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 | 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管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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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学科和《世界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奋力前行的旗帜，希望它能给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世界历史》杂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式成为了中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代表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需要从学理上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研究外部世界，因此，这样一份杂志的出现，不仅给世界史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平台，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战略转型在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节点。

因此，我们首先要向《世界历史》致敬。由于《世界历史》是中国学界最重要的世界史学术阵地，因此，这一期刊就不仅仅是发表一些世界史的学术论文而已，它同时肩负着培养世界史学术梯队，构建世界史学科队伍的责任。因此，这份杂志也就不是一般性的学术杂志，而是集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人才培养等多层次目标为一身的学术刊物。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历史》杂志的编辑们，从老一代的学者到现在的中青年后起之秀，他们的默默奉献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他们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无名英雄，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为把这份杂志办得更好而付出更多的心血，以便能跟上时代的节拍。

《世界历史》杂志

第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使命与特点。历史学在现实世界的重要性毋庸讳言，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影射史学名声不佳，但不能因此而让史学成为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纯学术”。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学最终能对权力格局、经济制度和文化特征以及个人的意图加以因果解释，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定位。

这样的说法也许把历史学拔得过高，但说到底，无论是否真能获得某种启示，人类总是希翼从自己过往的经历中获得某种感悟，以便对未来作出判断和预测。也就是说，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应该有一种现实的关怀。在目前中国史学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不同学科的语境中，这种现实关怀下的问题意识就更为重要。说到底，在中国，世界史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19世纪以来人们睁眼看世界的产物。没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没有要了解西方这个新的对手的紧迫性，就不会有中国的西学和今天的世界史，换言之，世界史是我们“知彼”的产物。那么，这样的一个学科，它肩负的就肯定不是一个替外国人研究他们历史的使命了。至少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它肩负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外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使命。

林则徐——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好好研究外国的一手资料、档案等等，而是我们通过世界史的史学训练后，研究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参照国外是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经验来调整我们的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选题。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外的档案、资料和数据库所提供的研究资源，是我们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出国的便利也增加了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机会。但这种繁花似锦的状况，也使我们的研究选题显得更为头痛。在资料匮乏的时代，选题相对容易，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资料就做什么，相信年纪大一点的同行都有这样的体会。但现在资料过多，也就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了。

那么，从国外的研究状况看，我们的选题应该大致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先排序呢？排序也就是一个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分配的问题。不过排序本身也是一个难题，毋庸讳言，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史学研究中，各种分类都有其自身的道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外的冷门问题，国外的基础研究，比如史料发掘与解读，等等。

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当然需要跟踪别人的研究动向，但既然是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我们的关切自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排序的偏好。无论是国外的热点还是冷门，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是集中于对中国的发展，或者现代化事业有关的领域和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未能完成之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显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与中国的发展有关的问题。毕竟，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人民币计价而不是在伦敦或者纽约以美元计价做英美的研究。

因此，我们的热点未必完全与国外的热点契合，它们的冷门或许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热点，这并非说国外冷门的问题不需要研究，而是有一个资源和研究力量的分配问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应该向哪些领域和问题倾斜。毕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和基础还很薄弱，队伍相对于中国史而言更是弱小，我们当然需要集中力量关注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领域。至于西方的第三类研究，我觉得我们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实力涉及这一领域，当然，我不反对中国学者有这个能力的去着手这样的工作，这样也可以获得国际性的声誉，为国争光。一句话，世界史研究要实事求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殚精竭虑，不要轻易受到其他同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史同行的影响。

目前，将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进行横向简单对比是无意义的。两者只能说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很多方面却并不具有可比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历史环境中，对于这种自己的历史，人们天然具有领悟和研究的优势，这本来是一个常识。然而，在学界我们却常常听到中国史研究才是真学术，具有原创性，而世界史却不是。你研究自己的历史居然还不能原创，那你在做什么？还好意思拿这一点来与世界史比？而世界史的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为了替外国人去研究他们的历史（H.狄金森教授也说过，英国每年毕业很多研究英国史的博士，似乎并没有增加一个中国人来加入这个队伍的紧迫性），而是从我们的角度，深入研究他们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真正认识这些不同国家在文化、历史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为中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撑。

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爱丁堡大学教授哈里托马斯狄金森

从这一点而言，除了有一个共同的“史”的标志，本质上已经与中国史完全不同。更滑稽和可悲的是学界往往还用中国史的框架和标准去套世界史的研究成果，除了将中国世界史的研究引入歧途，祸害世界史的年轻一代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前景。不过，已经在他国入职，成为别国公民的人另当别论，变了身份，你自然应该研究别人国家的历史，为他们服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既然在中国入职，就应该将了解外国，为中国服务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

所以，世界史的原创，应该将是否使中国对某一国家的认识在学理上有所提高，有所深入理解来作为标准，而不能简单重复中国史的研究标准。如果说中国史的老师由于视野的局限，未能认识到这种区别，那么，世界史的同仁，如果也还在重复中国史老师的论调，就未免可悲了。难道在座的诸位，如果从事中国史，就做不下去了吗？即便古汉语难，也不会比从头开始学一门外国的语言更难。当然，由于世界史的起步晚，基础薄弱，我们的有很多必要的工作还未能有系统地做好，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但却不能成为我们妄自菲薄的借口。同时，由于外文资源的解读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发表的阵地也十分有限，就更需要世界史的同行耐得住寂寞，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奉献（就我所知，世界史的专业期刊，除了《世界历史》和一些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的期刊外，似乎还没有第二家以《世界史》命名的期刊）。毕竟在目前数字化管理的模式下，世界史的数字产出肯定不会好看。但既然从事世界史研究，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需要这种研究，需要从更深入和全面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所以，大国的学者自然应当有大国的胸怀和大国的眼光，至于很多中小国家，是不是如同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就不是本文关心的范畴了。

第三，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将自己的历史放在首位来从事教学和研究的，这一点并无可争议之处。然而，现代世界从15世纪开始逐步成为全球史以来，关起门来只认识自己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从一些发达国家看，其历史教学和科研都有一个逐步向全球拓展的趋势。以英国为例，历史专业大多从最初的英格兰史走向不列颠史，再从不列颠史走向欧洲史，美洲史，亚洲史，非洲史等等。结果是，从目前英国的历史教学和科研的情况看，从事非本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明显超过本国史的教研人员，在整个教职人员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剑桥70%，牛津78%，杜伦62%，伦敦国王学院86%，伦敦政治经济学院88%，华威76%，伦敦大学学院85%，约克57%，布里斯托尔65%，其外国史的教研人员都超过了二分之一，有些甚至达到了四分之三，可见外国史教研在这些高校中所占的地位。而美国高校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详情见下图：

十所研究型高校历史学专业方向的师资人数分布表：

从这份表格不难看出，其他国家、地区史、专门史的师资力量已经超过本国史（美国史），美国史作为本国史，其师资力量在人数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但外国史教师人数已经占到占到全体师资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俄罗斯，情况也大同小异，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反观我国，是怎样的状况呢？我们又需要怎么做呢？

- 未完待续 -

作者：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18年11月在福州会议上的讲话

载于《亚太国家研究》第三辑2020/10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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