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少数派”

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高中生，让韦子运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户。

他家所在的万寿村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是已脱贫的贫困村。直到如今，这个村庄里多半年轻人选择在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就告别校园，大专生算是“高学历”。相继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有人已换过几份工作，有人结婚生子，也有人做了老板。

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不算是“值当的买卖”。比如韦家，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3个孩子每年的读书钱加起来将近2万元，再算上越来越高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他家曾是当地的贫困户，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乡政府工作人员把他家定为“因学致贫”。

万寿村驻村第一书记方声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万寿村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他们的目的地包括广东佛山的制造企业，也包括深圳电子企业。剩下的部分人里，有人在当地开店，也有人创业办厂。

方声有介绍，此前建档立卡的286户贫困户中，“因学致贫”的有十余户。韦家属于这10余户之一。大儿子韦傢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二儿子韦家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研，最小的儿子韦家航在覃塘高中读高三。

100余张奖状密密麻麻地贴在韦家客厅的墙面上，那是3个儿子几年间陆续带回的。这些奖状从半米高的桌边爬到了3米高的房顶，最高处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

这是这家人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除此之外，这个家就乏善可陈了。他家房子仅有一层，夹杂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层楼中。搬进这里20多年，水泥地才铺上地砖。每逢雨天，屋顶会漏水，偶尔也有老鼠顺着屋檐突然窜进来。

在少有的闲暇时光里，韦子运喜欢坐在木制躺椅上，摇摇晃晃地望着奖状发呆。除了亲戚朋友，他没和谁说过奖状背后的故事，只在话题提及时不自觉地咧开嘴角。

儿子们毕业前的漫长时光里，压力被老两口自己吞下。60岁的韦子运和52岁的妻子罗玖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韦子运每日种田、养鸡，罗玖妹跑木板厂，顶着太阳将2米高的木材挨个扛上架子晾晒。

韦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够生活支出，已经很多年没存下钱了。最富裕的时候，他们只攒到两三千元，“生场病就花光了。”罗玖妹说。

4年前，二儿子又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大儿子正读大三，家里还有上初中的小儿子，兄弟俩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助学贷款，仅是负担骤增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

教育被视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机会。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希望摆脱贫困，来自乡村的家庭坚持供子女读书，接踵而至的费用反而令他们陷入困境，“因学致贫”也使农村地区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日趋冷淡。

在罗玖妹看来，身边在读书路上被绊住的年轻人，多是自己不想读了，家长也认为读到差不多就够用了。他们夫妻俩的念头很简单，不想儿子未来像自己一样辛苦地打工、种田。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烙在他们的心里。但凡和读书相关的，韦子运都很支持。他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表示，“只要他们愿意接着读，我就尽力送他们去。”

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他们首先要跨过高考的门槛。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韦家的儿子们从未上过课外辅导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着报的。

忙于养家的老两口，离田地很近，离高校很远。韦子运知晓广西每年高考的分数线，这是从别人口中打听来的。对于儿子就读的专业，他能清晰地说出名称，解释不出大概。

但韦子运依然关注儿子们的成绩变化，清楚儿子每一次考试的名次，会盯着他们总结成绩变动的缘由。怕孩子们“接触东西多了，分散了读书的心思”，直到高中毕业，韦子运才给两个儿子买来第一部手机。

家里没电脑，老两口的手机是捡儿子后来淘汰的旧款。韦子运不玩社交网络，但会上网看新闻。除了老家，他只去过广东、上海和武汉。前两者和打工有关，后者是他送大儿子去大学报到。

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为此，他辗转到云南，坐10余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后却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开。

跨过高考的门槛，来自乡村的孩子要面对的还有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上的差距。二儿子韦家耀坦言，在大学里，自己习惯扮演旁听的角色。他不属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数时候，他会等别人先张口，直至讲到自己了解的内容时，再自然地加入话题。

大儿子韦傢郑也属于沉默的一派。他内向，话少，欣赏来自大城市同学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读研，设想过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价令他发憷。他说自己不算“有野心”，也想追求安稳，“但以自己的实力，如果想扎根城市过安稳的生活，实现起来就必须要有野心。”

“进北京念书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难的。”他感叹。

他羡慕别人读过幼儿园，上过兴趣班，习惯逛图书馆，网络玩得顺手。“10年前，至少我读高中的时候，没有这些。”这种不平衡在研究生阶段的实验室里得到了缓解，这也是他坚持读书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学历磨平城乡的差距。

2018年，韦子运家脱贫了。这距离韦家被评为贫困户过去了3年。韦家享受了低保和其他帮扶政策，走过了最难的阶段。不过，仍有压力需要这些年轻人自己肩负。韦家已经习惯了能省就省。3年间，韦家耀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大学时期，他和大哥都在学校勤工俭学，打扫过实验室，帮图书馆整理过图书。

韦家耀还另外做过两份兼职。他发过几天传单，之后在一家婚庆公司负责布场。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习惯了周末早出晚归，最晚回程时已经22点，过了晚班公交的运行时间，就骑半个多小时的共享单车回学校。学校的大门落锁，他只好爬进来，回到寝室，同学早躺下了。

高中毕业后，韦傢郑跟亲戚一起干过暑假工，在广东一家工厂做灯罩，一个月拿回2000元。研究生录取后，等待开学的4个月时间里，他再次上了流水线，到广东的工厂给电扇上螺丝钉。那份工作累，工头脾气暴常呵斥员工，工友聚起来谈论的是永远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半里，他做过两份正式的工作。他学生物专业，最开始被科研院所安排到四川的养殖基地，人要待在船上，一天喂两遍鱼，做记录。后来，他换了份“更用得上专业”的工作，在广州一家公司负责细胞培养，经常加班，没时间复习考研。

他的工资徘徊在4000元上下，花10个月还清了2.5万元的助学贷款。

韦子运对儿子读书这件事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他接触过读书最多的一位，是他的初中同学。那位同学一路考上高中、大学，之后被分配进高校工作，做到教授，女儿去过国外留学。每年，那位同学回老家时，他们都会一起聚会，韦子运发现对方总有讲不完的话题。

韦子运初中班里四五十人，一半的人考上了高中，有人当了教师，有人做了公务员，在市、县的政府部门。最普通的职业一个月工资差不多也有5000元——是他打工的两倍。和他一样没考上高中的人都在四处打工，跑去当司机，奔波在木板厂，有人还背着欠款，“都混得差不多”。

从大儿子结束义务教育到开始读研，中间也已过去10多年时间。在村里，笔直宽阔的水泥路直接通向田里，垃圾从随便丢变得注重分类，楼房取代了泥房。谋生的手段多了，种田的人少了。

相比于父辈的时代，摆在韦家儿子们面前的，还有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教育部前不久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博士毕业已达62578人，硕士577088人，本科3947157人。

罗玖妹记得清楚，大儿子曾和她提过自己的压力——到了外面，成绩好的人太多，有时自己很努力也赶不上。“现在，大学毕业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

儿子们的命运是否已因读书而改变？老两口给出的答案是“应该吧”，他们说不出家里的变化，也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要到（他们）毕业再说”。

韦傢郑回答得直白，“就目前来说肯定没有”。“我还是学生，没工作，要花钱，没法改变家里的整体环境。”但他很笃定，读书给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跳出了“按部就班”的思维模式，他有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对未来的规划。

韦家耀也认为，自己已从一种相对单线的人生里解放出来。填报高考志愿时，有老师建议他学英语，家人希望他从医，都是“看上去稳定、赚钱的职业”。但他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前景分析，选了水利工程。

读研的想法是儿子们自己提的。3个儿子还想接着读下去。硕士毕业后，他们还想接着读博，有条件的话，也想读到博士后。

韦子运已经60岁了。近来的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会住上几天院。老两口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还能撑多久。

韦家一共三间屋子，韦子运和妻子一间，大儿子一间，老二老三挤在一间。 搬进这间房子里将近20年后，他们才在水泥地的表面铺上了地砖，把开裂的墙面修好，刷成白色。

建楼的想法被搁了又搁。没人能预估出到底何时才会动工。“至少要供他们读完书吧”，韦子运郑重地说。

前些日子，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亲戚到家里串门，和罗玖妹唠家常时提了句，现在做工的机器上印着大串英文，中学毕业的自己越来越看不懂，有时连开关也不知道怎么用。话题最终落到了“读书是好的，坚持学习是对的”。

这让他们有了些底气。这个月，韦子运又收到了儿子们拿回的5张奖状，他把它们摊平整，一一贴上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