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栋戏曲文集：京剧《捉放曹》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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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栋戏曲文集

王如昆编

京剧《捉放曹》评析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其中的故事情节，在我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了。这些故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除了这本文学著作而外，还借助于戏曲的社会功能。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化知识的普及，多数还依靠口头宣传，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普通民众不可能获得文化教育（不独我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说唱与表演艺术，是历史故事得以流传的非常重要途经。但是说唱戏曲的表演，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虽然其中也包含有文学成分），正如作为文学著作的《三国演义》不同于史书的《三国志》一样。除了史书的严肃、可靠和文学著作允许虚构、假设而外，在写作方式方面，二者也有显著的不同。记载历史的是使用提纲、条文方式。而演义文学必须叙述有始有终的完整故事。为此，就需要充实不少细节，增添一些过渡的情节，虚构若干陪衬人物等等，使各种历史事件能连贯起来，达到某种历史结局。只有做到合乎逻辑并贴近生活，才能使读者信服。对于曲艺和戏曲来说，文学著作又只能是一个“蓝本”或者“框架”而已，若仅仅按照文学著作照本宣科，也将失去生命力，必须有充分发挥曲艺的语言功能或戏曲综合艺术的表演功能，才能使原来的文学著作中的故事更形象，更加生动，给人们听觉上或视觉上鲜明、强烈的刺激和感受，才能受到广大观（听）众的接受和欢迎。

《捉放曹》是“三国戏”中常演不衰的一出保留剧目，可以说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第一出“三国戏”。在“三国演义”中，前面有“桃园结义”、“破黄巾”等故事，都不见于京剧舞台。传统节目中还有“斩熊虎”、“打督邮”等戏，也几乎看不到了。实际上它成为“京剧《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回”了。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插曲”，八百页的巨著（新版）中，只占了一页半的篇幅， 可是在京剧舞台上，却是人们印象极其深刻，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彩剧目。

（一）曹操其人

人们对历史人物曹操的政治评价，有两种相反的观点。肯定的说法，将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当世豪杰；否定的说法将他说成乱世奸雄、一代暴君。戏曲舞台倾向于后者，白脸扮相。这种类型的人物很多有：赵高、司马懿、严蒿、贾似道等，但以曹操最典型。此脸虽奸，还透露出几分英武，具有一种雄才大略的气质，比一味刻画奸险更难些，必须掌握好分寸。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有一度为曹操翻案之风，有人指责戏曲舞台过分丑化了曹操的形象。自那时起，京剧舞台上的曹操脸上开始抹上一些粉红色，似乎这样就增加了曹操一点“人气”。裘盛戎在演出新编剧目《官渡之战》中开始在曹操脸上抹红，后来人人仿效，似乎已成了定例。以前京剧舞台上曹操都是大白脸，从电影《群英会》、《借东风》上面可以得到佐证。其实脸上抹红的做法，并没有美化曹操形象，这同张飞、廉颇等人不同，这些正面人物的脸谱，都是“三块瓦”类型，有大块黑白对比，他们都是天庭饱满，眼窝上挑，面颊部分抹一点红色，生气勃勃。而曹操的白脸，压低了脑门，（表示心胸狭隘）如果白底子上直接抹上红色，缺少过渡层次，颜面好像肺病患者那“潮红”的面容。反而减弱了曹操那种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特别是在“华容道”中那张被揉脏的脸，既不严肃，更不美观，倒是过份丑化了曹操的形象，曹操具有过人的见识与胆略，在《捉放曹》的戏中一出场就表露无遗。

《捉放曹》中的曹操穿戴特殊，一身紫色服装，头戴紫色风帽，身穿紫色箭衣，外披紫素褶子，腰挎宝剑，手执马鞭，踩着【快长锤】锣经的节奏，疾步上场。走到舞台中央，一个【错步】切住，举目四顾，显得慌张择路的样子，正衔接了前面他刺杀董卓未成，畏罪脱逃的情节。接着起唱，向观众简单介绍了刺董的情由。这虽是个过场，一组典型的程式动作，极概括地点出曹操浪迹江湖的艰难处境，同时又表现出他怀有扭转乾坤的宏伟志向和内在情怀。

从第二出开始进入了“捉曹”（公堂）的剧情，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场次。可是现在舞台上很少演出这折戏，虽然剧目名称仍然打着《捉放曹》。然而“捉”、“放”情节都在“公堂”这折戏中表现。“行路”“杀奢”与“宿店”都是发生在之“捉”、“放”情节之后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后面这两个折子戏中包容的唱段比较精彩。观众对于前面的情节已十分熟悉，不于关注，唯偏爱于京剧的歌唱艺术，而逐渐地疏远了前面的部份。其实，我以为“公堂”的戏，不仅情节非常重要，其中的做表、说白与唱腔也很精彩的，有戏可看。将它同“行路”、“公堂”连起来演出，不仅青年演员来说，可以通过演出，得到比较全面的艺术实践，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

起初，曹操来到了中牟县城门口，从守城衙役的口中知道这儿的县太爷是陈宫，曾“闻得陈宫，颇有才学，不免趁此机会，用语言打动他，劝他随我游说诸侯，共灭董卓，岂不是好？”于是自己暴露身份，主动投案，为的是见陈宫。这是因为三国那时候，社会动乱异常，曹操胸怀大志，正想网罗人才，估计陈宫怀才不遇，有可能就范，才冒死一试。这是戏曲作者的创造，《三国演义》中的描述不是这样，曹操被捉，押上公堂，被审案的陈宫一下子就认出来，因为他曾经在洛阳见到过曹操本人。小说中是陈宫主动，京剧中是曹操主动，在塑造人物方面，各有侧重。

公堂之上，二人先是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曹操显得傲慢而无赖，陈宫反居下风。最后曹操的深明大义感动了陈宫，使陈宫下决心释放曹操，并随同他浪迹天涯，共图大业。

这折戏中，曹操有两段【原板】，多数是【快板】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陈宫【二六】及同曹操的对唱也相当精彩，有情节、有看点。

在后面的“行路”（包括杀著）、“宿店”的戏中，曹操主要表现了多疑与残暴。“俺曹操一生，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来负我！”以及“你的言多语诈！”两句白口直点主题，应有千钧之力。在“宿店”之中，他只是一个配角，开始住店的几句话，只是铺垫。他向陈宫劝酒时，已经看出陈宫对他无故杀人的举动十分不满，也不介意。最后说的：“陈宫啊陈宫，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是气话而已。虽然最后是他杀了陈宫，但他非常的惋惜。并且十分厚待陈宫的家属，由此看出，曹操毕竟还是爱人才的。

（二）陈宫其人

陈宫在《三国演义》之中，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空怀一身才干，终身未能发挥。最后落得个屈死白门楼，画上他一生的句号。

史书《三国志》中，没有说到曹操刺杀董卓的事情，只是他不愿为董卓谋事，“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这大概就是曹操在中牟县被捉、被放的事迹。其中没有以献刀行刺董卓的事件。虽然涉及是衙门，但没有指出陈宫所为。陈宫只是在白门楼失败被擒，不肯投降曹操，终于被杀，仅此而已。小说《三国演义》将曹操中牟县被捕与白门楼之事串联起来，塑造出了陈宫这一悲剧人物。

三国时代政局纷乱，加上董卓专权，民不聊生。作为一介儒生的陈宫，仕途渺茫，他空怀一身才学，却报国无门。当时以考试录用人才的科举制度还未形成，（隋朝才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他忙碌一阵，才当了一名小小的中牟县令。当看到曹操气宇非凡，盛气凌人。将来可能成就大业。在三国那时代，知识分子谋求个人前途，机遇特别重要。陈宫面临眼前现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将曹操押解回京，领取董卓的赏赐，这是唾手可得的实惠。但是他看到董卓政权的腐朽本质，前途未必见好，就选择了释放曹操，并追随他纵横天下，共创宏图。如此虽有风险，但前景充满希望，因此最后毅然决定放弃目前的官位，选择了后面一条政治道路。应当说陈宫看曹操没有看错，如果没有途中杀吕伯奢一家的的变故，他一贯辅佐曹操的话，也许他是能够成就一番大业的。由于“杀吕”的突发事件，使陈宫改弦易张，同曹操分道扬镳，终于投靠了吕布的帐下，未能发挥的他的才干，落得个悲惨结局。

在中牟县公堂时候，陈宫是地方父母官，大权在握。出了中牟县，因为有恩于曹操，曹操事事还尊重于他，他也维护着曹操的安全。例如：当吕伯奢认出了曹操的时候，曹操当即否认，陈宫也跟着附和。当吕伯奢说明同曹操特殊关系之后，陈宫生怕节外生枝，劝曹操“赶路要紧”。奈于吕伯奢的热情相邀，陈宫还提醒一句“去得么？”足见这时候，曹操还是相当尊重陈宫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是曹操主动领陈宫来到吕伯奢的庄院，说明曹操原来对吕伯奢是绝对信赖的。如此，曹操出于多疑，而杀了他们全家，就更加令人可恨了。这是《捉放曹》的另一个版本。）当吕伯奢出门沽酒的时刻，曹操听到后院某些动向，产生疑惑。陈宫再三劝他冷静，而曹操的气焰逐渐高涨，二人的关系也在由平等逐渐转化，陈宫已经无法劝阻曹操的越界行为，因而造成吕伯奢全家遭殃的惨剧。曹操一不做、二不休，杀人之后还要放火，实在是太过分了！以儒家思想为经典的陈宫说：“这杀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不料得到的回答使陈宫大为吃惊。曹操说：“俺曹操做事，要做得干干净净！”接着，不由分说，对陈宫直接下命令：“闪开了！”这时，曹操凶残的面貌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陈宫已经沦为他的附庸，人已杀了，房也烧了。这时“见一捆猪在厨房”，终于发现一时莽撞，闯下了大祸。至此，曹操“走为上策”，他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于是陈宫只能叹息唱道：“原来贼是人面兽心肠。”

二人出得庄来，不巧又遇见沽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为了做事“干干净净”，竟又把吕伯奢一剑杀死。这使陈宫忍无可忍了，向他爆发出愤怒的谴责：“似你这样疑心杀人，岂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不料他曹操却说出了更使人不能相信的“惊世”名言“俺曹操一生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来负我！”听到此话，陈宫仿佛一声晴天霹雳，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哦”！这一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原来如此！竟是这样的负义之人！怎么没有看出他的狼子野心……接着起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慢板】“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倾诉了这时候他极端惊惧的恐怖心理。这一段的唱腔的开头“听他言吓得我”不同于任何【慢板】的起唱，用了高音如横空出世，充分提示了陈宫当时的十分复杂心境。此时曹操很不耐烦，进逼一步道：“你的语多言诈！”拔出宝剑对陈宫进行威胁：“嗯！”这时候陈宫屈服了，他别无选择,曹操拔宝剑，并非仅仅是威胁。他完全可能杀掉此时阻碍他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人，如同吕伯奢一样。陈宫并不是怕死鬼，只是这样的死对他来说，真是太窝囊，太不值得。他放弃官位，跟随曹操，原本是为图个辉煌的前程。如果就这样默默搭上一条性命，抛尸荒郊野外，若是太平盛世，或许还有官府会查究。如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路旁横尸之事，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理会，岂不冤沉海底！后来在白门楼下，他成为曹操的阶下囚。那时候，他视死如归，毫无惧色，成就了一名不怕死的英雄。可惜他一生没有遇到明主，落在匹夫吕布的麾下，辜负了他毕生的才华。这折戏的末尾，曹操唱了【流水】，最后一句唱词“五阎君撞着咱也要斩杀！”其嚣张气焰已无以复加。其实曹操这时也已经觉察到陈宫同他离心离德，但并不想杀他只是警告他而已。从此时起，陈宫与曹操已不是并驾齐驱，他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曹操捏在手掌心的玩物，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一切都得听从曹操的支配。在这折戏中，陈宫的人格一再降格，层次分明， 使人一看就明了。最后，他只能暗暗地诅咒曹操是“井底之蛙”。

“宿店”是以陈宫为主的唱工戏，他以【二黄慢板】唱了大段“叹五更”，表示一夜末眠,辗转反侧，悔恨交加，甚至动了杀人的念头。但毕竟他是饱读诗书的文人，怕落一个“不义”的骂名，便没有下手，留下一首诗云：“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

在“宿店”中陈宫于唱段之中表达了他心中的悔恨心情，似乎他错看了人，也错跟了人。其实他既没有看错人，也没有跟错人,凭他的洞察力，看到了曹操具有改天换地的宏大气魄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凶狠残暴的另一面。如果没有相遇吕伯奢这偶然的事件，他跟随曹操，或许也还是有一番作为的,虽然比不上郭嘉、荀彧等人的成就，也许能够相当程昱、许攸等人，至少要比蒋干强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同杨修、孔融那样可能被杀的下场。无论如何，总不会如小说和戏曲所描绘的那么窝囊。

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杀人无数,遭到他错杀、冤杀的上将、名士若干,论身份地位都高于贫民吕伯奢,但是杀吕伯奢是他一生中最不得人心的劣迹。这儿借陈宫为曹操下了“奸雄”的称谓，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国演义》为曹操下“奸雄”定义的人，是汝南许劭。《三国演义》第一回中记述：“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此段描述，未能给人留下印象，而《捉放曹》戏中，陈宫为曹操下的“奸雄”结论，却人人皆知。这正是这段戏文,具有无限艺术感染力的证明。通过此文的剖析，对照当前的戏曲创作，只注重剧本的文学性，不是在发扬表演艺术方面设想，甚至千方百计抹杀传统技巧，作为衡量创新尺度,这种倾向，将给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带来灾难。窃以为，应当对传统的优秀剧目加以深刻的研究总结，遵循戏曲的发展规律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剧目。

（三）曹操脸上的杀纹

京剧通常演出的节目中，最初出现曹操的戏是“捉放曹”。昆剧中的“连环计”里有“议剑”和“试剑”两折的情节,这是“捉放曹”之前的事。说的是王允密谋刺杀董卓的故事。

在这两折戏中，曹操由“副行”来扮演,在京剧里归“丑行”。因为这两折戏中，董卓属于净行，王允是末，按昆曲传统每折戏中的行当不可重复，所以曹操只能归丑类的“副行”应工，而在京剧中曹操一直属于架子花脸。京剧“捉放曹”中出现的曹操，已经是行刺董卓未遂在逃的通緝犯了，他的穿着具有一股风尘仆仆的侠士服装，郝寿臣演出此剧的勾脸，仍是个大白脸。

前辈净行表演艺术家在演出“捉放曹”时，于“杀吕”之后，去后台将脸上添加了一笔杀纹，仅此一条神来之笔，使原来尚有一点侠士气概的面容立即成为满面横肉，一番凶杀之相。从此以后，戏中出现的曹操，脸上都多出这一条杀纹。通过这一条杀纹，曹操阴险凶残的本性，在脸上便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一付剑眉尚具有一些英武气概，这时候的曹操刺杀董卓的行为，还属于义举。在中牟县公堂不肯下跪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但是在陈宫弃官随他出走，冤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还道出了“俺曹操宁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一句名言。这时人们顿然对他产生憎恶，这成为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历史污点。他一生中杀人无数，其中冤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杨修、华佗、孔融、蔡瑁、张允等，他们的身份都比一介草民吕伯奢高得多。但是杀吕之举最不得人心，即使是为曹操竭力翻案的历史学者，面对此一史实，也为之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