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商族人的起源自古众说纷纭,而有关其人种的猜测更是扑朔迷离。今天我们就来到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到“大邑商厅”去探究商朝人的起源与人种归属之谜。
传说有娀氏女子“简狄”吞下了玄鸟蛋而生“契”,而“契”就是商人的始祖。他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直到第十四世继承人“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王朝,因此“鸟”崇拜贯穿整个商族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这只是传说。一些专家通过甲骨文上的记录推断,商族的先民发祥于太行山东麓的古漳水流域。位于今冀、豫、鲁三省的交界区域。然而,人类学家也不甘寂寞,他们试图用人种鉴定来揭开商人的起源之谜。
1997年之前,学术界确定人种的手段是“体质人类学”,也就是根据骨骼特征来确定人种类别。七十年来,安阳历经十五次发掘,出土了几千具人骨。人类学家对其中的410个头骨进行了测量,确定它们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北部类型。
但是,一名美国人类学家却在两具女性的头骨中发现了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还有一些短头颅的头骨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布里亚特人,但当时该异常情况并未受到普遍重视。
1992年,考古人员发掘了“新安庄墓地”,并对一百多座商墓中的人骨进行测量和鉴定。结果发现,这些商代成年男子的身高(中位数)只有1.62米左右,根据体质特征对比确定为“蒙古人种东亚类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更多的商代人骨出土为考古学家提供更多的样本。一个科研团队通过多年测定殷墟祭祀坑的近千个头骨,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殷墟的人种成分其实十分复杂,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东亚黄色人种)。根据甲骨文记载和锶的同位素鉴定,这些头骨应该来自古羌人。
第二类属于蒙古人种中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和今天我国东北的鄂伦春人非常类似。第三类比较离奇,居然属于黑色人种!不过他们是太平洋类黑人种,与今天大洋洲的巴布亚人十分类似,严格意义上说属于棕色人种。
最让人震惊的是第四类,殷墟人骨样本中居然有1%的高加索人种,他们属于地中海类型,和今天居住在中东和环地中海地区的白种人同源;第五类是一个尚不能确定类别的神秘人种,因其“小头”、“小脸”的特征,暂名“殷小种”。
除此之外,居然还有7%的头骨带有明显的印加人骨骼特征。这不得不提出一个让人错愕的问题,难道堂堂中华民族,竟然被外来异族入侵同化了么?
这似乎还有一些旁证:殷墟出土的很多青铜兵器,如戈、矛、矢、刀削、战斧等,只有戈在中国本土出生、成长,而其它兵器只在欧洲独立成长。下图是妇好墓出土的铜制战斧,被商朝称为“钺”,上边铸有两头大象。
而只有地中海的沿海民族才会使用“战钩”这类武器。
当时产自商王国域外的红螺和阿拉伯贝币。
妇好墓里还有产自马来半岛海域的龟甲。
但是,这很难让人信服。且不说殷商文化传统和文字的使用与西亚文化格格不入,仅从殷墟发掘出来的“商朝人象”来看,他们均是高颧骨、内眼角,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相貌,没有一例具有“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外貌特征。
殷墟中出土了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和平面图像作品近三十件。这些作品是商人对自我形象的表达,它们完全不支持“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结论。
这是殷墟出土的用于制作人面像的陶范,其眼睛上的“蒙古褶”清晰可见。
但是,我们必须看清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殷墟人骨都来自“商族”人。之前用来鉴定的都是祭祀坑中的“人牲”,或大墓中用于殉葬的“人殉”。而他们都是商朝人俘获的战俘以及少数掠夺来的异族平民,都不是正宗的“商族”人。
1997年,在殷墟的“黑河路”发掘了一百多具商代人骨。它们来自中小型的平民墓葬,可以代表商族人的主流。而此时的鉴定技术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对这些人骨进行了DNA检测。而检测的结果令人震惊:商族人的确具有西亚人或高加索人(均为白种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类型)的基因特征。
这似乎也不是个别现象。1980年,考古专家在新疆发现了一具中西混血的女性干尸,即“楼兰美女”。她的相貌、体型,均体现出白人特征,后来又在新疆相继出土高加索人种干尸。这说明在3600年前的殷商青铜时代,高加索人就到达新疆、青海、宁夏等地,文献所记载的“大月氏人”就属高加索人种。
商朝在历年征战和民族融合中,中、下层平民的人种已难以保证纯正。但商朝贵族为了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极少出现和异族杂婚、通婚的现象。因此,研究的人种样本应该在商朝王室的墓葬中。
但是,殷墟的王陵大墓早年都已被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被挖了一次,人骨的丢失和破损都很严重。如今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已趋近于零。而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找一些商朝的大墓,他们大概率属于商朝的贵族。
200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六具保存完好的商代尸骸进行DNA实检测,而这些尸骸来自贵族墓集中的“大司空墓葬区”。结果显示,它们分属四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D4、Z、N9a、D、D5、B5b。
检测结果显示,殷商贵族阶层以蒙古人种为主,但是确实混进了一些邻族人种的基因。这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地区,以新疆混入程度最高,自河西走廊向东逐渐减弱。而中原地区如殷墟混入程度很低,但也有7%的出现率。
如今,与商族人有相同基因类型的人口广泛分布在东亚各地和中亚地区,并且密集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这已经可以说明,殷墟与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长江流域文化的密切关系,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拨人。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虽基因主干源自中国本土,但也会逐步吸收部分外来基因。如今我国西北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存在和高加索人相似的基因。
吸收只是吸收,但做为中华民族主干的本土基因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祖先建立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但是,这一切并非“岁月静好”,而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商王武丁的“著名媳妇”妇好是一名战无不胜的优秀统帅,她曾征伐“土方”、“羌方”,平定了“鬼方”的叛乱,在他俘获的战俘中就有白人,而其墓中殉葬的头骨显示了雅利安人(古印欧人的一支)的明显特征,他们中很多在死前遭受折磨,被钝器击打致死。
“鬼方”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知道,在妇好征战的时期,正是雅利安人从西北方向大肆入侵印度的时间。经过几百年的征战,他们消灭了灿烂的古印度文明,把土著达罗毗荼人当做奴隶,建立了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种姓政权。
但是,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雅利安人为何没有选择西进,而非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征服印度次大陆?专家推断,雅利安人遭到商王武丁的迎头痛击与三年的征伐,而“女战神”妇好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1296年3月14日,鬼方与土方勾结,从东、西同时进犯,武丁经过九个月的动员准备,战争在河套地区打响。到夏季,战争日趋激烈,据甲骨文记载,三个月间,武丁共征兵七次,发兵合计两万三千人。
王后“妇好”出征,殷商军队与“鬼方”的主力决战。《竹书纪年》记载:“斩白首两万余”。强大的殷商在此役中斩首两万雅利安战士,将这架“文明粉碎机”逐出境外。
被击溃的雅利安人不得不转而进攻羸弱的古印度,而妇好成为三千三百年前拯救中华文明不灭的功臣。
我们唯一遗憾的是,如果妇好墓的发掘不是发生在1976年,而是今天,或许我们能找到妇好的基因。从而认识“生物学上的妇好”。
不过,不得不说,用基因频次和单倍群来测定人种很可能会出现偏差。比如,中国的“白马藏族”是高频的“D系单倍群”,而同样DNA种群在日本“阿伊努人”中也存在。“白马藏族”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而“阿伊努人”却是“小黑人种”,因此“商代人骨基因工程”结果只能做为参考。
但无论如何,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明逐渐汇流而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也没必要纠结狭隘的人种纯正性,博采众长的,总会更加强大。
触碰文化脉搏,倾听历史声音,与文物面对面,讲述不朽传奇,我是涛哥,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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