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被挟持台湾，晚年作诗：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前言

于右任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对共产党不免会有偏见。但正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以大量的事实，使于右任同情共产党、倾向共产党。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于右任对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极为愤慨。

在于右任对蒋介石的斗争中，周恩来总是勉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周恩来曾派人向于右任面授机宜：留在南京不走，等待南京解放，然后参加新政协。

然而，由于特务的挟持，于右任终未能如愿。

于右任

“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1938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从苏联启程，绕道西欧，由海路回国。到香港后，屈武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做了长时间的谈话，从他那里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接着，就取道贵阳搭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此时正值中秋佳节，于右任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过江接他。

于右任

到重庆后，通过王炳南介绍，屈武在《新华日报》门市部楼上第一次见到了他倾慕已久的周恩来。此时的于右任，由于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所以，周恩来除了谈些有关时局的问题之外，还着重对屈武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很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

从这次谈话以后，屈武在于右任处共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一直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帮助做于右任的工作。

屈武

屈武和于右任生活在一起的初期，于右任对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问题，确有过怀疑。但通过屈武的不断讲述，于右任逐渐察觉到，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1939年冬，有一次周恩来找到屈武，对他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大敌当前，希望他能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

汪伪组织成立以后，南京的汪伪政权曾派一个在上海活动多年的“CC”代表人物吴开先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系工作。周恩来获悉之后，立即要屈武转告于右任，请他注意。

上述这些，屈武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地转告给了于先生。

周恩来

于右任听到这些消息后，义愤填膺，坚决地表示，决不能听任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包围新四军军部及所部近万人，残杀七千余人。

事变发生后，屈武把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的事变经过，系统地告诉了于右任。对于国民党军队这种暴行，于右任非常气愤，他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但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叹了一口气，又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屈武

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正义表现，屈武深深地同情他有心无力的处境。以后，于右任听到了周恩来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扣发登载“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而坚持斗争的消息，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于右任梦到蒋介石要杀他

于右任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是十分不满的。他执掌监察院多年，曾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正是握有实权身居要职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又哪里能发挥作用！

蒋介石

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贪污案件，被弹劾者涉及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持进行庇护。气愤之下，于右任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他愤然离开重庆移居成都。

于右任走后两天，屈武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十分赞赏地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接着他以十分关心的语气对屈武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

周恩来

临走前，周恩来还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先生表示慰问，并要屈武告诉于先生：“于先生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

根据周恩来的嘱托，屈武驰往成都。于右任在成都住在陕西同乡严谷声家，屈武便下榻于他隔壁房间里。

于右任心情一直不好，在一个午夜后的4点钟，他突然起来敲屈武的墙壁，要屈武到他房里谈话。屈武到他房里坐在床沿上，他一脸惊恐地告诉屈武，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蒋介石手持利刃，刺向自己……

接着他又说：“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啊！”

屈武

屈武当即安慰他说：“做梦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这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

于右任叹口气说：“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

屈武陪着他谈话，一直到天亮。

张群

就在这天的早饭后，张群（国民党元老人物）从重庆来了，屈武陪同于右任和他谈话。张群说：“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慰问院长，并且要我迎接院长回重庆，委员长有很多问题要向你咨询。至于监察院的事，你不管谁能去管呢！委员长很诚恳地盼望你回去。”

但张群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却只字未提，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态度。张群到成都敦请于右任回重庆，不过是给他一个转圜的面子而已。这一点于右任当然很清楚，加上当夜的一场恶梦，心有余悸，也乐得顺水推舟。

于是于右任对张群说：“只要委员长不再干涉我在监察院的职权，我就回重庆为党国效劳。”

张群连声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这样，于右任同张群和屈武一同回到了重庆。

周恩来

关于于右任在成都时期的情况和他回重庆的经过，屈武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当屈武说到于右任“惊梦”的时候，周恩来表示理解地说：“看来，于先生脑子里还有些封建迷信的残余，老年嘛，旧的影响是很难一时根除的。”

屈武又说：“于先生害怕老蒋害他，这种心理是有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的了。”

周恩来分析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周恩来

于右任被挟持去了台湾

1948年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延续3年之久空前规模的内战，胜败之局已定。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在这一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玩弄起一再玩弄的以退为进的花招，于1949年的元旦发表所谓的“引退”、“求和”声明。

蒋介石经过一番周密的军事布置之后，于1月21日下午乘飞机黯然离开南京，避居奉化，以下野之名，行暗中操纵之实。

李宗仁

蒋介石走后，副总统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立法、监察两院，也是一片和谈之声。于是，李宗仁不得不在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于是，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被推举为和谈代表团的顾问。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对拟定的八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这是双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正式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即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李宗仁旧照

就在双方代表团达成和平协议这天，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

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讨论这个电报。他首先表示意见，认为于先生此时没有必要北来。他说，于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

会上推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回南京复命并请示。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此时仍在关心着于右任。

周恩来

16日晨4时，已经紧张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找屈武谈话。屈武向他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先生北来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说：“我都完全知道了……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这一番话，周恩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出的，屈武内心充满了感激。

邓颖超、屈武

16日上午，屈武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稿乘专机飞回南京，由机场乘车直往傅厚岗李宗仁公馆。下午在李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屈武和黄绍竑外，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共6人。先由黄绍竑简要地报告和谈经过，即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李、白等人传阅。

大家仔细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

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硏究。”

显然是不同意的口气。

李宗仁

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未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去，大有穷途末路的味道。

出门以后黄绍竑就对屈武说：“看来情况不妙啊！”

屈武急着将周恩来关于对于右任的安排告诉于，就说：“我到于右任家去住，有什么消息，请用电话告诉我。”

说着，二人各自登车而去。

于右任

屈武驱车来到于右任先生公馆，见到于先生后先把北平和谈经过和在李宗仁公馆召开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最后屈武说：“看起来这个《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

于右任叹气道：“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

屈武听到岳父有这一番表述，十分高兴，马上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

于是屈武就将周恩来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告诉了他，并补充一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

于右任

于右任“唉”了一声，叹息道：“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过了两天，黄绍竑来电话告诉屈武：“行政院召开了秘密会议，李宗仁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把《和平协定》否决了。白崇禧已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已准备继续打仗。”

接完电话，屈武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于右任，并劝他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不要离开南京。于右任告诉屈武：“你先把孩子们（屈武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

于右任画像

然而，国民党当局是绝不会让于右任这样一位国民党元老投向共产党的。4月21日早晨，在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中，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要见于右任。来人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个武装卫士，态度十分严肃地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于右任想采取拖的办法，就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那人马上以威胁强迫的口吻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来人气势凌人，大有绑架之势，没有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强将他架上汽车驰往机场。于右任要求先到上海，这样屈武就与他一起飞抵上海，一同到上海于右任家里。

于右任（中间）

屈武问于右任：“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说：“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已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地会遭遇被强迫架走的命运。”

接着于右任反来劝屈武说：“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

屈武则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

于右任一家

屈武之所以要回新疆，是因为周恩来已向他布置，要他回新疆去策动新疆的和平解放。但他并没有向于右任说明回新疆去的意图。恰好这时郭寄峤（国民党高级将领）奉命回甘肃布防，向于右任辞行，屈武就趁机告别于右任，搭乘郭的专机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屈武对于此时离开自己的岳父大人，心中当然颇不是滋味。但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事业，他只有舍小家为国家了。此时此刻的他，只有默默祝愿岳父及全家平安，能够辗转到达北京。

但是，于右任经香港去北平的愿望终未能实现，还是被国民党挟持到了台湾，成了他的终身憾事。这也成了周恩来的一大憾事，他曾说：“于右任先生被挟持去了台湾，真是遗憾啊！”

于右任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了不少怀念家乡和大陆的诗，透露出他对统一祖国的渴望。就在临逝世前，他还发出了凄楚动人的怀念大陆的哀音：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这首诗表达了一位游子怀念故土、盼望祖国统一而又难以看到的痛苦心情和高尚情怀。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恩来长期做其工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