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
从年龄上来看最大的是欧阳修，最小的是苏东坡。
聊这四个人的关系就必须要从年龄最大的欧阳修聊起。
欧阳修曾经去考试有过落榜的经历，不过23岁时就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这样的年龄就能中举已经十分优秀了。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
欧阳修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此时第二个人出现了——苏东坡。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苏东坡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太妙了，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避嫌，就定为第二。
后来公布出来才知道是苏东坡。他与苏东坡交流时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经过欧阳修的点评，苏轼名动天下。这样算下来欧阳修算是苏东坡的知遇之人，伯乐。
当时欧阳修误将苏东坡当作曾巩，曾巩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曾巩也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美，对王安石的名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后来欧阳修又一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所以欧阳修也算得上是王安石的伯乐。
通过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肯定有交集了。
轮到最后一个人，司马光了。
司马光的起点比较高，年少之时就扬名天下了，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相仿，他们后来相遇之后成了好朋友，这里面还包括包拯，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个包青天。
这四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
一切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变了。
宋神宗对王安石很欣赏，他继位之后王安石也得到了重用。
一场变法让这些人因为对变法的理解不同，成了敌对。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对青苗法有所批评，改知蔡州，这一年欧阳修将自己称为“六一居士”。一书、一棋、一琴、一金石、一酒、一老人。你就知道欧阳修到底在想什么了。
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主动离京来到杭州，在杭州留下了很多事迹。
司马光一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反对，直到青苗法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反对。后来好友范镇反对新法被免官，司马光愤然上疏，然后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不过问时事。
这些争斗只是政见不同的争斗。
当年苏东坡深陷“乌台诗案”，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为这句话，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就是四个人的关系，从好(师）友到相互争斗，但是底线还是有的。
录一下各自对对方的评价：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东坡对司马光的评价：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对欧阳修的评点：
王安石说：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
苏东坡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作为前辈，还是受到这些晚辈的尊重，至于苏轼、司马光、王安石差不多平辈，就不怎么客气了。但他们之间的相争只是君子相争，是为天下而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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