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侦破“9·18”特大文物盗窃案，警方迅速抓捕

　　1992年9月18日，雨，河南开封包公湖畔，开封博物馆。

　　上午8时30分，服务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但一进门，她们大惊失色，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已空空如也。

　　8时31分，开封刑警支队长张天增的对讲机“嘟嘟”地响了起来。

　　“什么事？”

　　“报告指挥中心，213呼叫！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量珍品被盗，请侦查人员速来现场！”

　　8时40分，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迅速抵达博物馆，马上展开勘查工作。

　　随后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从不同地点赶到现场。

　　经警方初步勘查，发现展厅中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款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而另外3件一级文物，青玉山子、青玉佛手花插、青玉蔡柄活环匝等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品，其玉质之硬之纯，雕刻之精之细实为罕见。这些文物，精致脱俗，美轮美奂，实为国家瑰宝。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珍品总价超过亿元。

　　开封博物馆内馆藏文物较多，其明清宫廷用品是该馆最珍贵的馆藏文物，可谓镇馆之宝。该馆自1988年10月1日建成开放后，曾发生过十起失窃案件，其中文物被盗案四起，那四起案件中被盗的都是一般的文物，但是，这次被盗的文物不但珍贵，数量也惊人，确实令人震惊。

　　在现场警方提取了红色平绒布、黑色票夹、玻璃刀、鞋印、撬痕等多种物证、痕迹。

　　这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开封市公安局迅速将这一案件上报给河南省公安厅，公安厅又毫不迟疑地报告给公安部。

　　当天，开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吴国强为指挥员的侦破“9·18”特大文物盗窃案指挥部；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王济晟副厅长为组长的侦破“9·18”协调组。全省公安干警紧急动员，以刑警支队力量为主，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各路办案高手、侦查精英，齐集一堂。

　　经过对现场初步勘查情况的分析以及对当前国际文物走私大气候的把握，指挥部迅速制定了“立足开封，面向全省，辐射全国，伸向海外”的侦查方针。从现场勘查、物证排查、走访调查、赃物控制、社会发动五个方面入手，将参战干警分兵五路，以物找人，全面出击。

　　现场勘查组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奋战，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证、痕迹12种109件。通过对各种物证、痕迹的科技监测和经验分析，指挥部认为，这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被盗案系流窜犯罪团伙跨地区所为，案犯在两人以上。

　　从现场看，案犯对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及博物馆周围环境情况比较熟悉，事前经过多次踩点、预谋，因此案犯在开封必定有落脚点。

　　从作案手段看，案犯属于高智能犯罪，具有撬盗经验、攀登技术、反侦查意识，且对文物、红外线报警器有所研究。

　　直接进入现场的案犯有两名，一个身高170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年龄在25岁上下，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回力运动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年龄约30岁，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弧型鞋。

　　根据上述结果，指挥部下令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排查、走访，并紧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提供破案线索。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各种信息接踵而来。

　　包公湖渔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的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顾保国等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吴玉柱用强手电照了车牌说：“这是空军的车，部队的车还在这儿搞鬼咧。”因为前几天夜里巡湖，就发现一对男女在小轿车里发生性关系。

　　“你根据什么说那辆车是桑塔纳轿车？”

　　“我喜欢玩车，知道只有桑塔纳轿车的后尾灯位置最高。”

　　“凭什么说是部队的车，空军的车？”

　　“我当过兵，知道带红色‘K’字头的白色车牌的车都是空军的。”

　　“还记得车牌号码吗？”

　　“只记得中间不是一个零就是两个零，其余的数字记不清了。”

　　专班民警为此又走访了许多到过博物馆及在博物馆附近工作的人。不久环卫工人杨长明也印证，案发当日凌晨3时40分许，当他上班行至包公湖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那里停着一辆浅色轿车，因雨夜太黑，没看清车牌号。

　　开封中司木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两名工人提供线索：18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起床做饭，看到斜墙上有一个人。此人圆脸大眼，面色较白，很像歌星迟某。

　　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则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据他们回忆：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三次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点多钟，“武大教授”独自一人到馆，进展厅前与武警和馆内职工聊了会天，询问了一些博物馆内夜间值班的看护情况。交谈过后参观了“明清宫廷用品展”，他好像懂文物，看得非常入神，在厅内停留一个多小时；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时许，“武大教授”带一身高170米左右的男子再次来馆参观，因下午学习不开放，俩人没有进展厅，只在外侧参观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带一男青年第三次进馆到一楼北展厅参观“明清宫廷用品展”。经警方调查，证实9月初开封根本没有召开过什么“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对全市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进行排查，确认：自8月31日至9月18日，18至35岁的外地旅客来汴住宿登记的共27200多人，其中武汉籍旅客85人。在距开封博物馆200米斜对面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投宿，于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4080705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唐国强，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61812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陈纳德，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812041，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问，武汉铁路分局并没有在饭店登记的李、唐、陈三人，他们的身份证是假的。侦查员在与博物馆斜对面的迎宾饭店的住宿登记簿上也查到，9月2日李军、唐国强、陈纳德的住宿登记，其身份证号码与在东京大饭店所填一致，但登记后未在此住宿。

　　迎宾饭店的女服务员回忆说：“当我看到他们的住宿登记姓名时，突然发现有‘唐国强’三个字，以为大明星驾到，见后才知是同名不同人。”

　　9月29日深夜，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已渐渐进入了梦乡。但郑州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侦破开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汇报会正在进行。当金水公安分局局长说起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案件时，立即引起了开封市公安局侦破“9·18”驻郑工作组的重视。

　　经了解，7月29日，三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驾驶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车到金桥宾馆，进了1003房间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焕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t>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

　　几天后，傅焕成发现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不翼而飞。

　　经查证，得知李军、林沙、陈纳德等人包住金桥宾馆1203、1201两间房。但是住宿时填写的个人资料是假的，使用的身份证经技术侦查也是伪造的。

　　接到赴郑工作组报告，大家预感到案件可能已出现转机。指挥部的决策者们立即展开了讨论：

　　“林、李、陈、唐四人同时都在郑州金桥宾馆和开封东京大饭店住过，且在两地都出现过带K字头的军牌照车，这意味着什么呢？”

　　郑、汴两地出现的林、李、陈、唐四人是不是一个团伙？

　　经过细致分析和对比，大家一致认定：两案系一个团伙所为。

　　根据郑、汴两地饭店宾馆服务人员以及开封机电公司职工提供的李军、陈纳德等人的体貌特征，专案指挥部对李、陈等4人进行了模拟画像。经李娟和武警战士辨认，陈纳德即是“武大教授”。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在听了整个情况汇报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当即决定两案合并侦查，以车找人或以人找车。

　　但在全国几百万辆机动车中，要找一辆最最普通的白色桑塔纳，无异于大海捞针。干警们奋战了50多个日日夜夜，案情仍没有大的突破。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指挥部的决策者们把侦查重点指向了江城武汉。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侦查小队进抵武汉。此时，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和他的助手们，正组织三镇干警与先期到达的开封市公安局张天增支队长率领的工作组并肩战斗。

　　“先带大家游览一下如何？”武和平笑着问道。

　　“好。”武汉公安局副局长胡安太心领神会地答道。于是在年轻局长的导游下侦查员驱车进入闹市区。这群不速之客，首先来到了中南商业大楼。接着，车又停在了武汉铁路分局。此时，侦查员们恍然大悟：这不是嫌疑人在东京大饭店住宿时填写的单位吗？

　　使人惊诧的是，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自称是“武大教授”。

　　偌大的武汉市，这三个单位恰好如此集中地在一起！

　　“我们就以这一带为重点，重点调查。”武和平断然下令。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与市局刑侦处处长，在听取了武和平的提议后，经认真研究，当即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各城区刑警队长及市局防暴、治安、户政、交通的负责人到会。全市的行动开始了。

　　通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武汉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些与“9·18”案件有关的线索，侦查范围逐渐缩小，最后缩小到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

　　同时指挥部命令从小在武汉长大，对武汉地理、人际关系较熟悉的王伟，同在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一起携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开展工作。

　　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由东向西漫步。

　　行至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时，由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K43－1008”！“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跟上那辆车，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证，命令司机加速前进。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儿，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戛然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这时，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的南侧。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拍完照后王伟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的士”中只留五岁的小女儿坐守。

　　接到李静萍的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

　　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飞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王伟乘坐的“的士”紧追不舍。追逐中，突然一辆公共汽车斜插过来，“的士”司机只得猛踩刹车，当“的士”超过公共汽车时，目标已无影无踪……

　　经辨认，王伟所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武汉市公安局潘贤仁副局长立即表示：“既然目标在武汉，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2日，通过对海关的调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纳轿车到武汉海关办事的人叫刘昱，男，30岁，住江岸区花桥二村67号4楼2号。刘昱于1日上午8时15分左右到海关办理到珠海拱北海关摩托车转关手续，并已于当天上午11时50分乘飞机去广东拱北海关提货去了。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同一乘车的女人却狡猾地溜掉了。根据被扣驾驶执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证号码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号，女的是刘的爱人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知其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实在太爱玩车了，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作的天衣无缝，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他头上。因此尽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万不要再开车出来，不然会惹祸”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顾。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

　　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机关顺线追踪、侦破“9·18”的突破口。警方决定按兵不动，守株待兔，让罪犯自投罗网。

　　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并要求将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取走。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在汉阳区和平新村4门4楼抓获。12月6日晚，公安机关依法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号，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经查对这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再次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侦查情况，并合谋制定了作案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2日，刘农军等三进开封博物馆踩点，他们绘制出详细的展厅文物分布图和路线图，伺机作案。

　　9月16日，天空布满阴霾，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发现无异常变化后，即窜至兰考县县委招待所养精蓄锐。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从兰考潜回开封，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撬窗入室，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室内撬盗完成，刘进即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箱后，立即逃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完璧归赵，此案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本文节选自《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作者：杨颖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图片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