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钉子户张新国：扬言要6套房和1亿，硬撑14年，最后怎么样了？

“谁把房子建在这里啊，太缺德了！”

2015年，上海沪亭北路。深夜，一辆小汽车刺耳的急刹车声，令楼上的张新国心头一紧。

不用看，又是一场交通事故。二十多年来，这样的声音，他习以为常了。

就在两天前，他刚刚协助交警处理过一起事故。接下来该怎么办？他早已烂熟于心。

事故频繁的起因，源自他家那栋坐落于马路中心的三层小楼，作为涉事方，他必须配合调查。

张新国家的房子，为什么会建在这里？既然这么多年都不得安宁，他为什么不搬离这个是非之地？

事情的原委，得从1996年说起。

那一年，家住松江九亭镇的张新国，成了街坊邻居艳羡的对象。

他先拿出15万，给自家二层小楼加盖了一层，又拿出30万进行了整体装修。

墙体贴上粉色瓷砖，三楼的蓝色玻璃窗处以弧形装饰，显得十分新潮，内部更是采用了时髦的欧式风格。

而当时大多数人，还只能住低矮的平房。

每次村民路过他们家时，总是忍不住驻足观望，张新国见状，也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去参观。

一番寒暄后，张新国故作谦虚地摆摆手：“这花不了多少钱，不到50万！”

那个年代，上海一套百十平米的商品房，也不过20万。

几句不经意的闲谈，惊得参观者咂舌不已，张新国心里，也不禁滋生出极大的满足感。

张新国是个很精明的人，他将三层楼房的功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二楼住他们夫妇和退休的岳父岳母，女儿女婿连同没成家的儿子住三楼，一楼出租给一户云南籍老板做商铺，每年租金可达5万块。

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这座国际大都市。

九亭镇因为地处郊区，房租相对便宜，一下聚集了众多租户，出行也变得越来越拥堵。

与此同时，张新国一家也面临着了人口剧增的烦恼，儿子成家后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经常因为小事和女儿一家发生争吵。

张新国实在不堪其扰，一度打算卖掉这处曾经令他引以为豪的小洋楼，带着老伴和岳父岳母另寻住处养老。

可此时上海的房价已经上涨，他盘算过，卖掉房子的钱，不够另买三套房。

2003年，一则好消息传来，上海政府要扩修沪亭公路，包括张新国在内的居民，全部面临拆迁。

那些平房里的居民兴奋不已，终于可以搬离这拥挤不堪之地，改住明亮宽敞的楼房了。

张新国的住房虽说还算宽敞，但整体环境不尽如人意，他也希望尽快完成拆迁。

毕竟按照政策规定，除了几套新房，他还能分到一笔拆迁款、临时安家费和后期装修款。

可拿到拆迁合同后，张新国却面色一沉：“就这条件，我不能接受！”

当时的政策是按照宅基地证和家里男孩的数量，来分配房子的数量,女孩不在分配名列。

一份有效宅基证和一个男孩，能分得大、中、小3套房子，共280平米，还有一套多子女政策补偿房120平米，以及230万拆迁款和40万后期装修补助。

张新国有一儿一女，按政策，只能分到4套房子和相应的拆迁款、装修补助费。

这让他心里五味杂陈，原本他以为凭着自家房屋的面积和档次，能多分几套房子。

可到头来，和不如那些住狭小破烂房子的人，仅仅是因为人家比他儿子多。

更可气的是，有一户人家，一个儿子都失踪多年了，也报上了儿子的名字，算下来，比他家还多分了3套房子。

既然人家失踪的儿子都能分到房子，那我为出嫁的女儿争套房子，总是可以的吧？

可当张新国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想法后，直接遭到对方的拒绝：“我们的政策是硬性规定，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坏了规则！”

既然拼人头没有优势，张新国决定拿宅基地证说话。

他这栋三层小楼有两张证，一张是1951年的祖宅证明，另一张是署着岳父名字的房产证。

开发商表示，他们只承认1991年以后新宅基地证，1951年张新国所居住的这一片还属于江苏，他们没法按照上海的标准进行补偿。

为了讨个说法，张新国学会了上网查资料，又旁听了不少关于拆迁补偿的案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任由他如何协商，拆迁办始终不愿意按他的方案给予赔偿。

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也不愿再搭理他了。

这令张新国气不打一处来，既然你们不通融，那也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眼看工期临近，当拆迁办再次上门动员张新国时，他再也憋不住了：“给我6套房子，外加一个亿，否则免谈！”

这个价码，将拆迁办吓得目瞪口呆。

剩下的几家钉子户看到张新国如此强硬，又纷纷改口提高价码，拆迁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拆迁办的反复劝说，总算让他们在合同上签了字，就剩下张新国一家还在坚持。

张新国之所以如此坚定，除了对分配方案不满，还有自己的小九九：这套房子，正好处于规划的主干道上，是整个开发项目最重要的地方。

他料定开发商绕不过，肯定还会找他谈判。

如此重要的政府项目，当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僵持而搁浅。

因为张新国的坚持，沪亭公路扩建到他家附近时，特意绕开了这处房屋，原本宽阔的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

可自此以后，张新国一家再也没有安宁过。

因为车道突然变窄，往来的司机不得不拼命鸣笛示警，昼夜不停的喇叭声，令张新国一家坐卧不安。

除了噪音，还有大货车经过时，带来的强烈震动。由于路面据他家太近，每次有大车经过，连带着地面都跟着颤抖。

痛苦还不止于此，有时车子会突然冲进他家的院子，即使他在房子四周安装了防护栏，依旧无济于事。

每次被传唤到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久而久之，张新国也顶不住了心理压力了。

就算没有酿成事故，那些不熟悉路况的司机，看到这么一栋房子突兀地横在马路中心，也忍不住破口大骂。

甚至有脾气火爆的，下车敲他家窗户，骂得那叫一个不堪入耳。

自知理亏的张新国一家，也只得紧闭门窗，不敢回应。

整天忍受着噪音不说，就连日常晾晒都没法进行，打开窗户就是飞扬的尘土和汽车尾气，一家人只得将洗好的衣服晾在室内。

一楼那家云南商户早已搬走，四周也没有一户人家，没了街道办的维护，住处经常断水断电。

儿女们实在受不了这么恶劣的环境，便拖家带口地搬出去租房子住了，偌大的三层楼里，就剩下张新国夫妇和岳父岳母。

再后来，岳母也不堪噪音的袭扰，心脏病复发去世了。

张新国的老婆痛哭一场后，将怨气撒在丈夫身上：“这里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原本计划在这一带修建的医院、学校、菜场等场所，也因为张新国这处房子的归属问题，迟迟不能修建。

附近居民对他们一家也颇有微词。

与此同时，以前的街坊邻居到他家串门，也总是无意间炫耀他们宽敞明亮的住房、便利的生活条件，这更让张新国如芒在背。

夜深人静时，他开始动摇了，这么多年的坚持，落得如今这四面楚歌的境地，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想起退休后的这些年，他一直忙着处理这些糟心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再也耗不起了。

可如今，他又不好意思主动拉下脸找开发商谈判，只得希望有人能充当中间人，帮他与开发商协调拆迁的问题。

2016年，这个人出现了。

他叫陆辉，时任沪亭北路九里亭社区动迁办主任。

得知张新国的情况后，陆辉几次到他家拜访，与他唠家常、关心他们的身体、问问小朋友的学习近况，但从不谈拆迁的事。

一来二去，张新国对陆辉敞开了心扉，将一家人这些年经历的苦楚，一五一十地向他倾诉。

经过三个小时的推心置腹，陆辉为张新国详细解释了国家政策，并为他们提供了两种结果：

如果他家愿意接受拆迁政策，还可以按照14年前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法院会启动强行拆迁程序，那时候他家只能分到两套房。

一样的结果，但平白少了两套房。

而这时九亭的房价，已经飙升到五万一平米了。

最终，张新国听从了陆辉的建议，爽快地签了协议，按照此前的政策，他共分得4套房子，外加270万的拆迁补偿款。

2017年9月13日，65岁的张新国带着老婆，和90多岁的老丈人，终于从这栋坚守了二十多年的“碉堡”里搬了出去。

临走前，有人问张新国：“马上要搬走了，会不会有点不舍呢？”

张新国摇摇头没有说话，儿女们接过话茬：“这破房子有什么舍不得的，快搬走吧！”

三天后，这座曾经令张新国引以为豪的洋房，在两台挖掘机的轰鸣中轰然坍塌。沪亭北路畅通无阻，张新国也搬进了新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回过头来看，张新国坚持了14年，除了身心俱疲，却没能因此多出一分钱的补偿。

可2017年的230万，和14年前的230万，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坚持终将会变成可怕的偏执。

人生苦短，我们不妨学会通透豁达，只有心怀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才能愉悦自己，才能与往事和解，才能迎来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