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特点浅析

作者：弹痕

随着苏东巨变，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

其所拥有的绝佳的地理位置、远超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冷战中逐步确立，经冷战胜利得以更加巩固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由强大军力及其盟友所巩固的全球独有的快速介入能力，由美元为支撑的国际金融霸权，使得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力图打造一家独霸的单极世界格局。

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始终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施行的，在这一点上老布什和特朗普实际上并无差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历届政府虽然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应变。

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追求世界范围的内的力量平衡。这种所谓的力量平衡既包括其盟友和所谓“敌对集团”或称“邪恶势力”的平衡，也包括其盟友内部之间的力量平衡。均衡战略曾经为巩固大英帝国近一个半世纪的霸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接过英国权杖的美国也将这一战略进一步发扬光大。

冷战结束后，曾经与之分庭抗礼的苏东集团虽然冰消瓦解，昔日华约旗下的一些国家和政治集团也改投美国门下，但新旧世界格局交替之际，一些新兴势力也趁机崛起。这些新兴势力虽然无意直接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但这些强势的区域力量的存在无疑会对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造成削弱，这正是美国所无法容忍的。

要实现全球的力量平衡，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动用武力或者外交等手段施以干涉。海湾战争中萨达姆的悲剧就在于，他看到了苏联全面退出全球争霸在中东地区造成的短暂权力真空，意图在旧格局结束之时创建属于自己的新格局。但他并未看到美国对这一时机早已等候多时，怎么可能会把如此绝佳的机会拱手让给他？

更况且，他所要打造的区域格局意味着美国25%、西欧50%的进口石油将会受制于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甚至怀有敌意的区域势力，美国当然无法任其坐大。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仅萨达姆一统阿拉伯世界的迷梦被击碎，美国还趁势进一步分化了阿拉伯世界，全面强化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如果说萨达姆属于逆之者亡的典范，那么是不是顺之者一定昌呢？这个可真不一定，美国的平衡战略固然对其敌对势力不遗余力的予以削弱或者消除，但即使是作为盟友，一旦对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也同样难逃干涉大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各国逐渐摆脱经济困境，开始步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为深化多边经济合作，西欧各国开始着手重新启动酝酿已久的一体化进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开始插手前南斯拉夫遗留的波黑危机。美国插手科索沃问题固然是为了控制科索沃的石油通道，将俄罗斯彻底逐出巴尔干半岛，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但科索沃危机也同样对西欧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由此引发了英、法、德等国对于巴尔干重建主导权的争夺，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北约框架内的主导地位。

这种平衡战略的关键在于，既要使其盟友足以与所谓的敌对势力相抗衡，甚至占据略微的上风，但又不至于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惟其如此，美国才能既保证对敌对势力拥有足够的优势，又不至于因为盟友尾大不掉而遭其反噬。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美国在全球不断挑起冲突的原因。

因为一旦某一区域失去了外在的威胁，作为其盟友或者准盟友的国家或者区域势力便会有摆脱美国控制的可能。毕竟美国的战略终究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所谓的人权问题、普世价值观问题、文明冲突、信仰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在很多时候不过是挑动纷争的幌子而已，就像鲍威尔手里摇晃的那管试剂一样。作为其盟友的国家或者区域势力其实对此洞若观火，一旦有机会就会试图挣脱其控制，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几次对欧洲下黑手。

正因为如此，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下是永远不会缺乏“邪恶势力”的，这个对象可以是冷战结束初期已经俯首称臣的俄罗斯，也可以是对美国完全够不上威胁的朝鲜，当然也可以是一心谋求自身发展的中国。只要美国在该区域内需要平衡各方力量分配，“邪恶势力”就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一样被凭空释放出来。

当然，在需要的时候山姆大叔也是从不吝于抛出一个盟友做炮灰去搅乱局势的，成功了美国坐收渔利，失败了美国也没什么实际损失。当年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格鲁吉亚和南海问题上的菲律宾是这样，现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以色列也是这样。美国在对盟友的亲疏排名问题上，从来是以利益相关的程度为考量的。所以抱紧美国的大腿实际上也是风险满满的，不仅有被削弱和打压的可能，也有被作为炮灰抛出的可能，突然就莫名其妙的上了“邪恶势力”黑名单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基于平衡考虑的干涉，出于利益权衡的敌友选择，这些和美国在冷战中的对外战略似乎并无区别。的确，这些政策在冷战中美国政府早已实施过，最初的西欧一体化进程就是在该战略原则下无疾而终的，安哥拉战争狂人萨文笔一生的浮沉也正是这一战略原则的缩影。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显得更加务实，不再“背负自由国际主义的枷锁、乌托邦式的期待及法理主义的阴影”。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天命所归”式的自负，对于投入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性问题考虑并不多。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外问题上更加关心的是介入某一地区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与获得的利益成正比。在这样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态度下，美国的对外战略显得更加富有弹性而灵活。

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平衡大多依靠军事干涉来实现，冷战结束后，这一局面发生了转变。虽然从1990年至1999年，美国对外用兵共45次，年均用兵频率较冷战时高一倍，但同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在直接军事干涉问题上却更加慎重了。冷战结束后的每一次用兵都是经反复商讨，该问题确实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了直接性的威胁，经其他手段无法调解以后才进行的，而且冷战后的军事干涉更多的是与其他手段相配合使用，一旦既定目标达成就立即终止使用武力。

虽然这并没有改变美国以军事大棒构建自身利益体系的事实，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确实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具灵活性和变通性。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及北约军队在进行空袭的同时，也积极采取政治和外交努力，断绝俄罗斯对南联盟的援助并在南联盟内部寻找合作目标，最终在多重压力下迫使南联盟就范。

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走低，美国开始不断收缩在全球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在收缩的同时，也不断挑动相关区域的争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不断利用南海问题制造争端，利用叙利亚问题促使事态升级。

除了因为特朗普个人性格浮夸任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目前已经无力对这些区域施加更大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继续在这些区域保持足够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搅动各方加大纷争能够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只要这些区域的纷争不停止，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力量就必然被牵制，无法在短时期内对暂时收缩的美国造成足够的威胁，一待美国国力回复，便可重新掌握对该区域的控制权。或者该区域即使出现一个能够整合该区域的力量出现，其余各方力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必然会积极向美国靠拢，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巩固其主导权。

当然，美国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都是基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其带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其所谓的平衡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和缓解国际冲突与动荡，反而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其自身也很难避免受由此引发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困扰。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下，各种威胁手段日益多元化，且更新速度日益加快，传统的平衡战略所能发挥的作用越发有限。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采取的和平发展战略也逐步被更加广泛的接受，以对抗为出发点的美国对外战略也必然逐步失去施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