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涛：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作者

作者刘喜涛，1978年出生，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地址：长春市二道区长吉北路677号，邮编130032。

摘要：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朝鲜使臣通过超量驼载、公物私夹、提前运送到辽东蒙混过关等方式实现违禁物品的携带。朝鲜使团成员多数参与违禁贸易，从“三使”、护送军、商人到通事等，都有过参与违禁贸易的案例，如此规模和众多使臣参与到违禁贸易中，源于违禁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和朝鲜王室对奢侈品的追求，有时，违禁贸易的数额远大于朝贡物品。传统观点认为，违禁贸易受到双方政府的严查和重典刑罚，属于小规模局域性的偶发贸易方式；实际上，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关键词: 朝鲜前期赴京使臣 违禁贸易 中华认同

明朝与朝鲜王朝通过使臣往来建立起稳定的藩属体制，朝鲜立国之初，即确立了“慕华”与“事大”的国策，并以“小中华”自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朝鲜对中国的认同感逐渐加强，朝鲜王朝通过向中国派遣各类使臣维护藩属体制，向中国岁岁贡赐，进行贸易文化交流。双方使臣出使的主要任务是政治方面的，当政治任务完成后，使臣还会进行很多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如进行贸易、游览、购买书籍、与明朝官员诗赋唱和沟通情感、与文人雅士进行学术与文章交流等，其中进行贸易是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学者也关注到贸易交流在东亚文明圈中的“中华认同”维系作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明清时期东亚的朝贡制度有专文研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述《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本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并对以往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不同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韩国学者全海宗指出自宋朝以来，中韩间贸易形态可分为官贸易、附带贸易、公认民间贸易和秘贸易四种。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对清代中朝间的贸易有专门研究，通过精确化的数字量化清代中国与朝鲜间使行贸易和边市贸易的规模，进而指出双方在沿袭明代贸易方式的基础上，在规模上和贸易物品种类上都有所扩展，这种宗藩贸易对中朝双方贡献颇大。李大龙先生从“天下”格局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视角指出，古代东亚国家关系的政治属性为第一位，明代的中朝贸易关系被涵盖在“藩属体制”或“藩属体系”之下。以上是对明代东亚国家间关系和贸易方式的宏观认知，具体到明代中朝之间的贸易，可以细化为多种形式，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外，还存在公贸易、私贸易、“密贸易”或者“潜贸”等多种论述。关于朝贡贸易、公贸易、私贸易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关于“密贸易”的研究国内学者很少这样提，韩国学者提的比较多，关于违禁贸易，目前仅见高艳林有所论及。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的私贸易、密贸易及违禁贸易是与公贸易、朝贡贸易相对应的，是不被当时的官方所承认和保护的，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暗地里进行。至于违禁贸易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贸易形式包括哪些物品？哪些人参与这种贸易之中以及这种贸易对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等？并未见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尝试从“违禁贸易”视角入手，考察明初朝鲜使臣赴明时进行的违禁贸易等相关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梳理，能够重新对“中华认同”背景下朝鲜王朝前期赴京使臣的违禁贸易活动总体情况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一、朝鲜前期使臣往来中的朝贡贸易与违禁贸易

在明朝前期，由于实行海禁政策，限制与外国的贸易，所以明朝与朝鲜的贸易主要为政府间进行的朝贡贸易，在明使出使朝鲜时，他们除了完成政治使命还兼具进行贸易的任务，使团里有商人专门到朝鲜交易所需物品和土特产品。当时使臣入住在朝鲜的太平馆内，双方的交易也在这里展开，专门从事贸易的明朝商人被称为头目。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头目多而太平馆窄，待之何如？”可见在太平馆内的贸易规模很大，导致接待明朝使臣的太平馆都显得拥挤。为了应对明朝使团的大规模贸易，朝鲜政府会组织本国其他地区的商人前来太平馆与明朝使团进行交易，史载：“使臣馆贸易，京中及开城府商贾人势将难之。请令京畿、忠清、黄海、江源、全罗、庆尚道所居人从，自愿将苧麻布来京贸易。”由于贸易规模大，朝鲜王京附近的商人已经不能满足，政府号召其他地区的商人前来进行贸易。关于明朝使臣所携带物品数量和种类，《朝鲜中宗实录》记载：“天使金义、陈浩，本月初八日越江，所率头目七十五人，柜子五百十二只。”中宗曰：“今观柜子数，则回奉皮、布物，太（大）半不足，可贸之物，其令户曹急贸。”可见交易的数量巨大，使团专职贸易的头目人数达到75人，所要交易的货物有512个柜子。朝鲜方面准备交易的物品主要是布物和皮物等，并且数量不足，朝鲜中宗国王要求户曹急速采办以应对与明朝的头目进行贸易。此时，两国间贸易主要是政府派遣使臣进行的朝贡贸易，通过朝贡贸易，使明朝和朝鲜王朝实现了商品的交流和互补，对双方都有益处。

除了政府间通过使臣进行正常的朝贡贸易外，也有明朝使臣私自携带物品与朝鲜当地的商人进行贸易的情况，这在当时是不被朝鲜王朝政府所允许的。如在成宗十一年（1480）五月三十日，朝鲜政府曾在太平馆门外张贴禁止私自贸易的告示，出使朝鲜的使臣郑同看到后，非常愤怒，向陪同的朝鲜馆伴卢思慎和徐居正进行交涉，郑同指出：“今户曹张榜设禁，细麻布亦不得买卖。上国待本国，略无内外，弓角重禁，而尚许收买，况他物乎？”郑同认为：朝鲜政府禁止明朝使团交易细麻布有违明朝对待朝鲜一视同仁，无分内外的初衷，况且朝鲜使臣到明朝也可交易被视为违禁物品的弓角等。由此可见，当时属于违禁物品的弓角曾经被交易，因而，明使对于朝鲜政府禁止贸易细麻布感到不解。实际上，早在朝鲜世宗国王时期，就规定了相应的禁物，世宗国王在1425年规定：“使臣馆买卖时,金银皮物及十三升以上苧麻布外,余物勿禁。”至朝鲜成宗时期，朝鲜政府为了缓解与明使的紧张关系，对张贴在太平馆的交易告示内容作了调整。新告示内容如下：“今来天使跟随人等赍到物件，已令民人，通行太平馆内两平交易，但虑中间不无虚张禁约，以惑众听，遂致买卖阻当，恁政院着令该曹，一应物件，逐一开坐，出榜晓谕……黑细麻布、白细麻布、各样细绵布、狐皮、土豹皮、貂鼠皮、鼠皮、苏木、胡椒、白蜡、黄蜡、人参、各样铜器家火、各样大小刀子、花凉席。”这个告示列出了交易的细目，包括之前被禁止交易的各种细麻布及细绵布，同时貂皮、铜器、人参等也在交易名单之列，这是公开的物品目录。实际上还有许多没出现在榜单上面的物品也会出现在太平馆的交易当中。

朝鲜使臣赴明朝也会携带许多违禁物品，同明朝商人进行贸易。朝鲜使臣赴明要向皇帝及后宫献纳方物，有相应的数量规定。朝鲜向明朝进贡的物品种类主要有金银、马、各类布、紬、貂皮、人参、水獭皮、虎皮等土物和山货。具体可分为金银、布类、马、人参、皮类等，这些物品主要进献给皇帝及皇后等明朝的皇室成员，如果发现朝鲜使臣赴京与商人交易这些物品，那么，赴京使臣就触犯了朝鲜的禁令，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朝鲜政府严禁使臣及随从携带以交易为目的的物品，主要为贡物之外的物品，如金银、军需品、珠宝等，对于朝鲜使臣私自贸易违禁物品，朝鲜政府有相应法规，制定了详细的处罚条例，据朝鲜《经国大典》记载：“潜卖禁物者，阔细布、彩纹席、厚纸、貂皮、土豹皮、海獭皮之类……仗一百，徒三年。重者铁物、牛马、金银、珠玉、宝石、焰硝、军器之类绞。”其中铁物和军器等违禁贸易物品属于军需用品，所以对交易此类物品的处罚非常严厉，只要被发现交易这些违禁物品就要受到绞刑的处罚。另一方面，朝鲜国内不能生产而只能从国外进口的宝石、珍珠、苏木等稀有物品，也属于禁止交易和携带的违禁物品，一经发现，也会被处以刑罚，如朝鲜太宗时期，朝鲜司宪府曾上疏请治使臣任添年之罪，疏曰：“添年厚蒙帝赐，家产既足，尚图货利，多赍禁物，以干邦宪。至于十六升麻布则极细，虽本国进献，亦所未有，添年亦且带行。若使出见于上国，则恐贻后日之巨弊，乞将添年削职问罪。”该记载表明这种十六升麻布非常细，当时朝鲜政府并没有把这些细布列入朝贡物品，而朝鲜使臣任添年赴京时被发现携带，引发朝鲜臣僚担心“恐贻后日之巨弊”。除了各种细布以外，貂皮、水獭皮、虎皮等皮类也属于被禁止贸易的物品。其中，出现在违禁贸易中最多的物品是貂皮，尽管这类物品是朝鲜的土特产品，但属于稀有物品，在朝鲜也属于奢侈品。作为朝贡物品，这些皮类很受明朝皇室的欢迎和喜爱，因此，朝鲜使行员役在赴京使行中多私自携带貂皮，与明朝商人进行交易以获得巨利。此外，金银、人参、宝石、珍珠和苏木等物品，也被列入违禁物品，据朝鲜世宗二十三年(1441）的记载：“议政府据刑曹启，正统六年受教，辽东护送军义州贸易之时，以本国不产金银珠玉宝石等物，放卖出境者，依《续刑典》謄录客馆潜用金银者大惩。”可知，辽东护送军在义州进行贸易时，发现有交易朝鲜不生产的金银、珠玉、宝石等物品，朝鲜政府就会依照《续刑典》对交易者进行惩罚。在朝鲜太宗七年(1407）时，南城君洪恕曾出使明朝，由于使团中书状官及随从曾私携违禁物品苏木和细麻布等而被监察官李有喜发现，苏木属于稀有珍奇物品，价格昂贵，被明朝官员所喜爱。这些被携带的物品多为明朝人喜爱的奢侈品或稀有物品，通常被朝鲜政府定为禁物而不能进行贸易。如果使臣携带这些物品，不管是否交易，被查出都要按律受到处罚，如果进行这些违禁物品的交易，轻则受杖刑，重则入狱。以上赴京使行人员在回到朝鲜后，由于携带违禁物品并进行交易获利，受到朝鲜政府不同程度的惩罚。

二、朝鲜使臣赴京进行违禁贸易的方式与参与人员

在朝鲜王朝前期，朝鲜使臣赴京携带物品有一定数量标准，史称驮载之法：“使臣每一驮不过百斤，土物外金银禁物赍持者，西北面都巡问使考察禁止，如有犯令及奉行不至者，司宪府申请论罪。犯人将带禁物没官，依律论罪，身充水军。”可见，对于使臣携带的物品数量有严格的规定，如果私携禁物，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充军论罪。那么，在严苛的法规面前，朝鲜使臣如何使违禁贸易得以实现呢？下面从违禁贸易的方式、参与人员、交易场所等进行考察。

（一）禁物私夹蒙混过关

如何将违禁物品带到明朝进行贸易，是违禁贸易实现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朝鲜使臣会采用“禁物私夹”的办法，即在朝贡物品中私藏违禁物品，或者在驼载中超过规定数量的物品，虽然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可以通过使臣及随从等合作完成。朝鲜太宗八年置南城君洪恕以正使身份到明朝，其中“刑曹佐郎金为民为书状官私赍苏木以行，为行台监察李有喜所纠，打角夫韩仲老私藏细布于进献方物柜内，及至朝廷，有内使点视方物，见而诘之，恕等无以对”。这次携带违禁物品属于随从与使臣一起合作才实现的，是使臣伙同通事、随从（打角夫）等一起合谋私携违禁物品的典型事例。

尽管朝鲜对使行员役携带物品的重量和数量做出了规定并加强检查，但是隐秘的夹带情况还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的使臣把私人携带的物品计算在朝贡贸易物品的数目内并且在方物封裹后贴上标签，以防止检查。还有些使行员役采取先往辽东运送货物，之后再转运或者收买护送军帮助携带货物等办法。朝鲜太宗十七年（1417），朝鲜都摠制李都芬、大司宪李泼为贺正旦的正使、副使，他们到达南京时多赍布物，恣行买卖，李泼直接参与其中。当时明朝礼部发现这种情况后，发布榜单禁止商人与朝鲜使团进行交易。至于这些私物是如何带出朝鲜的，从使行人员张有信的话语中可以窥探端倪，“当初发行，都芬辎重一驮，伴从人并一驮，行到辽东，忽见不知所自来物，加出者凡七只，所裹之布，几至百匹，泼之辎重亦同。予告两使曰：‘今兹行也，进献之物甚少，而私赍物货太多，无乃不可乎？不如沿路做卖。’两使不听，至于京师，市人传言：‘今朝鲜之人进献之物小，而私赍之货多，慎莫与朝鲜人易布。’后市人持钞易布者甚多，人云：‘自官出钞，分与市人，买布官收。’然亦未知其实也，其从行者，若闵生、吴义、彦容、尚傅、崔敬渭等所赍之物，则虽未得详知其数，然多者至百匹，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匹。唯书状官金沱之布，十余匹而已。”从以上言论可知，原本规定允许使行员役每人可带的私人物品量是每驮不过百斤，但在实际的出使中，出现了使臣私自带去超过规定数量的物品，甚至私自携带布匹的数量超出了朝贡物品的数量，这些私携的布匹主要用于同明朝商人进行违禁贸易，交易场所不是在会同馆内，而是在使臣所称的“后市”完成的，有言论称在“后市”收购这些布匹是由政府出资，商人交易，最终布匹的交易是明朝政府行为。可知，当时违禁贸易盛行的原因是朝鲜物品在明朝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有广阔的市场，使臣所私携的物品最终都能顺利交易，获取巨额利润。这一阶段，赴京使臣公物私夹或者提前运送到辽东蒙混过关是携带禁物的重要方式。

（二）利益驱使下从“三使”到随从共同参与违禁贸易

朝鲜赴京使行的成员主要包括“三使”、通官、随从、护送军（从义州到辽东）。正使、副使、书状官被称为“三使”，正使和副使负责管理所有使行的事宜，书状官负责管理同行的从人并肩负监察任务。通常正使为二品官，副使为二至三品官，书状官为正四至六品的文官，属于司宪府的监察官。通事主要是翻译人员。由于违禁贸易具有隐蔽性，普通的随从没有机会也无此实力运作，所以主导违禁贸易的主要为“三使”、通事、护送军、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混进使团的商人共同合力完成。

1.三使

“三使”通常被认为是实施违禁贸易的主体，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进行违禁贸易时会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一方面，他们可以自己主导违禁贸易；另一方面，也可以授权手下的人组织进行。虽然“三使”包括负责监察的书状官，但是正使有自己选择书状官的权利，史载：“国家于入朝使臣之行，必从以台官者，检察一行而纠其违犯也。故使臣虽尊，苟有不法，则台官得以论执，岂如他军官子弟得以自占乎？臣等见近年以来，以政丞入朝者，例皆自占检察官，甚不可。”可见，在朝鲜王朝早期，出使的使臣有选择检查使团一行违法犯纪行为的监察官（书状官）权利，到后期，由于违禁贸易的盛行，正使选择书状官的弊端引起朝鲜臣僚的关注，并提出了使臣自选检察官（书状官）的弊端，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书状官经常参与使团的违禁贸易，也证明如果“三使”密切合作，是可以逃脱检查，使违禁贸易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三使”从事违禁贸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因为违禁贸易本身是非法行为，进行违禁贸易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三使”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基本上都是堂上官出身，有时还包括王世子、宗亲及功臣等，他们在担负出使的重大使命时，代表国家形象，如果在利益驱使下进行违禁贸易会影响国家形象。如从事过违禁贸易的李扬，在世宗十三年(1431）被重新恢复官职，但是当时一直被其他官员评论为“脏吏”。李泼也是因为以前从事过违禁贸易，在世宗八年(1426）有人弹劾取消对他的兵曹判书“除授”。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现实的监督，显然对“三使”从事违禁贸易产生影响，在他们从事违禁贸易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

2.商人

一般情况下，商人是贸易中的主体，但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朝鲜商人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只能参与到对明朝的违禁贸易中才能获取利益。在使行规定中，商人是不能参加的，所以他们请求“三使”或其他人员协助，想办法混进使团。由于使臣中的正使或书状官可以私自带去家人和奴仆，所以商人就会以家人和家奴的身份前往明朝，如果被发现，随行商人及协助其的使团人员都要遭受处罚。太宗五年(1405），朝鲜巨商白龟向艺文馆提学金汉老请求参加使行，由于白龟以前曾以京商的身份到明朝进行过贸易，因此许多朝臣反对他再次入明朝。但是金汉老因为贪图财物，尽管有人劝阻，还是准许带上白龟。对此，司宪府对金汉老进行弹劾：“汉老之行，欲率巨商白龟从事官等，以白龟常挟金银，兴利上国，请毋率行。汉老贪利而不听，于政府差箚，改书白龟之名曰龙。至平壤府，闻议政府推考，乃还之，令白龟妻弟李元递受其货而行。此非特全失宰相之义，其欺冒国家亦甚矣。请收职牒，黜于遐方，止令罢职。”另外，还有太宗十七年（1417），使行中进行违禁贸易的李都芬和李泼等在收取商人的银两和绸缎后，让商人与使行员役同行，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论和批评。“正朝进表使李都芬、进笺使李泼等多赍私物，恣行买卖，取笑中国，以辱上命，事关大体。宪府以四月二十五日宥前事，勿问其罪，断自宸衷，只令停职。都芬、泼、有信、彦容等请置攸司，鞫问其由，以正邦宪……初，都芬、泼及熙川君金宇等或受贾人银丁，或受彩段，仍与率行上国，转输之人多怨焉。”结果收受商人贿赂的张有信、金彦容等人被收监审问。带商人出使明朝进行违禁贸易，导致违背朝鲜法典，丢掉官职并受到处罚的事例在世宗年间多有发生，如开城的商人朴独大和平安道肃川的商人孙锡向赴京使臣李扬贿赂二十多包麻布，假扮成家奴参与了违禁贸易。世宗五年（1423），同知敦宁府事李皎由于赴京时“以商贾人高大难冒称家奴带行，且多持貂裘，暗行买卖”，朝鲜司宪府提议世宗国王将其家产及买卖物件没官，依律科罪，罢免其职。世宗国王以李皎是功臣之后为由，只罢免官职。

明朝前期参加违禁贸易的商人主要为京商，还有开城、肃川、义州等地方商人。其中参与李扬违禁贸易的主要是肃川商人，如朝鲜司宪府向世宗国王反映肃川商人冒名顶替频发的情况，指出在工曹参议李扬赴京时，已经详细规定了所携带的“苧麻布共四十四匹，貂皮六十领。”但是“商贾人朴独大亦冒名为奴，所赍物又颇多。上项人等辞连留后司及平安道肃川所居之人，若本府移文捕捉，则恐先知逃匿。”当时的汉阳、开城及平安道的肃川、义州等都属于使行的必经之地，这为当地商人参与违禁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

由于有“三使”的庇护，商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违禁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世宗五年(1423）时，“商贾人孙锡冒名为己奴率行，锡所赍苧麻布共二百三十七匹、貂皮二百余领，人参十二斤，真珠二两。”由此可反映出当时的违禁贸易规模之大，已经大大超出所允许携带的数量。除此之外，朝鲜的富商大贾积极探索直接与护送军随行，或者给护送军一定的贿赂来让他们隐藏携带物品，过江之后再进行贸易，或给护送军提供麻布委托他们帮助携带等。

3.护送军

通常情况下，护送军大多是朝鲜平安道义州的军人，由于义州与辽东距离很近，所以选择义州的军人作为护送军。实际上，护送军的构成并不仅仅局限在义州，许多义州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机会参加进来。由于护送军人员杂且分散的特点为商人蒙混到护送军中提供了便利，商人主要通过直接参加或者冒用他人姓名参加护送军。史载：“入朝使臣从行人等，不顾大体，潜挟金银，且多赍苧麻布，又京中商贾潜至鸭绿江，说诱护送军，冒名代行，至辽东买卖，贻笑中国。今后使臣行次，严加考察，毋得如前，其进献物色及随身行李，依前定斤数外，不得剩数重载。如有犯令现露者，使臣及西北面都巡问使，令宪司痛行纠理，将犯人籍没家产，身充水军。”可见，商人通过冒名顶替混进护送军中进行违禁贸易的情况在当时非常严重。政府也颁布法典，对混入护送军中的商人进行严惩，不仅没收私物，严重的还要遭受杖责。史载：“顺安官奴石老、韩都致、金夫介、康吉三、全仲生、私奴弥罗老等，曾于天使回还时，潜将马匹、石灯、丹木等物赍到义州，与辽东军人买卖，为禁乱差使员朔州兵马使所捉，今已推劾。依教以制书有违，杖一百论断。其应没官石灯、丹木、鞍子及故失马皮肉，送纳京中各司，弓箭送本道都节制使营，马匹分给义州道各馆。”早在朝鲜太宗十三年(1413）时，朝鲜政府为了减轻护送军的负担，曾放宽了可交易物品的种类，规定“命朝廷使臣护送军，除牛马外，十升以下苧麻布、人参、皮物许行贸易，从西北面都巡问使之报也”。由于在辽东滞留长久，所以护送军无法务农，如果禁止他们进行贸易，会使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虽然允许护送军每人可带私布十匹，但布匹的来源却成为问题。这时汉城的富商大贾便有机会委托护送军带去私货或以送货人的名义直接参与进行贸易。义州的官奴和居民带着汉城富商的货物参加护送军的情况很多，这可从右司谏朴冠等的上疏看到，“今之奉使者曾不是思，多挟私货，敢行贸易甚者多受贾人之赂，舍其苍头，率贾人以行，恣行己欲，乃以污辱之名加我礼仪之邦，虽尽戮此辈难雪一国之耻。今国家每于使臣之行，优给盘缠以资行役之费，又何定为私货之数以阶贸易之端乎？臣等又闻，平安道护送军，每一名许赍私布十匹。然其俗不工织布，京中富商大贾多备麻布与禁物，先使臣而行或与护送军约以分用，而多属以送或冒名代归，恣行兴利，此亦非细故也。”为了限制违禁贸易，他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自今使臣及僚佐与护送军，详定布货，一皆禁断；其书状官恒以监察差遣，使之阴折非僻之心，密记滥伪之事，及其复命，具情启闻，其或有犯者，坐赃抵罪；且欲去弊者，必先塞其原，然后可得而止之。纱罗锦段，徒有观美，其用无异于本国之布帛。无识之徒倾财贸易，物价因而踊贵。赴京之徒犯禁贸易，以谋其利，虽陷于刑，终莫之惩，积弊至今。愿自今纱罗锦段只用宫禁，二品以上及大小妇女一皆禁用，以崇俭素之风，以养廉耻之道。”针对违禁贸易屡禁不止的现实，朝鲜的言官看到了危害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主要是详细规定携带物品数量，从严纠察使团人员及物品，从源头上杜绝违禁物品的使用，即要求朝鲜政府官员二品以上的禁止使用纱罗棉缎等产自明朝的物品。这些措施的提出虽然针对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措施伤害了朝鲜高层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在实行过程中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因此护送军参与违禁物品携带和交易违禁物品的行径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4.通事

使行中通事的职责是负责翻译事务，也负责使行中的朝贡贸易事务。朝贡贸易涉及朝鲜王朝的典医监、惠民局、济生院等机构，朝鲜王朝的医用和民用的药材、布匹等都需要从明朝大量引入，而这些稀缺物品的来源多通过明朝的回赐所得，在明朝回赐物品有限的情况下，赴京使臣就会通过通事的违禁贸易进行补充，朝鲜户曹对此有相关记载：“典医监、惠民局、济生院呈启：今谢恩使行次，黑麻布五匹入送，唐药材贸易，自今每入朝行次，以为恒式。”通事在参加使行过程中受到朝鲜政府其他官府衙门及商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典医监犹如中国的太医院，“每年节使时采办普通药料，由典医监差出之医员一人，及译官中之次上通事负责，谓之年例贸易。”其他机构诸如观象监、尚衣监、议政府及宗亲府等政府部门也会委托通事采购所需奢侈品和日用品等。不仅如此，通事还担任使行的朝贡物品输送，看管使臣一行的物品，以及管理使行从人等工作。这样的身份和任务给通事在违禁贸易中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为各种物品的名单都是由通事管理，这就为携带超出定量物品而携带大量私人物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还可以在进献物品中藏运私人物品。

（三）会同馆是违禁贸易的交易市场

朝鲜使臣成功携带违禁物品到达北京后，下一步就要进行违禁贸易，实现物品交易，从中牟利。进行违禁贸易的主要地点在会同馆。《大明会典》记载：“凡交通禁令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在会同馆的开市主要是进行朝贡贸易，通常开市三日或五日，对朝鲜和琉球两国则没有限制。朝鲜赴京使臣到达北京后，会在明朝官员的接待下住进会同馆。随后会得到户部提供的下程，使臣也会派通事官到礼部呈纳事大文书，随后就会进行仪礼演习，进献方物，接受赏赐等事项。根据开市程序，在开市前朝鲜使臣会提供要买的物品数目并交到礼部主客司的员外郎那里，之后礼部主客司员外郎就会核对目录，交给明朝商人去准备物品，然后朝鲜使臣向礼部报告即将开市进行贸易，在开市时，礼部官员会检查交易物品，然后进行贸易。根据朝鲜使臣许篈《朝天记》的记载：“是日，开市朝，钱员外来提督厅命牙子等先呈杂色货物于厅前，已自阅视而后乃许卖买。既毕，其人又将所得呈于员外而方出去，其意盖欲防检禁物也。”可见在开市当日，所交易物品要先经过严格的审查，确定没有违禁物品才可以进行交易。尽管在会同馆内对贸易物品进行了检查，但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违禁贸易的发生。在会同馆进行贸易，明朝政府对朝鲜使臣和明朝商人都有明确禁令，同时制定了相关违禁处罚办法：“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对于朝鲜的交易物品，最受欢迎的是朝鲜特有的书画及茶叶、笔墨等，如松浦章所言：“书籍、图画、茶、笔、墨等，为最被喜爱之物品。”

当时朝鲜的使行员役都热衷于会同馆的开市贸易，因为一旦在会同馆内开市贸易，就会有市场上的商人前来进行交易，这样，朝鲜使臣所带的违禁物品就有机会进行交易。除在会同馆内进行开市外，当时朝鲜使臣还可以在北京街道进行交易，“朝鲜使臣将布物赴京，即于翼日，分行街里，从便买卖。又坐馆中而欲卖者，市人奔走和卖，故不数日尽卖所赍之物。且中国多载布物，归南方诸国，则不数日尽卖而还，今朝鲜则不然，持细布来卖者，门者坚禁不入，如有潜持细布入来者，官吏令人黜送，使头目诸人不能卖所赍之物。今后如有禁黜者，予即令人捉拿。”以上可见，在世宗七年（1425）以前，朝鲜使行人员可以到北京的市场自由地进行物品交易，根据当时的明朝法律，朝鲜赴京使行人员出入京城没有任何限制。但是，由于朝鲜使臣多行违禁贸易，扰乱了当地市场，在朝鲜世宗七年（1425）的时候，开始对朝鲜使臣的出入进行限制，仅允许在会同馆内进行贸易，并且，如发现进行违禁贸易者即令捉拿。

三、对朝鲜使臣违禁贸易之分析与再认识

虽然政府颁布禁令，处罚力度加大，但是违禁贸易并没被遏制，而且有规模扩大趋势，这与朝鲜国内奢侈之风盛行和官僚、商人追求经济利益不无关联。通过考察朝鲜使臣进行违禁贸易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对明朝初期屡禁不绝的违禁贸易从参与者到管理者不同视角有一重新认识。

其一，朝鲜通过朝贡贸易等公开贸易获得物品种类和数量有限，特别是军需物品，不能满足朝鲜国内的需求。对于朝鲜所需的弓角、药材、书籍等明朝都有限制，在正常渠道获取有限物品的情况下，朝鲜赴京使臣冒险进行违禁贸易，这也是朝鲜虽然颁布严厉的禁令，但是不能杜绝违禁贸易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朝鲜中宗国王也承认“若国用所不得已者，如弓角、书册、药材等物则不可不贸也，其余则当用土产，不必求请异国也。”对弓角的求购，朝鲜曾多次遣使赴明协调购买，朝鲜成宗遣议政府左赞成尹弼商、同知中枢府事柳轾作为使臣前往北京，上书明朝收买弓角，其书曰：“窃惟小邦北连野人，南邻岛倭，堤备小疎，辄肆凶犷，凡干兵械，务要精备。况又五兵之用，长兵为最，然而弓材所需牛角，自来本国不产，专仰上国，目今例比达子、女直严加禁约，不许收买。臣窃念小邦遭遇圣朝以来，累蒙高皇帝诏旨，一视同仁，不分化外，钦此。洪武六年十月间，陈请捕倭般只，合用火药。洪武七年五月间，颁降成造火筒火炮，合用物料则例。且凡朝贡诸夷到关，逐一搜检，不得操寸刃，至于小邦不禁。又如回还，东八站一路，特拨官军护送，其待遇异于诸藩，臣常怀感激，复有何望，更希圣恩？但念小邦世作东藩，捍卫天朝，弓角一事，军需所系至重，不获已，敢此吁乎？伏望圣慈，特许收买弓角，不胜至愿。”以上陈述表达了朝鲜希望明朝放宽使臣购买弓角等军需物资的限制，从朝鲜作为藩属，捍卫天朝，共同抵御女真威胁的角度，力求得到明朝的火药、弓角等军需物品。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对朝鲜所需的特殊产品限制，也是朝鲜赴京使臣进行违禁贸易的一个诱因。

其二，朝鲜政府颁布法典禁止违禁贸易的出发点是防止本国的金银外流，从一系列法典内容看，其中都有禁止携带金银出使的条款，其目的就是限制本国稀缺的金银流出，引发国库亏空，影响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携带金银出使明朝的使臣，一经发现就会施以重典,虽然施行重典，私携金银的行为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诚如《朝鲜中宗实录》所记载：“近者国人之往来上国也，挟金银以贸者，国家禁之以重典，亦不得禁也。”可见，在违禁贸易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使臣私自携带金银进行违禁贸易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很难禁止。

其三，明朝的高端工艺产品和奢侈品是朝鲜国民和王室喜爱的物品。中国的丝织品、纱、罗、绫、缎工艺水平很高，而且物美价廉，深受朝鲜社会民众的喜爱，而这些物品的获得主要通过使臣出使明朝进行贸易所得，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从各种工艺产品到织造原料成为使臣违禁贸易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朝鲜社会上层及王室成员所需的奢侈品、关系民生的药材、文化发展的书籍、国防安全的弓角、火药等都需要通过违禁贸易方式获得，而这些物品明朝限制非常严格，如“初，外国人等入朝恣行买卖，转输繁重，站路疲弊，朝廷有禁令。本国每于赴京之行，差遣监察禁其买卖，虽至药材书册禁其收买，至是典医监、惠民局、济生院所用药材殆尽，赍布赴京，言于礼部，收买药材以来。”在此背景下，朝鲜政府为了满足民众需要和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保障，会适当放宽禁令，有时也会支持这种行为。“唐物贸易事，近者果多滥矣。朝廷已议定法，不必加立法也。且国用公贸，则尚衣院与济用监，计其国用，使贸其所不得废用之物耳。”朝鲜虽然资源丰富，盛产土特产品，但是王室必需生活用品，多来自明朝。正如张存武先生所言：“全国习俗不贵土产，必贵华物，自己之绵䌷苧布，载玄载黄，制为衣裳非不华彩，而必求中国之绵绸绫缎。”可见，朝鲜政府的内需和暗中支持是违禁贸易令行不禁的重要因素。

其四，违禁贸易的巨额利润诱惑是使臣及成员铤而走险的动力。一些朝鲜商人通过违禁贸易获得纱、罗、锦、缎等，通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方式，获得巨额利润。丰厚利润的诱惑，刺激了朝鲜赴京使臣和商人的冒险行为。

综上所述，在明朝前期，朝鲜赴明使臣除了进行合法的朝贡贸易外，还进行违法的违禁贸易。这种违禁贸易在整个明代持续存在，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的程度忽强忽弱，在禁令严厉时，表现的不是很明显，甚至资料记载贫乏；在国家政令疏松时，尤其在明朝前期，贸易规模呈现扩大势态。违禁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的稀缺珍奇土物山货及奢侈品，对这些物品进行交易，在当时为中、朝两国政府所禁止，但是，朝鲜使臣为了一己私利和国家所需，仍冒险进行违禁物品的交易，主要方式为超量驼载、公物私夹、提前运送到辽东蒙混过关等。具有实施违禁贸易能力的人包括“三使”、护送军、商人、通事等，他们利用自身出使的便利条件，积极参与并协助同行人员进行违禁贸易。这种行为，一方面使臣承担巨大的处罚压力；另一方面，在朝鲜国内具有广阔的需求市场和支持者。在利益和重刑的双重考验下，汉城通往北京的古老贡道上，展现了一幅东北亚地区最为庞大且繁荣的古代贸易交流画卷。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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