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洋教育婴堂：存活率不到1%，女孩子11岁就被卖给有钱人家

1927年初，有位寡妇常去山上悼念死去的丈夫，她无意中发现：每天清晨，都会有一些穿着修士服的人挑着竹筐麻袋匆匆上山。

等壮汉们走后，她好奇地查看麻袋，竟发现里面装着满满的死婴！

这个引起了当地极大的震动，老百姓们要求育婴堂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育婴堂传教士们与当地政府人员勾结，威胁当地政府，要求村民们不得乱传“谣言”，并和驻军们配合施压。百姓们迫于压迫，此事就不了了之。

清末至民国，战祸频频，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弃于婴堂的婴儿数量非常惊人， 这些婴儿或身有残疾，或有病症，或父母养不起……一旦被送到这里，父母就失去了再度成为监护人的资格。就是说，只要送到这里，父母也无权过问孩子们的情况，只能生死由天。

解放前洋人建的育婴堂，建筑外观大多很漂亮，走进去参观，也是整洁有序。这给当时很多贫穷的百姓一种假象：以为把孩子送到那里，可以给孩子一条生路。

但事实确实非常残酷的，育婴里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在那里孩子根本吃不饱穿不暖，病了也无法得到医治。甚至没有死亡时会被拿去做医学解剖用。

据育婴堂中残存资料《方济各会士在中国》里记载：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美国天主教主教开设的）于民国十六至二十七年，这11年间，共收养婴儿7813名，幸存的仅130名，死亡率高达98.3%。

设置在上海徐家汇的法国拯亡修女会圣母院育婴堂，从1936年开始到1949年，共收养婴儿4万多名，只幸存197人。

尽管如此， 上海圣母院育婴堂还曾被国外“圣婴会”发给了他们奖状，以奖励他们“仁慈宽爱”。 很奇葩是不是？ 因为圣婴会是按照收容婴儿的数量来颁发奖状，而不是根据养活率来计算。

真相常常被蒙蔽，但被蒙蔽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真相也会水落石出。

一直到建国后的1953年，这种杀害了无数婴儿的育婴堂才被人民政府取缔。

据徐家汇育婴堂的幸存者回忆，这里面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窗户通风，床铺整齐。在外面有客人来到时，看到的都是一副天堂般景象。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在的育婴堂里不过八十多张床位，但是每天接收的婴儿却有二三十个以上。由此可见，在这里死亡的婴儿数量会有多么惊人。

这些打着慈善旗号的外国传教士们自己吃的是精致的饭菜，而这里的孩子们吃的却只有混着老鼠屎和沙子的发霉饭。甚至传教士们吃剩的东西，宁可给狗，也不给中国孩子们吃，以至于饿极的中国孩子只好在晚上他们睡着的时候，偷偷地跑去狗食盆里和狗抢食物。

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住的建筑也是非常精美的，他们从国外富人那里募捐，然后并不干实事，大把的钱都进了他们的私人腰包。

不仅是上海育婴堂，武汉花园山的圣约翰武昌育婴堂，也一样在干着这种勾当。

所有收容的婴儿，每天只给烂菜汤喂养，导致死亡率极高。

那些没有被饿死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有的被冻死，闷死，病死，甚至在还没有完全死去时被拿去活体解剖。

有的侥幸能活到十几岁，也被当做奴仆随意使唤，甚至还有的被直接卖掉。

1950年，人民政府来接管这里时惊愕地发现：这里在开办的11年里，总共收容的7813名，而此时仅有35个婴儿和48个幼女，个个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此时平日为非作歹的洋传教士早已不负责任，逃之夭夭。

一位从育婴堂幸存下来的老人，曾描述过在那里的生活：

每个婴儿进堂第一件事，都是“洗礼”、“赐名”，修女们会把收来的孩子们并排放在一张大床上，不管婴儿如何哭闹，甚至大小便混在一起，也无人过问。

每天在固定时候，会有个半瞎的哑女带着米糊过来，在婴儿们嘴上随意一抹，一人一糊，算是喂饭。除了会饿肚子外，这些孩子还要忍受夏日里的蚊虫肆虐，冬天也没有保暖的衣服穿。

很多受了伤、得了病的孩子，他们非但不给医治，甚至在孩子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被拉去做医学解剖试验。

在育婴堂的后面，有一些破旧不堪的木头房子搭成的“死人间”。这是嬷嬷们的叫法，意思是把没有死的婴儿送到那里等死。

狭小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小床，床上层层叠叠摆放着婴儿的尸体，有的是尸体，有的还没死，咧着嘴哭嚎着抽搐。

婴儿死后，他们的衣服会被扒掉，然后用竹筐挑着将尸体送到湖边沉没，后来由于数量太多，教堂里的修士们就在花园山后墙脚下挖了个坑，用来埋葬这些婴儿。

万幸能够活下来长大的，等待他们的命运也是悲惨的：

男孩子长到十一二岁时就成为苦力，做搬运重物、擦洗门窗的苦力活。

一部分男孩们成为修士们使唤的奴仆，力气大的男孩子会卖给大户人家做仆人；

而女孩儿们到了十一二三岁，大多卖给一些商人，随后再辗转到一些有钱人家的床上。

也有极少数女孩被培养为修女，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在1720 年10月19日致某夫人的信中曾感谢英国一位夫人对中国婴孩的援助，并向该夫人介绍了中国关于弃婴的救助制度和官员态度。他在信中说道："家产不多的中国人往往到育婴堂领养女孩，以便长大后给儿子做媳妇。这种办法可省去一大笔(娶媳妇的)聘金。

还有一些人通过贿赂育婴堂的管理人员或是通过良家，将孩子领出，再卖为娼妓或奴婢，从中渔利。

1951年，镇反运动中的福州人民接到举报，在福州西北角马鞍山处，“仁慈堂”（西班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联合开设的）在那里秘密埋葬了大量儿童尸骨。后来人们在当地挖出了数以万计的儿童骷髅，愤怒的群众称此地是“万童坑”。得知消息败露的洋人传教士们一看情况不妙，一夜之间通通潜逃，再也没敢回来。

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就是在任知县时，群众因为发现洋人的育婴堂残害活婴引起公愤，焚毁教堂，朝廷派兵镇压，但查文清良心未泯，不忍抓捕烧毁教堂的民众，宁愿自己丢了官职。

这个事件当时有专门的记载。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苏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激起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反洋教的爱国主义斗争。

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查文清此时正在江苏丹阳任知县。

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弹压闹事群众，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查文清是一位富具爱国主义精神的知县，他目睹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暴行，面对重重压力，毫不畏惧。邻县已抓捕了烧毁教堂的民众，但查公却违背上峰之命未抓捕任何人。丹阳县民也看到了查县令的重重压力，有感于他的大义凛然，已有二人自愿出头领罪。如何处置这二位义士便是他急需解决的问题。查文清在大义和功名之间，选择了坚守大义，即将“自愿出头领罪”的二位义士从牢中放出，嘱咐他们当夜即远走高飞。另有参与其事的三十多人也都在第二天一一通知，嘱咐他们能外出投亲靠友的，即行出走，待事毕后再看情况返回，就这样他一肩扛下了“纵逸”的罪名。

两江总督刘坤一，虽不满洋人洋教对中国民众的欺压和迫害，但身为朝廷重臣，圣命在身，又不能不对教案进行严厉镇压。

查文清为了不让刘昆一为难，在处理“丹阳教案”后，毅然辞官返乡。返乡时，他将被当地财主陷害并关押在牢中的和生悄悄带回了海宁老家，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故。金庸把和生的故事演绎成了武侠小说《连城诀》。朝廷“甄别参革”时，查文清已经辞官回到了老家。

其实，育婴堂婴儿大量死亡事件，绝非只是丹阳这一起，从清末到解放初期，各地教堂屡有发生。

比如，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他于1928年在武昌创办花园山育婴堂，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成活率较高。后来不断发展，改为集中堂内抚养。1929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育婴堂。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成了杀婴堂，花园山成了婴儿的白骨山。

1946年以后，收进婴儿757名，死了713名。

由此可见，最初收进来的婴儿是送到堂外，雇请有奶妈托养，成活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改成集中在育婴堂内照顾。为什么不沿袭之前的送到堂外交给奶妈养呢？ 因为送到堂外给奶妈抚养，教会人员无法营私舞弊。而集中堂内抚养，可以将巨额资金通过种种变通流进自己的腰包。

除了洋人开办的育婴堂，也有民间开办的育婴堂。

不少“婴堂”开办者各怀鬼胎，非为民谋福，所造成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

利用婴堂谋利者中，比较典型的有佛山的张槎首富陈恭受。

民国20年（1931年），在佛山街欺行霸市的土皇帝陈恭受修建了一间佛堂，命名九莲胜会，他以“广行善事”为名，向善男信女、会众、华侨、商人募捐。在张槎办了一间育婴堂和一间侍老院。育婴堂收容了500多个弃婴，但到了1949年，只存活2人。

侍老院收容了村中50个无依无靠的老人，每月只给9斤米，在本村公尝租谷中开支，到民国38年也只存活2人。

1949年10月，佛山解放。11月，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了陈恭受。1951年9月8日，陈被依法予以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洋人建的育婴堂，改为儿童福利院。

【结语】

洋教士以育婴堂为幌子，残害中国婴儿的事实，不容忘却，也提醒我们： 唯有拥有国家主权，国家富强，才不会被别人欺辱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