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为什么能在巴黎和会上“一战成名”

1919年对于顾维钧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顾维钧以其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立场所作的强有力辩护，以及嗣后递交的三份极具说服力的说帖（备忘录）而在国际外交界“一举成名”。从此之后，顾维钧不仅在国内外交界享有盛誉，在国际外交界，也成为了一颗正在升起的熠熠生辉的外交巨星。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成名和发挥重要作用的起点。

然而，从此前的经历和准备来看，顾维钧能够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靠的不是运气，不是一时的聪明和“狡辩”，而是此前的长期用心准备和投入，以及使用彼此都能明白、接受的规范话语，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

从准备和用心投入的角度来看，至少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顾维钧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此密切相关。顾维钧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12年，就在其距离毕业答辩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其接到了回国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邀请。在此背景下，经其指导老师同意，顾维钧改变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本来，顾维钧是准备以外国向中国提出的权利要求为题，对相关案例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整个研究框架包括九章和一个引言。考虑到要提前提交博士论文以便回国任职，最终提交的博士论文是以引言为基础，经过适当扩展而成的，研究范围也有了缩小，变成了对外国人在华地位演变问题的研究（英文题目：The Statue of Aliens in China，中文翻译题目为“外人在华之地位”）。博士论文的研究为他后续对山东问题进行综合和深入研究，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基础。

二、从1914年开始，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即组织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对战后参与和会的方式及如何维护山东权益问题进行研究，顾维钧参与了相关研究团队。根据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的相关研究，从1914年开始，以1912年成立的“保和会”为基础，对山东问题和如何加入战后和平大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从1914年10月3日“保和会”第48次会议开始，一直到1916年4月22日“保和会”第91次会议止，围绕此问题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而深入地推进进行。在此过程中，顾维钧参与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议。例如，在1915年6月26日“保和会”第67次会议之后，根据要求，顾维钧草拟了“加入大会问题之分析”议案，里面列入了应予研究和讨论的数十个问题。

三、1915年8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在赴任之后，其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由其本人直接负责指导，既对美国提议的有关设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问题进行研究，“也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以便中国政府将来在和会上提出这些问题”（《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154页）。山东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

四、1918年11月，顾维钧被指派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五名中国代表之一，参与和会谈判。到了巴黎之后，尽管其他几名代表如施肇基、王正廷等围绕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而争执不休，顾维钧却“无心介入”，不仅表示自己愿意排名第五，还主动采取措施试图化解由此而产生的相关“嫌隙”。与此同时，他还心无旁骛，立即投入到了对山东问题等四个议题的研究之中（四个议题分别是：“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其以中国政府名义提交的三份说帖（备忘录）和在“十人会”（指英法意日美五强的10位代表）上代表中国所发表的约半小时的口头陈述上。从这份口头陈述和三份说帖的情况来看，其在规范话语、同一个逻辑层面表达、立场与情感结合等角度堪称外交备忘录和有关本国立场陈述的典范。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

一、从三份说帖的撰写质量来看，其质量是非常高的。三份说帖的撰写，无一例外地做到了论证充分和客观的高度统一。山东问题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如此，在论证上，顾维钧却没有把主观情绪融入其中，相反，都是客观地“娓娓道来”。每一个论点，都伴随着必要的证据和充分的论证。三份说帖的论证完全避免了“主观”性措施和视角。而且，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看，说帖的英文表达是非常地道的，具有非常高的可阅读性。

二、三份说帖的表达还具有高度的规范性，是在西方“主流”的话语逻辑体系内论证和表达的，从而确保了其具有可接受性，进而保证了其说服力。顾维钧的高等教育都是在美国完成的。长期接受法学教育的结果，使其表达和论证具有高度的规范性。顾维钧知道如何将西方的逻辑话语体系与本国的利益需求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而此种结合，对于保证说帖的论证质量和有效至关重要。毕竟，如果说帖完全是用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来撰写，此种表达尽管能说服自己，由于对方不懂，是另外一套表达体系和逻辑习题，是不可能说服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这样的表达和论证，从过程和结果来看，也是无效的。

三、顾维钧在撰写和表达的时候，还注意与西方的“传统”和“文化”适当结合，从而能强化表达的情感效果。例如，在第一份说帖中，顾维钧不仅能娴熟地运用对“title”和“common interest”等表达，能借助于西方法律语境内的这些重要专属术语来“传情达意”，强调山东问题在法律上之于中国和西方的重要意义，而且，其还将山东问题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同耶路撒冷圣地之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进行类比。这样的表达，既能“举重若轻”地凸显山东问题的重要意义，还能产生文化上的“共振”和“共鸣”，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

所以，从上述两个角度可以看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一战成名”绝非偶然，而是长期精心、用心准备和投入的结果。俗话说，“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对于顾维钧而言，巴黎和会能成为其外交生涯“腾飞”之地，实属“名至实归”，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