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之勃兴——兼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

文学对人类灵魂的关怀最终以两种形态展现出来，一种是明镜式的，让人从中看到周遭不加掩藏的真实世界；另一种是梦想成真式的，你会发现作品描绘的梦境，原来长久地埋在你心底最秘密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唤醒了它，给它涂上鲜亮的颜色。 这两种艺术的境界都是永恒的，特别是后者，当镜中真实的世界因暴露出虚伪而令你痛苦时，梦境将提供善意的弥补和安慰，并给人以继续承受生命之重的勇气。这也正是曹文轩小说的主题：在当下文学创作或耽于叙述游戏，或认同庸常人生而放弃美感之际，以古典的梦境般的“温馨与温暖”关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一种既注重审美情感，又不薄思想，既注重形而上又不轻慢形而下的“新古典主义”形态的文学。其独特意义是在新世纪完成文学创作美与真的重构，为中国本土文学在全球化的文化浪潮中寻求一条个性化发展的道路。

一 定位：游走于古典与现代间的“新古典主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理性之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倾心关注于具体而微的人类生存境遇，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和对人类苦难敢于承担的勇气。而从19世纪下半叶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在反拨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性至上”观念的同时，也放弃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比如美感、优雅和悲悯的情怀。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委身于认识价值而放弃了审美价值，他们以古典小说从未到达的角度，揭示人类更深层次生态的困境，与此相关，一个充斥着游戏、偶然、无序、本原、孤独、缺席的语汇系统取代了古典形态的话语建构，而古典形态文学中以诗性营造的美轮美奂的世界亦不复存在。

作为西方文学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小说创作也存在着重理性叩问，轻美感书写这样的倾向。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曾被激进地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而引进，如果说80年代初“意识流”小说和“朦胧诗潮”还基本限于形式技巧小心翼翼的模仿，那么之后的“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探索戏剧”、“新生代诗群”等文学流派的创作无疑将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作的模仿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对“现代”的刻意追求在评论界“超前”的引导之下，给文坛带来了“为现代而现代”的风气。一段时间内，关注形而上问题，从伦理学、社会学走向哲学层面，成了作家的思想癖好，而古典形态的唯美和人文关怀则一度成了不合时宜之举。正如曹文轩在《红瓦》的序中所言：“在这样一种倾向之下，我们已不可能再经常性地见到契诃夫的《草原》、蒲宁的那些散文化的短篇、沈从文的《萧萧》，以及废名先生那些含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意境的作品。我们已无机会再像金圣叹那样发一声‘绝妙好辞’的惊叹，或拍案叫一声‘真是漂亮！’我们已不可能在一片美感中心荡神摇、醉眼朦胧。现代形态的小说毁灭了古典形态小说所营造的如诗如画的美学天下。”

古典与现代形态的小说真的存在如此水火不容的对峙状态吗？我想，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式，实在不应分出深刻与浅薄，因为两者必须在更高层次上服从艺术的规律，而在对艺术的表现上，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现代主义对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的确可以警醒人心，但古典主义对现世的关怀，又何尝不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没有理论可以先验地证明终极关怀比现实性的关怀来得更有价值。也没有理论可以证明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根本使命。所以，我们反对以现代主义理性的思辨来诋毁古典主义的正义和美感，也相信古典主义对人的关怀与悲悯是任何其他文学形态所不能取代的。曹文轩的创作，就是对此两者融合的一种尝试。试将这样的写作特征命名为“新古典主义”，可以概括为：“以古典主义的美学精神来关照、阐释世纪末的现代意识。”

第一要旨，曹文轩以古典主义文本为契机，但倾心关怀的是一个现代性精神世界。虽然他的作品被列为“儿童文学”。但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他是在邀请一切精神丰富的现代人一道进入一个由永恒的孤独，生命的偶然，内在的欲望等命题组成的精神世界。

对根本性孤独的描写是现代主义最常见的话题，曹文轩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时被莫名的孤独感所压迫。比如《草房子》中的秃鹤，因为小小年纪就成了秃子，在面对嘲弄而采取的恶意报复后，被众人弃置于孤独的深渊：

秃鹤没有回教室，他走出校园，然后沿着河边漫无目标地走着……后来他爬到离窑不远的砖坯上，他完全被笼罩在热气里。偶尔吹来一阵大风，吹开热气，才隐隐露出他的身体。谁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别人……

这是在群体之外的无边的、不知所措的孤独。《红瓦》中的马水清与秃鹤相反。是个在学生群中有钱有势的角色，但不完整的家庭和祖父赎罪式的溺爱使他对家充满了矛盾的逆反心理。他最大的爱好是走进柿子林。面对满树橙红的“小灯笼”聆听“微带幽怨的箫声”。惟有此时。他“浮躁的心里会有一种绵绵流来的温暖”。还有《根鸟》中以梦为马的少年，其寻梦的初衷就是为了战胜笼罩生命四野的孤独感，因为“无梦的黑暗是极其令人恐惧的”：根鸟坐起来，望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心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就像这冬季的草原一样，根鸟已经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他觉得他的心空了。

为什么人们要忍受孤独？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时时感到缺少“一种坚实可靠的自主性身份感”①，所以，赫舍尔说“人不仅要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是什么负责”②。以上人物的孤独并非来自于如何选择行动，而是来自在行动中“能否确认个人的身份，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与独立性”③。这是曹文轩力图表现的一个主题。

对命运偶然性的探讨是另一个比较突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主题。在《草房子》中，小主人公桑桑是油麻地精灵的化身，他的天真、智慧处处彰显着生命的力量。然而“偶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故事的最末，鲜活的生命预演了死亡的活剧。如果是一般现代派的作家，也许会安排一个沉重的结局来引发读者的思索，但曹文轩却让桑桑在踏破生死界限后，突然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认识了生命的夺目美丽，从肉体到灵魂经历了一场双重的蜕变，而向真正的成年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另一个油麻地最高傲最富有的孩子杜小康在遭遇了家庭破产的变故后，从精神到物质的巅峰一落千丈，也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对象，但在油麻地暴风雨、芦荡、鸭群、疾病、债务的教养下，最终艰难地站起来。命运可以将他变成“木讷的庄稼人”，却不可以击败他不屈的灵魂。在无序的、不可测的命运面前是焦虑、抱怨还是奋起抗争获取精神的胜利？曹文轩无疑选择了后者。

生命注定要忍受孤独的压制，被偶然捉弄。经受欲望的诱惑，那么人在其中该如何自处呢？这正是新古典主义将要解决的问题——以古典的悲悯和美感来解决现代性的困惑。在对于人性弱点、局限性的同情和理解上。作者从来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和道德判官自居，而是以文本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平民的诗性世界，努力贴近苦难。分享艰难，并以美来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动及梦想，以此对抗平庸，战胜苦难。所以，曹文轩的创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情之上。以人性中的美来冲淡现实生活的悲剧感。曹文轩追求的是一种“感动”，他曾说过：“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他们所用来‘感动’人的那些东西，今天依然有效——我们大概也很难再有新的感动招数。”④新古典主义要表现的理念是：无论生活处境多么艰难。生命多么无奈，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勇气不能失却，在苦难中人们所能依赖的精神支柱依然是古典主义的情感与梦幻。他认为悲悯不是对现实悲剧的模仿。“夸张痛苦是缺少承受力的表现。是一个民族素质低下的表现”⑤，真正的悲悯是引导读者接近优雅、脱俗、崇高的梦想之园。当真实世界走向低俗、凡庸、卑微之际。对高贵梦想的追求才显示出悲剧的崇高感。莱辛在《拉奥孔》中说：“美就是古典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⑥曹文轩的小说则对古典的艺术规律加以发挥，他以对美的追求来超越痛苦，给人以心灵的安慰。

二 透视：文体特征及文化意义

曹文轩的小说诞生于中国传统的艺术土壤之中，朱自清的散文化笔法，废名诗学的意境。沈从文恬淡的风格，以及汪曾祺轻灵的叙事，这些曾经给予人类无数感动的古典美是孕育曹文轩作品的摇篮。 极力追求一种洁净的美感。是曹文轩小说的精魂。作为一个坚信“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力量”的作家，他实践着“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沉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这样的创作目标。在他的作品里，语言的质量重于一切。一进入文本，迎面而来的便是久违的纯美的意象：红瓦、草甸、山坡、柿子林、芦苇荡、夕阳、兰花、鸽子，这些意象最终又整合成单纯而略带忧伤的句子，颇有废名笔下“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的神采。比如《草房子》的开篇：那是1962年8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鸣咽起来。

这样的段落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是批量出现的。由单纯而忧伤，由忧伤而产生诗性的力量——引领人进入梦乡。《根鸟》更是一部散文诗般的作品，它美丽奇幻如童话，散发着柔和的气息，对“美”和“梦”的追求几欲让人心碎。比如文末写道：

阳光潮水般地倾泄到峡谷里，根鸟看到白鹰的身上洒满了阳光，纯洁的羽毛闪闪发亮。那亮光是钻石的亮光。当山风将根鸟吹醒时，他看到那些白色的鹰仍在空中飞翔着。他让整个身体伏在地上。将脸埋在百合花丛中，号啕大哭……

在小说中，作者让我们重温了文字的强大功用：它不仅可以用来叙述故事，编撰情节，营造氛围，更将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这也是我们对文学满怀热爱，坚信它不会消灭的原因之一。曹文轩小说对美的追求是在古典的形态上加以完善的，并由此缔造了一个可供想象任意驰骋的空间。这与当下“白领趣味”，“灰色现实主义”，“身体写作”等等迥然不同，是一种重返古典和优雅的叙事方式。

其次。注重故事性、注重人物命运发掘和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其文本的一大特色。人物命运的开掘是民族文学最能吸引读者的地方。曹文轩善于将大开大合的人物命运以平静的口吻娓娓道来，以青少年的生活和成长为主线。串起众多晶莹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又复悬念重重。比如《草房子》中桑桑从无忧无虑到身患绝症再到最后关头的起死回生是一波三折的一例；纸月迷离的身世和最后静静的消失是引人牵挂的一例；而杜小康、赵一亮伴随着家庭由盛转衰脱胎换骨的蜕变更是使读者思绪翻滚的一例。此外。对动荡岁月中青年人成长的命运、婚恋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心态的描写，也都牵动着人心。有一类人物的塑造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小说中的少女形象。曹文轩几乎是用水一样干净的语言来写女孩子。他写纸月有一对“白净的，细藕般的手”，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写一手好毛笔字，会背许多古诗；写白雀像一棵临风飘动着嫩叶的还未长成的梧桐树；写夏莲香像带着露珠的兰花；写陶卉“声音很细很轻很纯净”……其笔下的少女几乎成了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有评论因此认为曹文轩的女性观大致没有走出王实甫、曹雪芹的影子。但我以为。作者对女性纯净灵魂所持有的肯定态度是为了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能凸现一种温馨的美感，重把翠翠、细竹、三姑娘的灵秀、清澈与坚强放到读者面前，与当下欲望化的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要指出，曹文轩小说中的古典情怀是与成长的回忆结合起来的。作品中，那青春年少的记忆中，既有阳光的照耀，春风的吹拂。又有暴雨的袭击，狂沙的扑打；既有温馨的友谊，脉脉的恋情，又有微妙的人际间的隔阂。这样的记忆是真实的，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复杂中向高处伸展，并从中清晰地听见骨骼生长的响声。曹文轩小说表述的是一个身体与头脑、情感与心灵都渐次成熟的历程，哪怕结局沉重了一点，其感染力却是真切的，虽然是关于乡村少年的叙述，却足以打动在城市的喧嚣中奔走不息的成人们的心灵。这也可以理解为古典情怀对现代生活的一份观照吧。

小说创作在世纪交接处出现新古典主义的勃兴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全球化的根本意义是消解地域内涵和本土属性。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果不找到一处既能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又能获得普遍认同的表达方式，将会逐渐丧失话语权。因此，如何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空间，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将是中国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基本命题。曹文轩及其“新古典主义”找到了一条路。新古典主义在强调复活传统审美意识的同时，不仅使艺术创作变为艺术家自我生命对历史的承担，更使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保持了独立的生命力。泰戈尔曾说：“每一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明灯永不熄灭，以作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⑧

曹文轩的创作，以开阔的气势，兼容并包的胸怀，创造了富于鲜明本土文化色彩又关乎人类全体的文学。引领着人们去探询生命的意义。暂且将此种尝试命名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是由月光、草原、清风、小溪构成的世界，在厌倦了语言的迷宫和低俗的欲望之后，它将成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

（作者：尹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