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词“坞”与“垭”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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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并无“坞”字，《广韵》中记“坞”字形为“塢”，义同“隖”“隖”释义为“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安古切，上姥，影”，塢：“上同。《通俗文》曰：‘營居曰塢’”。这里“塢”“隖”二字音“wǔ”，均为“坞”的古字。在《集韵》和《类篇》中，“塢”和“埡”二字开始被放在一处，注释为：“於五切，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或作埡。塢，又乌故切，野聚也。文二，重音一。”根据以上古籍的记载，塢和埡二字互为异体字，并且都有两个含义——一是防御用的建筑物，二是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塢”和“埡”开始逐步有了字义及字音的分化，分别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定型为“坞”“垭”，并且各自有了新的含义。二者反映在地名上来，也有明显的异同之处，本文我们将逐字进行讲解探析。

首先是“坞”。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记音为“wù”，有三个含义。其一是地势周围高而中间凹的地方，如山坞。山坞，意即山坳，山间的一处平地。唐羊士谔有诗《山阁闻笛》云：“临风玉管吹参差，山坞春深日又迟。”其二是四面高而挡风的建筑物，如花坞。其三则是上述古籍中所取含义之一——防御用的小堡类建筑物。

在全国范围内，地名中包含“坞”字的共有11852处，其中浙江省已超过一半，共计6562处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苏省等省份数量可观紧随其后，其余省份零星分布。各处地名的起源不尽相同，命名方式也各异。

当“坞”被用作地名时，通常是与其第一个含义山坞相关。首先是以地理方位命名，例如黄山市屯溪区的“上坞”（地处山坞中，地势较高）、上饶市玉山县的“前坞”（村落在前洋垄前面的山坞里得名）、杭州市富阳区的“后坞”（村庄位于山坞后面）、杭州市临安区的“中坞”（在玲珑、九州、九仙三山之中，东、北、西三面均为丘陵环峙，其间形成宽谷）等。

其次最常见的当属“坞里”与“坞坑”二名。二者作地名时含义相似，都是指村落处于当地地势低凹，且四周相对较高。“坞里”在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及鄱阳县等地均有分布。在“坞里”的基础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还有“坞里垄”（村落位于山坞中，坞里还有条垄，故名）、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有“坞里胡”（当地胡姓村民较多，且两山头形似碗）等以地势形态或姓氏作添补而来的地名。还有因传说得名，位于黄山市祁门县的“朱坞里”，相传该村落地处山坞，昔日长满了红竹，以“朱”指代红色，故名。

再比如“坞坑”一名，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杭州市淳安县、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等地均有分布，也都是因村落建在四周环山的山坞内而得名。与“坞里”类似，在“坞坑”的基础上，还有诸如“王坞坑”（位于地势四周高中间低的地方，且该地原有王姓居住）、“盛坞坑”（村落居于山坞中，“盛”指此地曾经树木茂盛）等地，同样是在地理形态的基础上，增加了姓氏、植物的特征来命名。

除了与“山间低洼处”相关，还有取“堡垒”之义而成的地名。如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的“坞堆”，相传隋朝末年，有兄弟薛万倾、薛万仁二人在此筑东西两座防御性小型城堡，各名东坞和西坞，后两坞合并，得名“坞堆”。

此外，还有部分是因少数民族语言而得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有一处“坞坭”，根据布依族语言音译过来，表示烂稀泥的意思。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有地名“坞白”，在彝语中，“坞”指旷地，“白”意为山，合在一起意为村落位于山脚旷地上。

说罢“坞”，再来说“垭”。《现代汉语词典》将“垭”记音为“yā”，释义记为“〈方〉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窄地方；山口（多用于地名）”。可见，如今的“垭”虽然有跟“坞”同样的山间义，但前者侧重山间狭窄处，后者则侧重山间平地义。同时“垭”已无村落和小城堡之义，并且多存在于方言之中。在口语中，有时也念作“yà”。

“垭”在全国的地名中共计17158处，广泛分布于重庆市，湖北省西部，湖南省北部，陕西省南部、贵州省北部、西部、西北部，四川东部等地，大体合乎我国第二级阶梯的中部地区。

“垭”的命名方式和“坞”如出一辙。首先是根据地理方位来命名，例如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上垭”（因居住地有一个山岔口，且在山的垭口上得名）、遵义市汇川区的“后垭”（地处垭口后面）、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前垭”（居民点位于山垭最前端）、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的“中垭”（位于太青山脉中段，位于两山之间，上有冷水垭，下有蜡树垭）等地。以地理形态命名的有“垭壑”（特别狭窄的垭子），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有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垭朵”（“垭朵”为傈僳语，“垭”指石头，“朵”为小山坡。因小山坡上有很多小石头，故名）、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的“垭基”（藏语，义为夏天山谷里很美，由当地居民约定俗成）等。

经过对比可知，当坞、垭二字用于地名时，有相同的“山间”义，也分别有各自的含义。命名方式大致相同，方位、地势、历史、植物都可以用来作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字虽同源，但经地图比照，坞字广泛运用于我国吴语区、徽语区，垭字则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区。笔者认为，或许正是因为方言的差异，两字在地名上开始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化。

可见，尽管地名是由人类约定俗成的汉字标记，但从地名中，人们也可以看见汉字的发展、演变。二者实则同气连枝、相辅相成。汉字文化与地名文化缺一不可，都在中华文化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来源：《中国地名》2020年第8期

作者：何珊

校对：何铂羽

编辑：何涵

校对：郭娟

责任编辑：刘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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