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陵是近年西汉帝陵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江村大墓1号发掘点（2019年5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考古学家刘瑞接受专访谈文帝霸陵：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汉文帝霸陵的真正位置，终于被确定。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这一成果颠覆了自元代起700年来史学界的普遍认知。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霸陵是近年来西汉帝陵研究的最重要成果，“霸陵位置的确定以及系列的勘探发掘，填补了整个西汉帝陵的研究缺环”。

刘瑞先生十余年来在陕西的考古现场进行秦汉时期考古工作，是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栎阳城遗址和昆明池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同时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二队队长，在回到西安从事考古工作之前，他是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从2000年至2007年一直参加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现在依然进行着南越国宫署遗址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写。在本次采访中，刘瑞表示，汉文帝霸陵的最新研究成果，给西汉南越王国文化遗存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

外藏坑被盗，考古人员抢救性“护理伤口”

收藏周刊：您好，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汉文帝霸陵研究进展。

刘瑞：霸陵的考古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正在开展。我认为，本次最重要的发现是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因为自元代以来，文献对霸陵位置的记载有不同意见，有说在原（塬）上面，有说在原下面。其次，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考古院对被盗的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就像我们受了伤要清理创面一样，不能由其继续“受伤”），在“清创”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

收藏周刊：本轮工作开展于何时？

刘瑞：已持续一段时间。国家文物局很早就批复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进行系统的西汉帝陵考古工作，霸陵自然是其中一部分。现在很多人关系的“被盗”只是提供了些工作线索。媒体报道显示，2016年以来已开展了比较持续的考古工作。除了之前说的“清创”外，周边还做了许多工作，并先后发掘了一些探沟，通过这种方式以最小面积来获得最大信息。

四条墓道，就可判断它是帝陵

收藏周刊：江村大墓本世纪初被发现，墓主曾被认为是某位贵族。而长久以来，在其北部2100米处的“凤凰嘴”，被认为是霸陵所在。近年来经考古分析、勘探和发掘，得出江村大墓才是霸陵的结论。您认为要达成这个结论，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

刘瑞：我觉得作这个判断不难，因为江村大墓有四条墓道。“亞”字形四条墓道的规格，是只有帝陵才有。而它旁边紧邻的就是窦皇后陵和南陵（其夫人和母亲的陵墓）。所以，这座四条墓道大墓的墓主只会是文帝。

收藏周刊：四条墓道的高规格形制，始于何时？

刘瑞：目前，安阳殷墟的商代墓葬，其最高等级就是四条墓道。虽然还尚未发现周王陵，但在宝鸡周原遗址发现的推测为“周公墓”的墓葬也是四条墓道。秦始皇陵墓道应该也是四条。而在霸陵之前所有的西汉帝陵也都是如此，直至东汉帝陵才变成一条墓道。

收藏周刊：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这种推断是否在2021年前已成形？

刘瑞：2015年《考古》杂志曾发表相关论述，讨论霸陵所在。因此这个问题实际6年前已基本解决，只是未引发公众关注。而如今的正式公布和媒体报道，却催生了数亿流量。这也给我们的学术传播带来思考，如何更多地把自己的知识转化成公众能迅速接受和传播的讯息。

霸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封不树”

收藏周刊：公众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在“西汉十一陵”中，文帝为何不像其他九位皇帝，留在咸阳原皇家墓葬区，而是选择“一个人在白鹿原静静”？此外，霸陵的特别之处还有什么？

刘瑞：霸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封不树”，地上既无封土堆，也不种树木以为标志。这在“西汉十一陵”里是唯一。

原（塬）是陕西常见的自然地貌，顶上平的高地，“高平曰原”。现在确定的霸陵非常靠近白鹿原的北端，东侧下去不远就是凤凰嘴，西侧下去是一个非常陡的大坡，文献中叫“峻坂”，北边不远就是白鹿原的原头。也就是说，白鹿原到这个地方后已经变得很窄，霸陵的北东西三侧都很低，因此从下面看的话，它这里就像山一样。因此文献中说它是“因山为陵”，就是把“原”的地形称之为“山”。因此霸陵这里虽无高大封土，但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原，就像封土一样矗立而起，甚至比其他帝陵的封土更加雄伟。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有说法是认为他考虑了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和陵墓位置，因为如果在咸阳原，母亲的陵墓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收藏周刊：霸陵曾被误认为在凤凰嘴，您怎么看历史文献在考古工作中的运用？

刘瑞：我此前受访时曾说，霸陵虽不封不树，但在晋时就已被盗，《晋书·愍帝纪》载：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盗出了很多金子，可见晋愍帝时人们知道霸陵在哪，并且一直传到宋代都没有任何问题。宋代人宋敏求的《长安志》里写得也很清楚，文帝霸陵在县东十里白鹿原上——和江村大墓位于白鹿原上的情况完全吻合。只不过在后代传抄和流传的过程中，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第一次提出了“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嘴下”的说法，现在看是出现了错误。

我们有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文字是重要载体。记述传抄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但文献的重要性不能忽略。考古资料和文献有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而且年代越往后，考古工作需要参考更多文献，才能作出一些明确判断。

收藏周刊：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汉民族就形成于这个时代。时人“事死如事生”，帝陵是当时社会历史活动的重要缩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降，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开始。目前，业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瑞：我觉得这几年西汉帝陵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霸陵。对于考古，公众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成果”，但其实就像做数学题一样，专业人员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求得”结果。每个帝陵面积都很大，考古工作需要点滴累积推进。

霸陵位置的确定以及系列的勘探发掘，填补了整个西汉帝陵的研究缺环。

收藏周刊：从前缺在哪里？

刘瑞：比方说，其他帝陵的大小规格，我们有所知，唯独霸陵从前不清楚，这就是缺环。茂陵很大，长陵小一些，安陵又小一些，那霸陵位列第几？它和阳陵（景帝）比起又如何？现在有了准确数字，相关研究就可推进。

广州南越文王墓，是否有封土？

寻找当时的大比例地形图看看

收藏周刊：我们知道，您与广州这座城市缘分很深，也曾参与过广州南越国宫署发掘等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汉文帝霸陵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西汉南越王国文化遗存的研究，乃至其他南越王墓葬的寻找，有否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刘瑞：确实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南越王赵佗和汉文帝联系紧密，岭南也因为后者的柔和政策，当时经济和技术得到稳定长足发展。南越文王墓的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他比汉文帝晚了几十年。但它本身是“凿山为藏”，是山里头埋进去的，这种墓葬形式不是因山为陵。因山为陵在文帝时期，才大面积在各个地方发展，比如后来的满城汉墓。因山为陵墓葬形式的推广，我觉得与文帝时期新创立的制度有关系。

南越文王墓是在开展基建的过程中被发现，当时开挖房基，象岗山顶部已被削低17米，挖下去以后墓葬暴露。墓上面是否有封土？还是和汉文帝一样“不封不树”？已不可知。从记载看，这里在之前有顺治十年建设的“拱极炮台”，那炮台是否曾经利用了原来的封土，现在也不可知。

从当时做墓葬发掘报告的情况看，调用的是60年代初测绘的1:50000地形图，这个比例应该不大能看清封土的有无。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如今，您可以呼吁或建议一下，寻找一下60年代-80年代的大比例地形图，比如1:1000，甚至1:500的，此外找一找早期的航片、卫片等等，让我们能看看山顶上到底有没有封土。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说，这里跟汉文帝所创立的“不封不树”有较密切关系，但即使有封土，可能也和霸陵有较密切关系。

收藏周刊：南越国许多重要文化遗存，位于如今城市中心地带，您如何看待这类考古工作的推进？回到霸陵，我们也想知道，江村附近的地理人文环境现在如何？文化遗存的研究和当代城市的发展，如何更好互动共生？

刘瑞：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跟您说。先说霸陵，它在白鹿原上，是西安郊区，没有大规模城市建设，自然环境保存尚可，种了些果树和庄稼。霸陵位置确定后，各方面应会给予高度重视，对于遗址保护和考古发掘是极好促进。

再说回广州，感谢当年广州政府大力支持，把位于市中心的儿童公园搬走，推进南越国宫署发掘。考古人员历年来做了大量工作。这里发掘出的以南越国为中心的历代文化遗存，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或核心内容。从发现看，向西侧的北京路延伸，那么北京路下叠压的遗存怎么办？是否发掘，这是一个权衡，是一个需要领导和市民一起来商讨的问题。个人觉得，或许短时间内让它埋在地下也是一种保护。

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尽最大努力的切实推进南越国宫署遗址已发掘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这是目前亟需推进的工作，我们要让更多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被公众获知。

还有就是您问过的，其他南越王的墓，如赵佗墓在何处的问题。从之前调查和研究的情况看，可能大概率是在越秀公园里面的越秀山下，但具体位置不好说。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什么迫切事件，就让它在那儿放着，或者让大家去猜、去想，其实也挺好的。如果要做考古工作，必然会对公园里面的许多植被造成破坏。要找“南越王”，还是要保护这些树木，也是一种权衡。考古过程是长时间的，没必要非说明天就要做，后天就要做。不需要着急。

但是如果说在越秀公园内的某些地方有基建，那就要积极配合的做一些主动性的寻找和抢救性的发掘，逐步寻找线索，慢慢地把讯息聚拢起来，因缘齐备，也许终有一天，我们能有新的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