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平原：很多“才子”，不屑于做小事，整天想着横空出世

曾经不止一个美国教授和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反映，你们北大学生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

开始他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

他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本文来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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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买进”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善待学生”，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

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

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一流”。

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训练”、“才情”与“舞台”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01.教育的功用是让中才

也能通过努力，成就一番视野

为什么把“训练”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

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

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操正步”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

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

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人好”：“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

▲学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习

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

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

▲哈佛大学图书馆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

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对大家的“志向”与“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才”与“手”，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

02.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

有灵气有想法还需要用心经营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

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

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小说”到底是“写”还是“做”——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才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匠心”而无“匠气”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

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资格考试”到“开题报告”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

▲北大学子准备答辩中

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03.要真做好学问，还需要表演的舞台

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等。

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酒”的存在。过去说，“酒香不怕窖子深”，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

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

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表现自己”。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

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独白”，还得学会“倾听”。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获益匪浅”的学者，越来越少。

▲陈平原教授在学术交流会议上发言

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

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PPT，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

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

04.仰望星空，更需要脚踏实地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

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

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翘课”。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

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佳话”，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假话”。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可张文还有一句：“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学术大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学术空气”，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

▲著名学者张中行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

如此“悠闲”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好玩”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日常生活”，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追忆”，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