足的时也会发放实物俸禄。王莽改制时重新实行实物俸禄，但由于改制整体混乱，官吏的俸禄并不能满足日常需要。东汉初年，社会财富总体不足且主要集中于地方大族，基层小吏待遇不够，因此影响到吏治，光武帝进行了一次禄秩改制，改制之后主要以半钱半谷的形式发放俸禄。

俸禄之外，令史也会接收到来自官府的赏赐。这些赏赐往往具有随机性，而赏赐丰厚程度与秩级相关，对于令史来说，赏赐属于一种额外收入。汉代皇帝会在即位、治丧、立子、立后、祥瑞出现、天灾、祭祀等情况下对官吏进行赏赐。综上所述，令史的最主要收入在于俸禄，俸禄则由秩级决定。

令史作为斗食之吏，享有月俸和口粮供给。月俸曾多次增加，最开始时月俸和口粮完全能够满足夫妻二人的生活需要，最多时月俸和口粮基本能够满足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需要。俸禄之外，令史所收到的赏赐、出差服务等其他待遇也受秩级影响颇大，秩级是决定令史待遇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