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说“者，无法以坦诚相见，亦无能去诚信面对的历史史证（八）

邹家湾襄阳邑城代表东汉初襄阳侯习郁封地之襄阳最高行政划治级别，这也是东汉初平元年刘表荆州州府所在地。

"襄阳说"者们掩盖邹家湾襄阳城的历史及发掘，不敢面对这个史证，因为它的出现能够拆穿"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或邓县隆中"系杜撰、凿造之谎言。

从光武帝册封襄阳侯习郁封地邹家湾襄阳城，我们辨析刘表荆州之州府所在地。

一、历史记忆:

习郁，字文通，东汉襄阳人，初为侍中。

后随汉光武帝刘秀驾幸黎丘（今襄阳宜城辖地）时，两人共同梦见苏岭山神。因护驾有功，刘秀封他为襄阳候。

习郁就在苏岭山建立神祠，刻二石鹿于神道两侧。同时在襄阳岘山南，依照范蠢养鱼法建池。池背负现山，面临汉水，苍松翠柏，风景优美，人称习家池。

二、习郁受封“襄阳侯”与古襄阳城地理坐标: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侍中习郁告退、还乡归养。汉光武帝念其功高，封为“襄阳侯”。其采食之封地位于今欧庙至宜城小河一带的“邑城”，而选址风光秀丽的“习家池”而居。可以推测这个邑城，就是当年位于今邹家湾的“襄阳城”，其城名曰“襄阳”，故汉光武帝以其地名适封其为“襄阳侯”。

三、邹家湾襄阳城地理条件与环境符合荆州刘表入住之襄阳。

★案襄阳陈家驹老师的考证论述之印证（一）:

1、邹家湾古遗址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古城

从邹家湾遗址规模来看，仅存的遗址岗丘（含马岭）长达2000余米、宽1500余米，这还不算与其“配套”的其他城市用地，如潼口古码头、驿站等。除古城遗址外与其相关的还有跑马岭遗址，传说是驻军和练兵的“教场”，城南建有“兴国寺”，城中有“珠市巷”，城东有“扎马营”及潼口古码头遗址，城南有延续10余公里的高规格古墓葬区（潼口至小河、宜城207国道旁），城郊有“安静坡”即“贫民安葬区”等。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在其城周之空旷的田地中也散落不少的古陶、古瓦砾等残件，真可谓俯首可得千年以上的“文物”残件。从以上集聚区的规模和相关与城市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等布局而言，它不是一般的、大的聚居区，而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

根据襄阳市《文物普查资料》对邹家湾遗址发掘的遗物得出的结论是：“包含有战国及汉代两个时期遗物。”说明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也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另外襄阳市考古研究所陈千万所长认为，邹家湾古城遗址规模大，遗留器物丰富，历史跨度大，如果进一步发掘也可能出土更多更有力的佐证器皿，这里应是一个西周时期的城市遗址。我也希望对此古城遗址多作一些深入的发掘考察工作，为古城的过去提供更多、更有科研价值的资料，丰富我们襄阳的历史文化内涵。

还应说明的是，在邹家湾古城以西约6.5公里处的三步两道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属石家河至屈家岭时期的古遗址，距今约4600—4000年。三步两道桥遗址与邹家湾古城相距很近，二者之间应存在一定“进化”或“演变”过程，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2、古城地望与襄阳之“襄”与“阳”的微妙结合

这主要是根据中华民族对地名命名的法则，特别对大地名，或城市名称而言，一般依山、依水、依地理方位等进行城市等的命名。而邹家湾古城也应符合这一规律而命其名，“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和“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的命名法则。古城恰好在渭水河之北，渭水古称“襄水”，其城在襄水之阳，顺理成章，城之名为“襄阳”；依山而言，城北有卸甲山，稍远更有岘山，故城在山之南，则名为“阳”而恰如其分，而冠以“阳”无可置疑。

3、当地居民流传中的口碑“南水北山定襄阳”

在欧庙邹家湾一带，上岁数的老人们常对后人传授说，我们（欧庙）老辈对我们讲“南水北山定襄阳”，我们这就是“老襄阳城”，还说“连府带名”搬县城（今襄阳城）。邹家湾老人们说，我们这就是“襄阳村”。这口传史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科学道理的，我们人类发展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除文字记载外，很大一部分历史文化传承是由代代人的口碑相传而保留下来的。

★案陈家驹老师的考证论述之印证（二）:

话说邹家湾古襄阳城地望和历史文献上记载的襄阳城

前面用了不少笔墨介绍邹家湾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对于古遗址（襄阳城）的地望，古人选址、遗址的规模和形成年代及早期城市的出现与襄阳城的微妙关系是本次考察的重点。自从介入对欧庙地区古遗址三步两道桥、邹家湾遗址、潼口老街老码头、欧庙双城遗址的考查后，我一直想从中找到这些古遗址相互间关系及演变的渐进过程，特别是这些古遗址与襄阳城有没有内在的关系。

邹家湾：襄阳古城建城的地望条件

纵观邹家湾古城选址，在两三千年前的经济生产条件下，能在襄（渭）水之畔的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含岗丘两侧之遗址暴露区）达2000余米。

1、在生产力低下，抗御自然灾害，特别像洪水之类的灾害是放在首位的，因此，此城的绝大部分是建在高于襄水地平面10—15米的高台地的岗丘之上，不会受到洪水之患的困扰。

2、另一个考虑建城条件则是水源，此古城选在襄水之曲，使城的西与南均距河流30—70米的地方，这样有利于城市取水，在洪水期间又不受洪涝之苦，整个城市不会因水而陷入被动。

3、其城址东之潼口为水陆交通之咽喉，是城之“市”和物资对外贸易与交换的口岸，它有码头直通汉江，自古至清代均在此设驿站，沟通南北物资等交换。

4、潼口也是关隘之地，对于城市的防御与征战均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5、为什么古襄阳城当时不选在汉江之岸？这和3000年前古人对大江大河的敬畏是紧密联系的，在当时来说，古人对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放荡不羁的汉江来说只能是“敬而远之”，并把洪水视之为“洪水猛曽”，只能是保持相对距离，而以城市安全为重。如靠长江平原上的上海、武汉等其城市历史都不是很悠久，而在今天的条件下，它们得到迅猛发展，成了特大城市。

6、古襄阳城选址的另一个条件是，除城市建在高台地之上外，其周围又是汉水、渭水形成的大面积的沃野平原，对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物资供应保障体系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7、城之北有卸甲山及稍远的岘山形成城市的“靠山和屏障”。是古襄阳山之阳的支撑点，从而使古襄阳城占有“双阳”之阳的无可争辩的“阳”！

8、这里，台高土厚，质地好，适宜制造以陶制器皿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生产与制作。特别是这里林木生长旺盛，可提供充足的建设房屋的建筑材料；其北为岘山，岘山为石灰岩山体，石质坚硬，质地优良，易于开采，运送方便，为古襄阳城的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资源条件。

9、从地形上看，北高南低使整个城市中的主体建筑能占据城市中风水最佳地段，形成至高至上，而威居城市之首至高无上的威严之势。

10、城市大部分建在岗丘之上，有利于城市的排水，不受暴雨肆虐之苦。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在邹家湾岗丘地上选择建古襄阳城池，是古城建设决策者和规划建设者的高明之举，是符合当时在此建城的条件的。

四、《襄阳县志》记载卢戎国历史沿革印证襄阳县坐标方位:

卢戎国（庐国）灭，成为楚之下邑。

秦昭王二十八年统一中国，以楚之汉北置南阳郡（包括邓、鄾），以楚之汉以南置南郡——南郡（包括古庐）之北部置中庐县。

西汉初自中庐县以东置襄阳县，襄阳县境辖中庐县以东，邛县县以北，汉水以南地区。

从上面的记载及襄阳考古提供的史料文献图片上辨析，卢戎国灭，生中庐县，中庐县以东生襄阳县——这是一个自西而东历史演绎及地理变化过程。

可以推定，邹家湾襄阳城遗址就是西汉初置襄阳县。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2月 ）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十二帝 ，享国二百一十年，又称为前汉。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统称汉朝。

历史记载:东汉沿袭了西汉时的郡县体制及郡县边界规划。

东汉初，习郁被封"襄阳侯"，封地邹家湾襄阳城，此去刘表的公元190年入襄阳，抚纳荆州七郡之时间隔不过一百四五十年，且又不见东汉迁址襄阳县的记载。故据以上史料文献推定:刘表的荆州治所初在宜城，后移治襄阳，这个襄阳就是邹家湾襄阳县（襄阳城）。

五、《三国志》记载印证邹家湾襄阳为刘表之当时荆州州府所在地。

《三国志》云: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

辨析:孙坚既然围住襄阳，却战死于岘山，这个襄阳显然不是北津戌襄阳……而从历史记载情理演绎推理，这个襄阳应当是邹家湾襄阳城，襄阳城北岘山有关隘。

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辨析:孙坚既然围住襄阳，刘表如何能够夜遣黄祖潜得出？

说明孙坚攻打邹家湾刘表之襄阳城不下，遂退回岘山以北驻防，此当是孙坚忧于汉水河道被刘表截断粮草补给，或被汉水过来刘表之兵抄袭后路，遭遇前后夹击。

故孙坚攻打襄阳不下，驻防岘山以北。所以刘表夜遣黄祖潜出，到岘山以北偷袭孙坚驻军。黄祖战孙坚不能，欲退兵，孙坚追击黄祖于岘山，而此处刘表早有安排接应黄祖部署伏兵，故孙坚造伏击身亡。

吴录曰：坚时年三十七。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辨析:这一段记载更明白了，刘表夜遣黄祖潜出偷袭孙坚，又迁吕公于岘山缘山向见，部署伏兵接应黄祖。故孙坚追黄祖于岘山，遭伏兵石击或中箭而身卒。

而如果刘表闭门北津戌襄阳，孙坚围城，黄祖如何能够潜出？刘表又如何能够派遣吕公设伏于岘山呢？孙坚铁围刘表，直接攻打北津戌襄阳即可，而汉江以北袁术的粮草补给亦会过汉水而源源不断供应孙坚军队。故孙坚岘山之死，就会成为无厘头之谜，而孙坚作为一个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者，此反常之举匪夷所思，不合情理。

再说，如果黄祖自北津戌襄阳潜出，战孙坚不能，退兵还城即可，而黄祖却夜晚逃离远离襄阳城的岘山，而"事先"知道那里有伏兵似的？亦不合情理。

所以，只有刘表居于邹家湾襄阳，才有孙坚死于岘山之合理解释。

六、魏晋南北朝学者叶植教授对于欧庙邹家湾襄阳的论述认定，是春秋至东汉末年的襄阳邑城。

叶植教授依据考古和历史记载认定:邹家湾襄阳城（邑城）就是东汉光武帝时，给予襄阳侯习郁封地之襄阳城——邹家湾襄阳城，在东汉是最具代表襄阳的历史地位邑城——诚然，这个封侯襄阳不是北津戌襄阳。

邹家湾襄阳城，在中庐县以东，在中庐城（卢戎国城遗址）以东，符合以卢戎国置中庐县的记载，又符合中庐县以东析出襄阳县的记载，它们居于邛县以北，它们的地理坐标与文献记载契合。

如果襄阳置名于"怀山襄陵"，诚然是在汉水洪水来临，北津戌一片水天，不能以大批人口入住。而邹家湾襄阳地基极高，周边林木茂盛，亦有良田沃野……正是一个囤积居住的好处所。。

无法认定叶植教授所认为的西汉初置襄阳县，就在真武山北半里许的遗址处，而放弃邹家湾之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之大型遗址而"无定论"——城址500米见方，建筑级别很高，而周边裸露遗址方位1500米✘2000米（陈家驹老师）。

叶植教授显然有"难言之隐"，但已经偏离学术之历史真相。

从历史记载上研习:西汉初置襄阳县，至东汉时襄阳县（襄阳城）——历史地位中的襄阳没有改变或迁县记录，这就是襄阳侯习郁封地之襄阳邑城。

北津戌襄阳自春秋至东汉，作为兵营、物资集中供需军队的港口基地，自当是物资储备、转运之所，古迹有之。

把北津戌襄阳城垒，作为刘表的州府所在地襄阳，还需要更多的史证论述——而刘表墓（不确定），不足以去论证"一座襄阳城"。相关材料如下图:

六，历史上襄阳城的毁灭印证邹家湾襄阳是刘表荆州州府所在地。

襄阳考古发掘发现:现在的北津戌襄阳城是东晋文化土层，没有汉代文化土层。现在的东晋襄阳城之护城河西，有一个汉代遗址，面积大小，但诚然确认这是汉代北津戌垒或船运码头，或北津戌兵垒。

而历史上的襄阳城，220年毁于曹仁，曹仁毁掉襄樊二城迁居民于江北。

公元310年，襄阳大旱，襄阳城失火被烧死三千多人（这显然不是北津戌襄阳所能容纳，亦不符合北津戌襄阳的地理环境）。

公元330年，郭敬入侵襄阳，毁城并迁徙襄阳居民于江北。襄阳城尽毁于厮，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公元377年，北津戌兵垒为抵御外敌，在其西北角建城墙，后天称夫人城，这是现在襄阳城的雏形。

公元389年，北津戌襄阳成型被侨置雍州。

而习凿齿先生于公元365年书《诸葛故宅铭》时，北津戌襄阳兵垒尚未成"城"，他自襄阳北门入，过路回习家池时，诚然是"襄阳城"是未尽之雏形。但这个襄阳与诸葛亮有什么关系呢？诸葛玄"往依刘表"，于襄阳城里有宅（诸葛亮《寄子书》确认），这是刘表荆州之汉襄阳城，而不是习凿齿先生"自北门入"之襄阳。

襄阳自公元220年至公元330年于百年间被毁城三次，已经足够历史演绎并见证邹家湾襄阳城止于汉文化土层，邹家湾襄阳迁徙北津戌襄阳之城市演变。

资料来源:《襄阳大事记》《晋书》《三国志》

"襄阳说"者们，对邹家湾襄阳城极度"曲解"，以"无定论"掩盖其历史真相，都是为《汉晋春秋》之杜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一句谎言。而"诸葛宅"在襄阳城里于百年之间遭遇三次毁灭，这显然不能寻找出其任何踪影。

花絮——襄阳老师秋木村口的落叶:

1、襄阳欧庙邹湾古城遗址，古邔国都城，楚别都郢邔，魏晋襄阳郡治所

2、邹家湾（简称邹湾）是经国家考古部门认定的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的古遗址。

城北有卸甲山，卸甲山东距欧庙约5.5公里；东南距邹湾古城遗址约2公里

遗址在维水（渭水）北，维水（也说渭水）流经潼口这一段又称潼口河。

3、卸甲山，维水，古潼口三要素聚集，即邹湾古城遗址，就是骑城

周回二里余，高一丈六尺，即骑亭也。县，故楚邑也。

沔水西南有骑城，周二里余，古楚邑，秦置己阝（邔）县。又有黎丘城，在故己阝（邔）城东。

沔水径黎丘故城西，又南过己阝县东北

府志，县志，也都没有明确指出邔城就是骑城，只是引述了水经注的记载；骑城，古楚邑。

己阝城，在县北五十里。邔城在县北五十里，而骑城刚好在五十里都范围上，古字通假，邔通骑音，即骑亭也。

明明是一座城，为什么叫骑亭呢？是不是骑亭通假邔郢呢？

在荆州府志，和宜城县志里都有“郢邔”，有别于史书里对邔的记载。

4、《读史方舆纪要》摘文

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后汉末，为荆州治刘表为荆州刺史，徙州治襄阳县。曹操得荆州，始置襄阳郡治宜城县，以地在襄水之阳，故名，以为重镇。晋初，亦为荆州治治襄阳。

5、襄阳欧庙邹湾古城遗址，就是水经注说的骑城，也是邔县故城，骑亭是古潼口。

欧庙邹湾古城遗址，又邔城可能就是为郢，起码作为邔郢存在，作为楚别都郢，地位和鄀郢相当（鄢郢为都时起码是这样的）。

欧庙邹湾古城遗址，魏晋时为襄阳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