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碗黑豆两只羊，我一辈子都难忘的陕北情

知青往事：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那次杀羊打平伙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之所以后来不吃羊肉了，就是因为在陕北插队落户时亲眼目睹了陕北老乡那次杀羊的经历。时隔多年，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杀羊打平伙的那次经历我至今难忘。

当年我们插队落户在陕北延安地区的刘家塬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一起到刘家塬大队插队落户的基本都是北京海淀区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岁。因为我的年龄最大，我被大家推选为三队知青小组的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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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到陕北时，我们十一名知青（四名女生七名男生）分散开在老乡家里借住了五个多月，后来队里为我们知青打了三孔新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就搬到知青点居住了。

新成立的知青点就在三队牲口棚（也叫饲养室）的坡上，我们能清晰地听到牲口棚里牛羊和毛驴的叫声。饲养员刘大伯有时在院子里挑逗两只公羊顶架，我们就站在硷畔上看热闹。

到了秋后，地里就没什么要紧的农活了，虽然我们也天天出山劳动，但基本上就是干半天歇半天，纯属就是磨洋工混工分。吃过晚饭，有时感到无聊，我和几名男知青就到坡下的饲养室找刘大伯拉话，看他挑逗两只公羊顶架。

起初我们以为刘大伯让两只公羊顶架是为了看热闹，后来才知道，那两只公羊精力特别旺盛，每天不让它俩顶架消耗一下体力，它俩在羊圈里也不老实，有时顶的门板咚咚响，到了半夜都不消停。

刘大伯当年不到六十岁，走路有点跛脚，他很淳朴很善良，对我们北京知青特别热情。三队的饲养室一共四孔土窑，一孔土窑里喂牛，一孔土窑里喂驴，一孔土窑是羊圈。靠外面的那孔土窑里有土炕也有锅灶，是刘大伯吃住的地方。饲养室的院子也挺大，在刘家塬三队，除了队部大院，再也找不到这么宽敞的院子。

三队饲养室里一共就有两头耕牛和两头毛驴，还有十几只羊，刘大伯只管喂牛喂驴挑土垫圈，夜里打更。那十几只羊不用他喂，队里安排了一位老汉天天上山放羊。每天傍晚，拦羊老汉把羊赶回羊圈，刘大伯只负责给羊饮水。

别看队里的牲灵不多，可也够刘大伯忙活的，农忙时节一天要喂三遍饲料，特别是春耕的时候，夜里还要给耕牛和毛驴增加一次精饲料。除了喂牛喂驴、挑土垫圈和起牛粪（把牛圈的牛粪挑到粪池里沤一下）以外，还要铡草料挑水。水井虽然就在不远处的泄洪沟沟坡下，可刘大伯腿脚不利索，一天四担水，成了刘大伯不小的负担。

刘大伯是个光棍，吃住都在饲养室。刘大伯也有自己的家，他家里有两孔土窑，一孔土窑里有土炕，一孔土窑是冷窑。刘大伯每天都回家喂两次鸡，但不在家里吃住。

后来和刘大伯熟悉了，我们去挑水的时候，就顺便帮刘大伯挑几担水，刘大伯非常感动，他逢人就夸我们北京知青善良心眼好，还把积攒下来准备卖了换零花钱的鸡蛋分给我们吃。

那个年代，陕北农村的生活很苦，一年一个人都吃不上半斤油，更别说肉了，有时好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我们平日里也很少能吃到鸡蛋，除非实在馋得不行了，才到老乡家买几个鸡蛋犒劳一下肚子里的馋虫。平日里，三五天见不到一个油花是常事。

搬到知青点的第二年春天，那天傍晚，我站在硷畔上看刘大伯扫院子，刘大伯也看到了我，就冲我招手。大伯冲我招手肯定有事找我，我就小跑着来到牲口棚的院子里。

刘大伯看我来了，撂下手里的扫帚，拉着我走进了他居住的那孔土窑。走进窑里，刘大伯在水桶里捧起一捧黑豆一边往我衣兜里装一边说：“我刚炒的黑豆，香着哩，回去你们几个娃娃分着吃。赶明咱队里要犁地了，队长让我炒了十斤黑豆，夜里给牲灵加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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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十八岁，我那是第一次吃炒黑豆，炒黑豆确实很香，可一想到是喂毛驴的，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麦收结束后，麦田没有套种玉米高粱的山坡地犁耙好只能播种荞麦，荞麦成熟期短，不影响秋天播种冬小麦。那年干旱少雨，没办法播种荞麦，刘队长思谋了一下，决定栽种红薯。

麦茬地栽种红薯，产量肯定比不上春天栽种的红薯产量高。为了能提高产量，在栽种红薯秧苗时，顺便埋上几粒煮熟的黑豆，这也是乡亲们多年来摸索出的生产经验。

因为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原则性比较强，栽红薯那天，刘队长特意安排我管理煮熟的黑豆，告诉我不能让社员偷吃黑豆。为了防止社员偷吃黑豆，刘队长还亲手把草木灰拌在煮熟的黑豆里面。

栽红薯是比较繁琐的农活，首先要到春天栽种的红薯地里剪秧头，用剪下的秧头做秧苗，栽在地里就能生根成活。栽秧苗前，首先要刨埯子，把秧苗放在刨好的埯子里，根部还要压一点土，顺便放上几粒黑豆再浇水。等浇在埯子里水渗到土壤里，然后还要用双手扒土把埯子埋好压实，栽一棵红薯要有好几道工序。

栽红薯是有分工的，男社员负责挑水，女社员在地里刨埯子、浇水埋埯子，我的任务是往埯子里抓黑豆，每埯一小把，最多不能超过二十粒。看看地里都是女社员和老社员，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按理说，我应该去挑水，挑水是最累的农活，理应我们年轻人来干。

刚开始并没有人偷吃黑豆，可我看到了一位大婶偷偷往她衣兜里装了两把黑豆。考虑到乡亲们的生活都很苦，我也就装作没看见。后来又有几名婆姨偷吃黑豆，她们把黑豆放在手心里搓一下，也不管干净不干净，就往嘴里放。看到这种情况，我很纠结，不管吧，队长让我专门负责这事，管吧，她们也不是三岁的娃娃，黑豆里拌上了草木灰她们还吃，那肯定是肚子里的馋虫给闹的。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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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后，在我们知青的提议下，我们刘家塬三队也开始平整土地修建梯田，向大寨学习。刘队长还安排几名社员在村西那条分岔的泄洪沟里修建了一条拦水坝，我们的初衷是把那条派不上用场的泄洪沟淤平了，改成川地种庄稼。

苦干了两个冬季，修建的梯田明显提高了产量，那条泄洪沟虽然还没淤平，但沟里的积水也给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解决了挑水浇菜的难题，栽种红薯也不用回到村子里去挑水了。

1972年的秋收，我们刘家塬三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秋粮大丰收，乡亲们都说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功劳，刘队长和大队书记都表演了我们。为了犒劳我们北京知青，刘队长征求了社员们的意见，队里决定杀一只羊打平伙，乡亲们也好借点光。

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三只公羊，刘队长说留两只公羊做种羊就够用，就杀多余的那一只公羊。要宰杀的那只公羊很肥硕也很健壮，就是经常顶架的那两只公羊中的一只。那两只公羊虽然经常顶架，但从来不顶人，有时我们手里拿一把青草，它们就会跑过来吃我们手里的青草，很友好也很温顺。

杀羊那天，我们三队饲养室院墙上坐满了淘气的碎脑娃娃，院子里也有不少看热闹的婆姨。刘队长原本想让饲养员刘大伯杀羊，可刘大伯是个心软的人，他下不去手。没办法，刘队长只好亲自动手。

当刘队长把要宰杀的那只公羊牵到院子里时，它好像觉察到了不妙，咩咩叫了两声，就挣脱拴它的绳子跑到我身后，紧紧靠着我，好像是在向我求救。刘队长知道我舍不得杀那只羊，就让两名年轻后生过来帮忙。那两名后生刚跑过来，其中一人就被公羊顶倒在地上。

我不忍心看着刘队长杀羊，就跑到了刘大伯的土窑里，那只公羊却紧跟在我身后，也跑进了窑里。那两名后生借机关上窑门，刘队长牢牢抓住羊角，把那只公羊拖到了院子里。

不一会儿，我听到了刘队长的声音：“小羊小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紧接着，就传来了那只公羊低沉的惨叫声……

杀完羊，会计给社员们分了羊肉，记得是按人头分的羊肉，一人四两羊肉，队里的老人娃娃人人都有份。最后的羊头、羊骨和羊下水弄到我们知青点，熬了满满一锅羊汤，光那个羊头就撕下来一大碗肉。

刘队长和我们知青准备喝羊汤的时候，有好几位社员端着碗来要羊汤，说是喝了羊汤能治什么毛病。那天刘队长硬是让我喝了一大碗羊汤，还让我吃了半碗羊肉和羊杂。说句实话，大半年没见过荤腥的我们，猛然吃上一顿羊肉，真的比过年还高兴，那真叫一个解馋啊。可那天的羊肉我没吃出啥滋味来，一想到那只公羊躲到我身后的情景，我心里就难受。

分完了羊肉，喝完了羊汤，最后剩的那个羊尾巴也给了我们知青。那个羊尾巴足有一斤多重，刘队长说够我们一冬炖菜吃的。

那次队里杀羊打平伙以后，常听社员们津津乐道，说羊肉真香，要是年年都能吃上一顿羊肉那该多美呀。

记得是元旦那天，我到饲养室帮刘大伯挑水，经常顶架的那只公羊突然从羊圈里跳出来，一头就把我顶了个仰八叉。那只公羊从来不顶人，他为什么突然顶我，刘大伯都很纳闷。

过了没几天，那只羊突然生病了，趴在羊圈里不动地方，第二天就病死了。接着就是杀羊分羊肉，又是在我们知青点熬的羊汤。不过那次的羊肉我一口都没吃，也没喝一口羊汤。一想到那两只公羊顶架的情景，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从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吃羊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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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秋天，我被推荐到北京林学院读书，我成了刘家塬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北京知青。离开刘家塬那天，饲养员刘大伯把一碗炒黑豆和一瓢红枣装到了我的挎包里，苦笑着说：“咱这也没甚（什么）稀罕东西，我给你炒了一碗黑豆，你路上吃着打发时间……”刘大伯说完，又把三块钱强行塞给我，说让我路上买水喝。

带着乡亲们的祝福，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刘家塬，离开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多的第二故乡，回到了北京。

等我再次回到刘家塬的时候，淳朴善良的刘大伯和老队长都不在了，我很后悔没能早一点回去看望他们，再也不能见到刘大伯和老队长，成了我心里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杀羊打平伙的那次经历，我至今难忘。还有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只要身体允许，我年年都会到陕北看看。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李纪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