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期太原王氏的衰落原因研究。

太原王氏在唐朝的发展始终是依附中央政权而进行的，而唐朝自中期爆发安史之乱后，政权一直不稳，藩镇割据严重，宦官长期专权，党派相争激烈，农民起义不断。

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名存实亡了，故而依附它的太原王氏也走到了尽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太原王氏的衰落。

太原王氏的衰落

太原王氏是伴随着唐后期政权的消亡而衰落的，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战火纷飞，动乱不堪，而南方相对稳定，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南迁，虽然进入政权中心的大部分太原王氏成员仍然留在北方，但就整个太原王氏家族而言，南迁之人也不在少数。

这种迁移趋势虽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有所减弱，士族子弟仍然趋向于再次进入政权中心，但战争和动乱削弱了以往官制的正常运行，使职差遣和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广泛实行，非士族出身的官员可以通过使职得到较快地晋升，而幕职职权大、俸禄厚、升迁快、受尊重的特点也吸引着一些官员及贤能之士投身幕府，太原王氏作为士族在仕进中的优势再次被削弱。

进入中枢权力机构的太原王氏成员状况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平定过安史之乱的代宗朝宰相王缙。

面对唐后期朝臣与宦官的争权夺利，王缙没能保持为官之道，对同为宰相的元载乱政置若罔闻，甚至同流合污，“附会奸邪，阿谀谗佞”，且佞佛聚财，最终被代宗贬弃宪宗、文宗两朝宰相王涯、大臣王璠也在“甘露之变”中遇害。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南衙与北司势不两立，王涯、王璠及其家族也成为这一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如何迫使名门望族发生转变以及新兴士族的崛起

再来看平定了黄巢起义的王铎。

在起义被平定之后，于当时争权夺利的宦官而言，起用他的目的已达到，此时的王铎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宦官专权的障碍，于是被其丢弃，都统之职被罢免，在赴任新职途中遇害。

“及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也成为宦官专权斗争的牺牲品。

昭宗朝宰相王溥也不得善终。

在唐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中，由太原王氏充任的5位宰相，3人被杀1人被废。

尽管其家族各房支在政治上是独立发展的，不会因一成员获罪而株连其他房支，但对其本身所在房支亦是很大削弱，故而整体上太原王氏在唐后期的战乱与争斗中衰落下去。

同时，太原王氏的衰落也是整个士族集团衰落的缩影，士族在经历了魏晋的鼎盛与隋唐的复兴后，均在唐末走向衰落。

太原王氏衰落缘由

太原王氏的衰落不是在唐朝灭亡之际便顷刻瓦解的，它的衰落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长期过程，要结合其自身发展及时代背景找原因。

第一，科举制是太原王氏在唐朝逐渐衰落的关键因素。

第二， 在太原王氏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科举制充当了重要纽带。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到唐朝不断完善，广泛推行，逐渐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

它是促进士族进入仕途的推动力，也是导致士族衰败的。

士族而言，具有短时期内无法被超越的文化优势，这是其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家族传统，这种文化优势在科举考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

其次，士族是学校生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科举的主要应试人员，他们参加科举，家族中在朝者便可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亲友及门生关系助其子弟应举和及第。

此外，科举及第并非马上可以出任高官，只是获得了一个入仕的资格，而在同样获得这种资格的条件下，士族家族累世为官的年资与经验便可以助其获得更好的发展，因而士族在科举入仕方面拥有的优势与所占比例仍远远大于庶族。

当然，科举取士不以门第为条件确实是对士族的一大打击，这代表士族不再如魏晋时期那样垄断仕进，不再仅凭门第袭官而世官世禄。

考试不分士庶，均可参加，士庶之间的绝对界限变得模糊，庶族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改变其以往低下的身份，有机会与士族平起平坐，甚至比其获得更好的发展。

这种选官不分士庶在短期内不会对士族的仕宦造成很大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较庶族而言，士族拥有更多优势。

但是从长远看，这会导致士庶的趋同，士族从一个在魏晋时期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贵族变成如今和庶族公平竞争的普通群体，这是整个士族阶层的没落。

特别是武则天修撰《姓氏录》，只以当下官品评定等级，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扩大了士族的范围，这是对传统士族的削弱，也使得士族不再是一个身份性的阶层。

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士族完全依附于中央政权，成为君权控制下的官吏，无法独立发展。

魏晋时期，士族拥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它垄断仕宦，游离于中央而相对独立的发展，而唐高宗以后，科举及第逐渐成为入仕必须具备的资格，士人也踊跃参加，通过科举制选拔出的官员为君权控制下的士大夫，这使士族逐渐转化为以个体的形式依附于中央政权的一支力量，并且这种依附程度十分之高，中央政权一旦分崩离析，士族也无法存活。

且这是一个以个人形式参加的考试，及第入仕也更多的是代表自己，与整个家族的关系较弱。其权力的获得也依赖于所在职位，一旦失去此职位，便不再拥有权力。

其次，科举制的实行将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之权收归中央，从这方面来讲，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通道断裂，士族为了得到仕宦机会，逐渐离开乡里，居于京畿，追逐名利。

而太原王氏自东汉末年以后就屡有迁徙，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时举族南迁，东晋主相之争时北逃归魏，又在孝文帝迁都洛阳时，跟随政权流转，多次迁移后本就脱离地方宗族，士族根基不稳，故而较之其它世家大族，太原王氏是一个较早开始依附中央而仕宦的士族，且唐朝在前期中央集权程度较高，李唐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恰好给太原王氏提供了依附的条件。

虽然这种过早地脱离地方、入中央仕宦的发展状况，在当时促进了太原王氏的短暂复兴，却也使其对于中央政权的依附性更强，依赖程度更深，能够更快的依靠政权崛起，也会因政权倒塌而衰落得更彻底。

科举制的广泛推行还造成士族的文化优势不再，这也是士族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

文化优势一直是士族有别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即使族丁单薄仕宦不显，依旧名望不减之因。

故而，东晋之后士族凭借其文化优势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名望，而唐代之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教育的广泛普及，士族的文化优势渐失，名望也渐弱。

且唐中后期因战争、动乱，使职差遣和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广泛实行，以军功论职，儒家传统文化的优势减弱。

不论是文化优势被追赶持平，或是对军功的重视，士族与庶族的差距都在缩小，甚至趋同。

第二，唐代士族经济特权的丧失也是太原王氏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时期实行的“品官占田荫客制”使士族拥有很大的经济特权与经济势力，而唐朝实行均田制，士族不再享有按官品占田和荫客的特权，这对士族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与削弱。

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与兼并盛行，特别是唐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这种买卖和兼并之风更盛，士族很难稳定保有自己的土地和依附民，其经济收入多以朝廷俸禄为主，因而此期很多士族变得贫困。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还导致士族追名逐利，礼法门风败坏，血缘纽带关系松弛，士族由魏晋时期的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并以立法形式严格执行。

《唐律疏议·户婚》载:“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一百。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

这也是对士族经济的一种分解，逐渐降低其经济实力。

唐朝士族的“卖婚”现象也反映出士族的经济势力较弱。

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就没有自立的资本，经济地位不稳定也必然会影响士族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使士族逐渐走向衰落。

第三，改郡望籍贯亦是太原王氏衰落的原因之一。

太原王氏成员在长期迁移流亡的过程中常有改郡望籍贯的情况，许多先人是太原王氏，后人却因仕宦迁至他处，渐为当地人，去“太原”籍。

很大一部分太原王氏成员已逐渐放弃原郡望“太原”，而将现居地作为其新郡望。

这一部分太原王氏成员或已改郡望籍贯，不再称“太原人”，或墓志散佚，难以考证和分辨。

可见，至唐末有许多改郡望籍贯与散居隐世之族人，这对太原王氏是一种分化瓦解，缓慢却具有长期性，久而久之，真正意义上的太原嫡支王氏越来越少，且越来越分散，此或亦为太原王氏渐衰之因。

第四，唐朝后期动荡的政局促使太原王氏走向衰落。

唐朝的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给了王氏成员依附中央仕宦的机会，但后期的战争与动乱也是摧毁它的一种力量。

八年的安史之乱，十年的黄巢起义，战争不断，破坏巨大，无疑对士族造成沉重打击。安史之乱还带来继西晋永嘉之乱后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的南迁，而在南迁洪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士族地主，太原王氏又一次被分解。

他们在进入中央政权之后已变成无根士族，回归地方也无法重塑乡里支持，这也是在战乱中士族没有趁机闹独立的原因，他们已经失去自立的基础，只能继续依附中央。

对于唐王朝而言，安史之乱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乱后国家外强中干，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也在一点一点吞噬着这个庞大的王朝，直至黄巢起义，本就岌岌可危的国家再次陷入战乱，终至彻底被摧毁。

依附主体坍塌依附者太原王氏也必然无法独存。

一支庞大士族衰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大致可归因于自身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二者交互作用，这是太原王氏之所以衰落于唐末之因，也是其在东晋末败落后仍能再度崛起，而在唐末衰落后便一蹶不振，再难复兴之因。

结语

士族脱离其赖以生存的地方宗族，依附中央政权发展，最终完全成为朝廷控制下的官僚士大夫，即朝廷命官，这是中古士族长期发展的趋势。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趋势确实有利于士族仕宦晋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起的一面:但是另一面，它也瓦解着以特权和身份为特征的门阀士族，并将其赶出历史舞台。

作为门阀士族一个代表的太原王氏在有唐时代就演出了这样一出悲喜剧。他们依靠王权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特权身份和地方性。

故而太原王氏在唐王朝覆灭后走向衰落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太原王氏的结局，也是整个中古士族衰落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