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户室兴衰史

宝总用30元一张的价格购买的认购券升值160倍，赢得了进入大户室的门票，随即上演“开挂人生”。另一群大户组成的联合舰队“麒麟会”，也在宝总即将被平仓的最后一刻果断出手自救，最终让强慕杰半场开香槟的行为成为了笑柄。

1月9日《繁花》迎来大结局，剧中的股票——这个最具时代特征的产物，让观众穿越回30年前，而伴随股票一同出现的大户室，同样令人记忆深刻。

从最初一个包间、一台电脑，到顶峰时超过300人在同一个VIP室，再到如今成为老股民的怀旧打卡地……作为时代产物的大户室也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前进而名存实亡。

大户室的兴起

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于1988年7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上海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证券公司，首个大户室也是在那里建成的。

一般来说，“首个”“第一人”都十分引人注目，但大户室第一人李建和却十分神秘，江湖上流传着他的诸多传说，却鲜有人知晓这位超级大户的底细。

日前，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联系到了上海第一位大户室入驻者李建和，聆听这位现实版宝总的传奇经历。

1956年出生的李建和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84年，他辞掉了针织品采购供应站的铁饭碗，下海到广东做玩具生意，一时间轰动全厂。80后的儿时回忆——变形金刚、花仙子电视剧及衍生周边都是他一手引进国内的。

1992年，看到浦东大开发，李建和揣着经商赚得的数百万元现金返沪，邂逅了老同事、万国交易部经理龚东海。

“你有那么多现钞，怎么没想到炒股呢？”

“我是369拿现钞，为何要炒股？”

一番杯盏觥筹后，龚东海向他解释个中门道，李建和便起了冲进股市的念头。

彼时的“老八股”十分紧俏，买到就是赚到。想要买股却没人抛售，心里焦急的李建和时常到位于百乐门大酒店6楼的万国总部，熟门熟路地找到工作人员询问：“有无筹码抛出来？”“你别老杵着，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给你搞个休息室，你喝喝茶，定定心等我们消息。”对方不耐烦地说。

作为上海首家证券公司，它的一举一动都是风向标。当万国其他几个营业部和其他券商来询问，这个房间是干嘛的？里面的人是谁？工作人员随口说了句：“这是大户室。”结果，大户室迅速在各大券商流行起来。

大户室刚建成的一两个星期，由李建和一人使用。几张沙发、几台电脑，环境非常惬意。他时常邀请朋友来坐坐。

1992年的上海股票认购证

和宝总一样，这位大户真正成为超级大户还是靠的认购证。起初，30元一张的认购证无人问津。

李建和告诉记者，当时坊间传闻，认购证的中奖率只有1~2%，如果买不到股票，30元就打了水漂。这让很多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工薪族望而却步。

当时，万国承销了一部分认购证，动员大家买。李建和抱着帮朋友忙的心态，认购了10万元，正是这样的无心之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谁也没想到，后来认购证最高炒到了一万多元一张。从10万元到数千万元，只花了短短一年时间。

1994年，李建和关掉了玩具厂，不再做实业，而是专心做起了投资。“那个时候真的有‘钱是大风刮来’的感觉。我下海8年，四处‘跑单帮’，才赚到四五百万元。做投资以后，账户上一下多出几千万元，有点不敢置信。”李建和说。

起初，大户室分外热闹，大户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行情，但李建和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他回忆说，后来随着电话委托、电脑交易的兴起，他去大户室的次数越来越少。从1998年开始，基本就在家买股票。后来，他索性租了办公室，以机构的名义专职做投资。

“要用一级市场资产重组的思路做二级市场。”曾就职于万国证券、后来去了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的马宏，一句话点醒了他，李建和开始进军上市公司投资重组。

1994年开始，李建和就开始从事产业整合。山东有个类似上海第一百货的省级商业龙头企业，产品比较落后，下属的供销社也面临改制。李建和得悉后，建议他们将百货大楼里一万多件产品全部拍照，又为供销社买了多台电脑，将产品照片拷贝上去。那个年代，他就有了超前的互联网思维。

“当时，用产业整合的手法，我在资本市场非常顺利。最火的时候，只要有传闻我的公司到哪家公司做调研，这家公司的股票就会涨。”《繁花》里，宝总曾提到巴菲特。但李建和认为，他的做法有别于巴菲特，“巴菲特是看好某些股票，是摘果子，我是种果子”。

然而，花无百日红，就像《繁花》里爷叔说的那样，人不会一直走上坡路。1998年开始，李建和转型投资高科技项目，他曾投资中国第一家MP3公司，2000多万元血本无归。1999年年初，他又耗资3个多亿，投了一家生命科学基因技术企业，然而距离出成果遥遥无期。

今年已经68岁的李建和宝刀未老，还在尝试新兴创业项目。谈及当年当大户的这些经历，他表示，没有后悔。“我非常感恩。没有股市，我最多只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是时代里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

大户室的巅峰

万国黄浦营业部（简称黄万国）是万国证券公司的重要“窗口”，曾被誉为测量中国股票市场人气高低的“晴雨表”。巅峰时期，黄万国一年半的交易量，占中国整个证券市场交易量的50%以上。黄万国先后出过几十位经理、证券公司总裁、证券公司董事长等，堪称证券界的“黄埔军校”。

原万国董事交易总监、黄浦营业部经理、君安董事副总裁、国泰君安总经济师、国君投资公司总裁、国联安督察长、创造中国证券10个全国第一的谢荣兴是证券行业的老法师。谈及当年的大户室，他来了兴致。

当时担任万国计财部经理一职的谢荣兴，有一次路过工人文化宫，看到那里在招租，年租金是40万元，财务出身的他讨价还价以35万元的价格拿下。1990年6月，他成为黄万国的首任经理。

颇有远见的谢荣兴“吃起了螃蟹”，在全国率先开辟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1991年5月16日，黄万国用一根“传真线”反手抄底深圳，成为了引领深市的风向标。

“那时候，我们交易部人山人海。你能想象吗？一个股民周一来递委托单，但交易只能排到5天后。每天开市的景象堪称疯狂，股民们从卷帘门底下钻进来，鱼贯而入。‘闹猛’程度远超《股疯》《繁花》里的场面。”谢荣兴兴奋地回忆。

谢荣兴

从那时起，谢荣兴将自己办公室里的会客室改为VIP室。后来，他索性设置两处大户室——一处位于此前租下的工人文化宫仓库；一处位于文化宫6楼的饭店，饭店中午和晚上对外营业，交易时间则用作大户室。

说是大户室，场地装修却颇为简陋，唯有看行情的电视、椅子、以及专门的报单员等配备齐全，在当时普遍月收入只有几十、上百元的年代，大户室的门票收费高达800元/人/月。

“最火爆的时候，每个月光大户室的收入就超过35万元，可以抵得上一年的租金。最多的时候有300多名大户在那里谈股票、讨论行情，分外闹猛。”谢荣兴回忆说，

在黄万国的那些大户里，暴富故事可真不少。“三只羊”——杨怀定（杨百万）、杨良正、杨卫国名声响亮，也有浙江某民企厂长，听了谢荣兴的建议购买认购证，用10万资金入场，狂赚6000多万元。

随着大户室的名气越来越响，有外地券商到黄浦来开营业部，得知70%的大户都在黄万国后，就到营业部发名片“翘边”，邀请大户们入驻宾馆房间，享受更好的硬件待遇。

2007年10月，沪指到达6000点行情前几年，各大营业部人满为患。彼时，人人都以结识一名证券从业人员为荣。有的营业部一天只能开二三十个交易账户，一清早开户号就“秒空”。寻求开户的人群在大门口排起长队。

1991年大学毕业后，来沪在宝山一家工厂工作的王先生是一名老股民，作为千万散户中的一员。他对大户室的印象就是“神秘”。

“这个群体很神秘的。大户室听是听说过，很有派头，但从来没进去过。我们散户可苦了，在散户大厅排队递单子、抢通道。行情瞬息万变。等排到队的时候股价都变了。我们散户往往选择挂单，大户和机构电脑上看得到挂单情况，T+0上下洗盘，散户只能过山车。那个年代的散户没有通道优势。不像现在手机上就可以炒股，所见即所得。最火的时候，营业部大厅里人山人海，和《繁花》里是一模一样的。”王先生回忆。

刚来上海工作时，王先生每个月工资只有百元。他透露，自己也动过买第一批认购证的脑筋，但被30元的高价吓退了。“第一批认购证最开始没人买，甚至下沉到邮局了。我第二批买的时候是2元/张。”

大户室的浮沉

1994年到2024年，某券商营业部总经理魏立（化名）在这个行业待了整整30年。刚进入券商行业时，魏立是营业部的报单员。她印象中，营业部面积不大，只有一间大户室，可容纳五六人。

1995年魏立转岗到另一家营业部时，大户室的数量增加了，一层楼有10间都是大户室，其中有两三间是超大户室，每间大户室可容纳1至4人。

魏立记忆中，大户和散户可谓泾渭分明。大户室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提供下单服务，散户则是柜台收委托单，按照下单时间排队；散户不管是一开始填写委托单，还是后来通过电话委托，都有时间成本。大户室的电脑屏幕上则能即时看到行情；一般散户在散户大厅里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三档价位，大户室可以看到五档；大户和散户不在一个区域，大户室走的是员工通道，所以消息不会互通。

魏立还说起当年的趣事。比如，大户们炒股讲究吉利，有的大户专程从浦东赶到徐家汇，就因为认定这个地方是自己的福地。还有的大户在开号时，会指定吉利的数字作为资金账号。大户室管理员会给予大户们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对于大户的特殊需求，也尽量满足。那时，只要达到一定交易量，部分大户室和中户室的客人就能免费领一客盒饭。

大户室的满座率和行情有关，属于真正的“随行就市”。魏立见证过行情最好的时候，早上9点开市前，散户大厅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大户室里座无虚席。她同样也见过行情不好时，大户室冷冷清清的景象。

“大户不可能永远是大户。”魏立说，随着市场剧烈波动，很快就有一些大户不够资格了。一开始他们还抱着扳回一局的希望，如果一两年迟迟不见起色，就被清退了。

“早年的新股在哪个城市发行，股民就要背着现金到当地认购，一个账号只能申购1000股。”魏立还说起当年特有的“打新”方式。

当时，火热的股市造就了“全民炒股”的景象。营业部会邀请老百姓眼中的“股神”，到股民学校授课。那时，股市信息匮乏。每逢周末，股民学校里挤满了人。大家像看专家门诊一样排队提问，直截了当地请教专家要买哪只股票。

“以前股评老师会直接说，买进、抛掉。现在只会谨慎地说关注、推荐。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大家的风险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提高了。”魏立说。

大户室的衰落

1995年，大学毕业刚入行的黄华（化名）曾是一名红马甲交易员。29年过去了，如今，她已经是上海某券商营业部总经理。这些年，亲历股市风云沉浮，黄华也是大户室逐渐消亡的见证者。

早年的股市交易需要报单员将股民和机构的交易信息与红马甲对接，由红马甲执行交易。那时，黄华平均每天需要打1000多笔单子。

1998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执行指定交易，实行席位无形化，渐渐地不再需要场内交易员这一岗位了。2000年，黄华成为上海交易所兴业证券最后一个退出的红马甲。

交易规则变化后，只需要一台电脑，股民就能买进卖出。通常，散户只能在大厅里抢有限的20多台电脑。这时，大户室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大户室里人手一台电脑。

2005年牛市结束之后，股市交易量锐减。黄华回忆，2006到2008年，因为市场行情和租金成本等原因，公司决定取消散户大厅，之后是中户室，最后是大户室。她所在的营业部地处寸土寸金的徐家汇，顶峰时期营业部面积达到二三千平方米，之后面积一再缩减，到现在只剩八百多平方米了。

时过境迁，黄华言语中的云淡风轻，掩盖不了营业部历史变迁的巨大影响。“多年来，许多散户像上班打卡一样准时到营业部，甚至还有一边捡菜一边关注行情的，这里是他们交友的场所，也是获取资讯的地方。散户大厅清退时甚至惊动了110，中大户室的清退同样不易。交易理念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转变。”

“当时我们给优质客户提供了补偿方案，一是送电脑，二是对愿意回家交易的客户适当降低佣金。”黄华告诉记者，其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户室存在的意义不大了。以前的客户崇尚交流、注重氛围，因为当时获取资讯的渠道不多。现在，大家已经习惯非现场交易了。

2011年转岗前，黄华参与了大户清退的协调工作，其中一位长相斯文的退休女财务让她印象颇深，由于行情不好，这位大户亏损巨大，从高峰时期的交易量百万元，到最后所有账户资金加起来只有三十万元不到。

尽管股票交易是冷冰冰的一串串数字，但开门做生意也讲究人情。黄华透露说，对这位老客户，营业部始终有一份情谊在，不忍清退。一直到最后大批量清退大户，对方才离开。“清退时，我们会统一发通知。是去是留，人人心里有本账。就像这位女大户一样，虽然心中万般不舍，但心知肚明自己不够格了，只能无奈答应。”

某券商营业部曾经的大户室现已成为杂货间

2019年，随着最后一位80多岁高龄大户黯然离开，该交易部大户室宣告终结。这间曾经的大户室，现在作为仓库使用。记者前往实地探访时发现，这间孤零零的大户室里，放了几台台式电脑、办公桌椅、电话等，还堆放了不少杂物。和想象中的大户室相去甚远。

在黄华看来，大户室是时代的产物。2011年，她奉命到上海郊区筹建新的营业部。“郊区营业部租金基本上是徐家汇的三分之一。当地股民的投资理念比市区要落后，筹建之初我们和其他券商一样开设了大户室。但差不多两三年也撤掉了。一方面考虑到成本，另一方面非现场交易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原本郊区营业部有十几间大户室，基本上两人一间。后来行情不好，大户室还坐不满。再后来，随着智能手机和App普及，现场交易越来越少。”

黄华后来担任的营业部总经理属于C类信息标准的非现场营业部。她解释说，营业部的级别分成ABC：A类提供现场交易，A类对信息网络的要求很高，如果断网，也可通过卫星接收行情，还设有UPS不间断电源设备，防止断电等引发的严重交易事故；B类可以在散户大厅放机器交易，有摄像头对着机器，很多客户出于隐私考虑不愿意现场操作；C类则没有现场交易的场地。“这些年，基本上新开的都是C类营业厅，窥一斑可知全豹，这意味着现场交易逐渐退市，大户室也就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德邦证券志丹路营业部副总经理潘志毅也透露，目前所谓的大户室已经名存实亡。“大户室的门槛是一百万元起，一般三四人一间房，最多的时候有20多间。以我们营业部为例，其实疫情前还有人去大户室，那里提供电脑设备，有交流行情的氛围，但去的一般都是60岁以上的老股民。这几年，这批大户也习惯线上交易了，大户室基本都是空关着。”

（来源：青年报·青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