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留下后遗症，陈云如何打败上海资本家的？

本文共4585字，全文阅读约10分钟。分为：前言、红色掌柜、银元之战显锋芒、从米棉到运输，连战连捷定乾坤、稳定与创新。

前言

70多年前，在现今上海汉口路422号，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保卫战。那时这里还被称为——上海证券大楼。

它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证券交易所，这场保卫战的指挥者便是“红色掌柜”陈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0月1日，新中国在北京成立。

其实早在1949年1月，三大战役中最后一场平津战役结束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相继解放，如何稳定财经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红色掌柜

1949年3月，毛主席在西柏坡提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那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他认为我们党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进行一次赶考，在经济上也要考试合格！

当时我们面临的财政金融情况极其恶劣，国民党执政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控着全国经济，继法币之后，所谓的金圆券更是如同废纸。

蒋介石为了挽救经济上的败局，曾派出蒋经国在1948年赴上海“打虎”，岂料蒋公子是轰轰烈烈地来，黯然伤神地走，还把打虎的后遗症延续了下来。

仅在1949年1月、4月和7月，就出现了三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波动。

10月15日，新中国成立仅半个月的时间，华北地区的粮食价格暴涨异常。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也出现了棉纱价格大涨的情况。

短短一个月内，粮食、棉纱这些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价格就涨了两倍以上。直接导致上海11月的各类物价，比7月普遍上涨两倍。

一些紧俏物资的价格，更是上涨了五六倍之多。

物价上涨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心浮动，而且当时上海还有15万国民党投降军队。其中人员复杂，不少地区出现了打砸抢事件，新生的政权面临着空前危机。

而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

“共产党打仗一流，搞经济是不入流。”

据“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后来回忆，当时他认为共产党是

“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

为了统筹全局，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此时急需一个将才，来领导这场经济社会的保卫战。

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陈云。

陈云从五卅（sà）运动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参与过中央苏区的建设和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也是长期负责经济和情报工作。

此时由他来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得到了中央高层的一致认可。

银元之战显锋芒

当时上海这个新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一场“黑色风暴”正悄然袭来。

5月27日随着上海的解放，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

国民党时期发行的“金圆券”作废，银元“袁大头”也将退出流通货币市场。

6月1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主要负责人民币的发行与对旧货币兑换工作。

第一套人民币以1:10万的比值兑换金元券，全市共有120多个钱庄可以兑换。

由于老百姓对金圆券深恶痛绝，因此金圆券的兑换工作施行得比较顺利。

然而在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月28日，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为1：600，谁知一周后，银元价值暴涨，兑换比值一度达到了1：2000。

这夸张的比例变化，导致人们纷纷将人民币兑换成银元、黄金、美元等硬通货。

人民币大幅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市长陈毅敏锐地察觉到了涨价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即刻向中央反应这种情况。

作为在旧中国流通了近半个世纪的货币，银元相比纸币，更受广大老百姓的认可。

那个年代，在上海的淮海路、十六铺、外白渡一带，银元黑市交易频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有近30多万人参与了银元黑市交易，更有大量的投机奸商、不法分子以及敌特分子参与其中。

老百姓长期以来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因而对银元、外币有着盲目的依赖心理。

不法分子们大量囤积银元，再利用老百姓的情绪大做文章。

随着情况愈演愈烈，人民币很快将成为第二个“金圆券”。

此时，上海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开表示拒收人民币，商品以银元标价。

6月5日，为了稳住人民币和物价，上海市政府向市场投放了10万枚银元，随后又追加了30万枚。

岂料此举如同泥牛入海，人民币兑银元的比值依旧在下降。

敌特分子大肆叫嚣：

“解放军进的了上海城，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城！”

此刻负责全国经济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遇到的敌人，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尽管当时中央政府准备了五百万枚银元，但是一味的抛售，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使得大量游资围攻上海，将全国经济彻底拖垮。

1949年6月，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场“银元之战”打响了。

上海、南京、杭州等几大城市一起行动，明令禁止银元的市场流动，各地公安机关、军管委组成战斗小组，清查银元黑市。

经过周密侦查，上海市军管会发现，当地的地下银元几乎都与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证券大楼。

这栋楼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却时常有人鬼鬼祟祟地进出。

为了不打草惊蛇，由潘汉年指挥、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部署的秘密侦查，在证券大楼内展开。

他们初步发现大楼内存在一个庞大的以上海几大企业老板为首的银元交易黑市。

这些老板受潜伏特务保护，由特务头子毛森秘密指派，刘全德、朱山猿等人执行，他们由代号“草纸头”的上峰直接领导。

这个“草纸头”正是蒋介石。

不甘心就此失败的他，要在经济上击败共产党。

6月5日，上海市政府在汉口路组织了十万人大游行，反对银元黑市交易，军管会通过报纸、传单展开宣传攻势。

不料楼内的投机商对民众的呼声置若罔闻，市面上的银元贩子仍多达八万人。

上海市长陈毅大手一拍，喊了一声：“抓！”

一场针对证券大楼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6月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秘密调派一个营的军队包围了证券大楼。

他们与早已化妆潜伏在楼内的200多名公安干警同时行动，分别控制住了进出大楼的主要通道。

从上午十点开始，对楼内2100多名交易人员进行逐个甄别，清查行动一直持续11号凌晨。

共抓获非法交易的头目及敌特分子234人，另有1800多名参与人员接受教育和登记后被释放。

此次行动共计没收黄金三千两，银元3万余枚、美元若干，狠狠地打压了投机分子们的嚣张气焰。

当日银元价格由2000元跌至1200元，由此，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得到确立，上海物价也获得了暂时的稳定。

从米棉到运输，连战连捷定乾坤

“银元之战”告捷后，上海的经济市场平静了近半个月，但不甘心就此失败的投机资本家和敌对势力，还在试图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放在大米、纱布、煤炭为代表的生产生活基础品上，也就是俗称的“两白一黑”。

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社会上充当等价交换物的不仅有银元这样的货币，米、棉纱、煤炭等生活生产必需品，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们的需求广泛、也便于折算。

6月下旬，围绕“两白一黑”的战争，在上海打响。此次由投机商率先出手，大批收购囤积米、棉、煤。

以大米为例，6月23日，上海每石（dàn)大米的售价是人民币11700元；到了7月16日，就上涨至59000元，两天后更是高达65000元。

同样在6月23日，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口外布雷，封锁上海口岸，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

导致上海出现存粮不足，外国棉纱进口困难问题。

截止到7月21日，这一月内米价上涨了4倍，纱价上涨1倍。

之后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又上涨了3倍，纱价、布价各涨3.8倍、3.5倍，其他物价也随之大幅度上涨。

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当时有人形容“物价一日三涨”，大规模物价上涨，严重打击了我党的声望。

期间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经贸会议，与会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大区财经贸易等部门的领导人。

会上对保障米棉市场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会后，陈云亲自深入上海市场，对物价进行实地调研。

他认为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人民币的发行量过多；

二是市场需求物资调配不及时。

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

从上海调剂纱布至武汉，以控制湖北、湖南棉纱市场；命令西北财委，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纱布运往西安。

在保障粮食供应方面，

从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及东北等地，调动3至4亿公斤的粮食，存储于南京、杭州之间。

从1949年11月15日之后的半个月内，仅东北地区，每天通过铁路入关的粮食，就有500至600万公斤，极大地缓解了北京、天津地区的市场需要。

截止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营粮店掌握了17亿公斤粮食，满足一年半的周转期。

陈云曾专门交代：

东北必须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以保证在天坛围起来的席囤存粮与日俱增。

他要给天下的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奸商无隙可乘。

当一切准备就绪，

一场以上海为中心面向全国的米棉反击战，开始了！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主要工业城市，同时大量抛售食粮、棉布、纱布。

上海棉纱市场开市后，投机商争相抢购，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贷。

棉纱公司不断抛售纱布，且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上海纱布价格当日就下跌了一半。

在粮食供应方面，国营粮店更是将上海市场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当时上海的国营粮食公司在全市设立有64处营业所和75处特约米店。

他们的供应量，已超过批发市场的总成交量。

当私营米店将零售价抬至16万元一石时，国营粮食公司抛售价仅8万元一石，严重打击了投机粮商。

初战告捷，陈云主张乘胜追击，不给投机商任何机会。

他要求所有国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且工人工资照发。

另外还要加紧征税，如不按时纳税，将按3%的税额处罚。

与银元之战不同，“两白一黑”的战争，人民政府依靠的是科学的调配和精准的判断，不费一枪一弹，就对投机商和敌对势力进行了打击。

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

一些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

针对解放初期，交通运输不畅，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陈云指示华东局和华东财委会，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复因战争损坏的铁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成立，参与国内的铁路建设和运营工作。当年年底，因战争受损的铁路相继恢复通车。

之后随着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等西部铁路网的建设完成，物资的运输和调配更方便快捷。进一步缓解了部分地区的物资问题。

此外，政府加紧对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的管理，配合公安机关大力打击走私贩私、投机倒把以及敌特破坏等行为，极大地保障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1950年，仅浙江省公安机关打击走私贩私人员就达数百人。其中还消灭了以何卓权、张毅为首的国民党走私破坏集团。

曾为投机分子提供保护，阴谋刺杀陈毅、陈云的刘全德、朱山猿等人，以及头目封企曾，也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并且消灭了潜伏多年企图破坏铁路运输的“括苍山行动队”。

强大的政治攻势，也让原国民党“中委会二组”，杭州工作站独立台台长曹湘海在杭州投案自首。

在对敌特分子强有力的打击同时，陈云还部署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一揽子措施。

包括发行公债、加强税收、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紧缩银根等措施。

最终彻底整顿了市场秩序，结束了国民政府时期持续了十余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的现象。

毛主席评价其贡献：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稳定与创新

1950年2月，陈云主持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

随着残余敌特分子不断的被清除，物资供应和价格趋于稳定，在总结了前期经济工作的同时，陈云敏锐的发现了货币制度的不足。

第一套人民币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印刷质量差、破损严重，不被当时的市场和老百姓所认可。

且受到兑换金圆券的需要，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过大（最大的达5万元），但是单位价值却很低，流通时往往以万元为单位，十分不便。

加之当时人民币未于任何贵金属挂钩，且各类币种样式多达62种，导致市面上存在不少假币。

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制造、使用假币的特大案件。以娄寿昌、郑庆华为首的假币制造团伙，共制作假币达3.37亿元。

此案轰动一时，对新中国稳定经济来说，存有极大的隐患。

为了改变第一套人民币的上述短板，1950年7月10日，陈云向中央呈递《关于印铸新币方案》。

此后经过数次研究探讨，第二套人民币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

包括了面额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纸币。

对比第一套人民币

第二套人民币的1元等于前者的1万元

1957年，又发行了10元纸币

和1分、2分、5分硬币

第二套人民币是新中国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硬分币至今仍在流通，纸币至2007年4月停止流通，前后共计52年。

继任弼时之后，作为新中国的五大书记之一，陈云以卓然的见识和缜密的头脑，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他曾经说的：

“不解决实际问题而谈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