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个体化理论视角下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高知单身女性有着怎样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作者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个体化理论为基础，从高知单身女性的职业发展、生活现状、婚恋观以及所面临的困境等方面深入分析和探究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作者：侯静 李雨欣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8期

摘要

本研究对16位北京高知单身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个体化理论为基础，从高知单身女性的职业发展、生活现状、婚恋观以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探究了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进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欲望的自我”和“去传统化”共同构建了这个群体的特征，体现了中国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传统和现代相互交织的特点。

关键词

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特征;个体化理论

引言

近年来，“第四次单身浪潮”悄然来袭，城市中大量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断涌现。其中，高学历的单身女性群体也得到研究者的探讨和研究。择偶梯度理论和人口普查数据都表明，“女性更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稍高的男性;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选择学历与社会阶层地位比自己稍低的女性”[1]。在这样的结构下剩余的便是社会阶层两端的人口[2]，即处于社会金字塔中下层的男性和上层的高知女性。尽管高知单身女性有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她们依然被迫和“剩女”这样带有贬义的词语画上了等号。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消费“剩女”，对大龄高知女性的婚恋研究也认为，高学历女性普遍婚恋较难，陷入了“高知低婚”的尴尬局面[3]。同时，“高等教育性别比例逆转”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国家教育部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女硕士研究生已经比男硕士研究生多出近7万人，本科生中女性也比男性多出97万多人，这不同于以往男性受高等教育人数远远高于女性的情况，教育性别比例已经出现逆转[4]。

综上所述，一方面，高知女性的“高学历”成为其进入婚姻的阻碍，尽管全国的初婚年龄都在推迟，但高知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更是非常显著，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扩张又带来更多的单身女性。因此，高知单身女性作为现代女性的代表，是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深入探讨的群体[5]。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1.相关概念界定

“高知单身女性”对应了两个概念，一为“单身女性”，相对狭义的定义是指排除了离婚、丧偶等人群，超过适婚年龄(30岁)、没有孩子，并没有在一段稳定的恋人关系中的女性[6][7]。此外，考虑到现今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以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初婚年龄在26到28岁之间[8][9][10]，本研究将单身女性的年龄定义为27岁及以上，处于适婚年龄晚期的未婚无孩且没有稳定恋人关系的女性。

第二个对应的概念则为“高知女性”，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是指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大学本科以上)，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11]。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近些年的研究认为“高知”群体的学历应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结合以上两个概念，本研究所指的高知单身女性是指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27岁及以上，未婚无孩并没有稳定恋人关系的女性。

2.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

高知单身女性的婚恋状况是已有研究关注的重点。2000—2010年期间，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没有发生变化，高学历女性不愿意匹配低学历的男性，而中等学历的男性也不接受高学历的女性作为伴侣，因而婚姻市场呈现黏滞性，从而导致不婚或者延迟结婚的高学历女性增加[12][13]。

一方面，在传统“择偶梯度”中，“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使高知单身女性在城市中受到了婚姻挤压，缺少能够相匹配的异性，另一方面因传统性别期待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催婚”，家庭、单位、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舆论使徘徊在婚姻之外的高知单身女性成为一种“异类”[14]，多重压力和困境使得高知单身女性出现了自我认同危机，陷入矛盾与迷失之中[15]。

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认为高知女性单身带来的并非只有困境和压力。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16]。高学历女性不婚是她们坚守传统婚配模式下的理性选择，由于她们拥有更高的收入，因而高知女性并不是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17]。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者主要侧重探讨了高知单身女性的婚恋观以及婚恋困境，而且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缺乏理论视角，并且也没有通过深入高知单身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深入全面地研究这个群体的总体特征。高知单身女性作为高学历的现代女性，个体化理论为研究这一群体特征提供了研究视角和思路。

个体化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论证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时提出的，其最大的表征就是愈来愈多的人期望着“为自己而活”。个体化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同步发生的“人的解放”过程，即个人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社会体制和阶级隶属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18][19]。个体化进程中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吉登斯所说的“去传统化”[20]，或者贝克所指的脱嵌。这两个概念指的是个体逐渐从社会的约束—例如家庭、血缘和阶级等中脱离出来，现有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脱嵌就是指脱离熟人社会[21][22]。

随着个体化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个体化”能否跳出西方框架而成为全球性的概念工具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贝克在分析中国个体化的进程中，把个体化区分为制度个体化和主观个体化[23]，而阎云翔则更进一步论述了主观个体化的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劳动力市场、教育、职业发展等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进取的自我”;二是“欲望的自我”，这使得私人生活中情感和欲望的重要性得以提升[24]。阎云翔采用个体化理论，研究了中国北方的下岬村青年女性在情感、欲望、家庭、消费、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变化和崛起以及父权的衰落[25]。而金一虹则采用个体化理论对中国流动农民家庭中父权制的延续和重建进行了探讨和分析[26]。然而，高知单身女性作为现代女性的代表，还缺乏从个体化理论的视角考察其群体特征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个体化理论为基础，从高知单身女性的职业发展、生活现状、婚恋观以及所面临的困境等方面深入分析和探究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研究方法

根据本研究对高知单身女性的界定，本研究在“目的性抽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滚雪球”的方法，在北京联系到16位年龄在27岁及以上的高知单身女性作为访谈对象，对每一位访谈对象分别进行平均两个多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同时根据现场每一位访谈对象的特征和回答进行追问或者增减不同的访谈问题。本研究的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本研究将以上16位访谈对象的访谈录音进行转录，然后根据陈向明提出的编码方法[27]，挑选出核心概念类属，总结出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职业发展、居住状态、消费方式、社交生活和婚恋特征等，同时根据概念类属之间系统的联系进一步概括出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教育是高知单身女性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个体化特征在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中也得以充分体现。贝克在研究女性从“为他人而活”到或多或少“为自己而活”的转变如何产生时，首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并认为“教育方面的客观变化使女性能够积极应对她们的处境，成为激发女性意识的关键基础”[28]。对于高知单身女性来说，教育无疑是通往更高处的阶梯，她们的职业发展、生活现状和婚恋特征等方面对此也有相应的体现。第一，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追求和发展中表现出“进取的自我”;第二，高知单身女性在消费方式、居住条件等物质生活方面非常重视“欲望的满足”;第三，高知单身女性在社会交往和业余生活方面，表现出了独立、被动的特点;第四，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高知单身女性在可以为家庭做出妥协和牺牲的同时，表示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以确保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安全感。

1.高知单身女性的职业追求及生活现状:为自己而活

(1)职业目标的追求:向上的阶梯

由于高校扩招的影响，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增长，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逐渐显现，她们在学校当中的勤奋和进取的作风一直延续到工作以后。高知单身女性在读书阶段就是一个努力学习、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工作后也是有事业心、专注投入、积极上进、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群体。首先，高知单身女性通常不安于现状，不满足已取得的工作成绩，当她们达到一定职业目标后，就会选择放弃现有稳定的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更高的职业目标。她们在工作上投入大量时间及精力，尽其所能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希冀在工作上尽可能体现其个人价值，不甘落后于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拼的人，比较有事业心。每个阶段都得有一个新的目标和新的事情来刺激我，要不然如果一直是一潭死水，没有什么改变，我会很难过。”(B4)

其次，高知单身女性在选择职业时更多地倾向于考虑自己的个人兴趣，如果发现所做的工作与自己的兴趣不相符时，她们会通过考研考博等方式不断追求和实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目标。并且，她们也不会选择薪水较高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会牺牲经济利益而以自己的职业兴趣为主选择工作。

“其实对将来会有很多的忧虑，会害怕，但是现在依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更多地倾向于自己的兴趣，比如说我现在不会选高的薪水，而是选择这家很小的公益机构。”(B10)

因此，高知单身女性通常经历了多次工作的转换，或者工作之后再考研考博这样不断向上进取的过程。她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付出努力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高知单身女性因为自身的高学历，更希望在工作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她们在工作中拼命努力取得成绩，以证明自己的学历与能力相匹配，从而在工作中找到自信。

“刚工作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会潜心研究，慢慢我掌握了规律。比如写文章，我就会读大量的书籍，去做文案培训，很快我的写作就有很大的提升，而且我写的东西就真的卖掉了。我看到了自己的成绩，我的自信就从工作中慢慢找到了。”(B2)

可以说，教育一方面给了高知单身女性们能够支撑起自己物质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给了她们不断审视自己、女性意识觉醒的机会，这在女性个体化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更多地遵循个体的内在兴趣，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工作，充分体现了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追求中“不断进取的自我”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意识。

(2)注重生活品质:自我欲望的满足

阎云翔提出的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欲望的自我”，在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中表现为她们更看重生活的品质、品味。她们认为即使单身，也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体验物质生活的满足感，她们更想为自己而活。高知单身女性的物质生活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和居住状态。本研究中的高知单身女性年均收入在十几万左右，这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基本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在此收入水平基础上，高知单身女性依然尽力满足自我的欲望。高知单身女性很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欲望，有时即使经济拮据，她们也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让自己过得舒服。

“对我来说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一天挺累的，挺不容易的，我要吃顿好的，我这个东西该补了，衣服该买了，觉得该买的基本都不会少，基本还是保持着有品质的生活。”(B10)

“现在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了，有了经济能力觉得可以让你过上很舒服的生活，比如做那个指甲，我这么大热天就不去人家店里做的，我会叫一个上门服务，多方便。”(A3)

在北京这样房价很高的大城市，以高知单身女性的收入水平还难以独立购买住房，她们通常与他人合租两居室或单独租住一居室，平均房租3000元左右，她们在居住条件上不会将就，住处也离工作单位比较近，尽最大可能确保自己居住环境的舒适。

“我第一个尽量买最好的就是吃的东西，我认为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住宿的环境，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可能去确保我住的地方是最舒服的。”(B7)

“我一个人租房住，一个月房租大概3000元，我相亲时见过一个男生，第一次见面就说我怎么一个人住那么贵的房子，说自己怎么跟房东砍价，让自己的房租只有1200~1300元，难道我跟你结婚后就要跟你住那种很差的房子，那是我不能接受的。”(B8)

高知单身女性也希望有自己的住房，也希望通过婚姻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有另一半与自己承担住房等生活的压力。但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让她们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那是她们不愿意接受和选择的。

(3)社交生活和业余生活:独立与被动的底色

高等教育的经历为高知单身女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能量，使她们有了不断改善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途径，同时，独立自主性也愈发明显。她们更清楚自己要什么，关于自我的决定总是做得异常坚决。

“比如我考大学，大学之后工作，工作以后要考研，后来又找工作，全部都是我自己决定的，甚至基本上都没有征求过别人意见。”(B5)

“我一般决定都是自己做，决定好了再通知别人，有时会让男方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感觉。当时辞职辞得还挺决绝的，包括后来我出国的时候，我只是跟当时的男朋友讲了一下。”(B7)

教育经历促使高知单身女性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也更加看重自我，在私人领域中的“个体意识”急速增加。有的高知单身女性可能过着“低社交的宅生活”，但她们也会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看书、看剧、做饭，或者一个人去爬山、滑雪、旅游、运动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还有一些高知单身女性会跟朋友一起吃饭、喝下午茶、K歌、看展览、听讲座等。总之，高知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松弛有度，业余生活并不单调。“我一个人骑行过青海湖，绕青海湖整个骑了一圈，360公里，骑了三天。”(B5)

由此可见，高知单身女性不论是自我发展还是业余生活方面都凸显出“独立的自我”的特点。然而，高知单身女性在社会交往中总体上也表现出被动的特点，她们通常不会主动扩展自己的社交圈，有的高知单身女性社交圈甚至有些狭窄，只限于周围的同学、同事，或者固定与少数几个朋友交往，不太容易快速地与陌生人发展友谊或爱情等亲密关系，特别是她们比较害怕或抗拒与异性快速进入亲密关系，她们在异性面前更多地表现出被动、退缩，甚至局促不安，容易给异性造成一种高冷的误解。这也导致了高知单身女性在婚恋上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我师姐就说我，人家男孩觉得你太冷了，那个男孩每天都主动找你聊天，看你那不冷不热的语气，你也不主动找人家聊聊天。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主动，这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我性格本身就很被动，包括我跟我的朋友们相处，大都是他们主动跟我联系。”(A4)

“我从来不会跟男生主动聊天，从小到大在男生面前都不自然，跟男生说话都是别人说一句，我说一句，从来不会主动跟男生说话。”(B1)

因此，高知单身女性在独立地享受看似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独立的自我”强烈体现的同时，在社会交往上表现出了被动的底色，她们固守在自己狭小的交际圈中，使她们感受到在大城市生活的孤单和寂寞。并且，独立和被动相互推进，一方面高知单身女性有独立的能力应对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她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更加被动，而被动形成的狭小的社会支持网络进一步促使她们不得不继续独立地应对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高知单身女性感叹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和生活的艰难。因而，在大城市漂泊的强烈的孤独感成为她们渴望婚姻情感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4)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传统女性和个体化倾向的交织

家庭与事业的平衡是职业女性面临的一个经典难题，一方面，高知单身女性同意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也愿意多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等，而且如果有孩子后，她们表示愿意为了孩子在工作上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比如有可能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可以照顾家庭的工作。然而，高知单身女性更多地希望男性也能一起参与家务劳动，尤其在教育孩子上，她们希望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太接受目前一些家庭出现的“丧偶式育儿”，认为这样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高知单身女性希望自己最起码要保持一个可以营生的工作，她们都表示绝不会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她们认为工作在保证了自己经济独立的同时，也保证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我肯定觉得事业家庭是要兼顾的，但是让我放弃工作应该是不可能的，我也不会为了升职牺牲家人，我的底线是当所有人离开我了，我还有一个营生的手段。”(B2)

“也许你放弃工作你老公不介意，但你婆婆会觉得你跟吃白食一样。你有工作的话你底气足，家里有事情有发言权，得自己争取有个保障，要不然家里事情都是任人摆布。”(B1)

“我坚决不会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的。即使收入没有那么高，但也要有收入，表明我不是在家吃软饭的。”(B10)

高知单身女性认为独立的经济能力很重要，她们不愿意为了家庭放弃工作是因为事业对于女性来说既是营生的手段，也是保证家庭中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更是自我实现的途径，因此当家庭与事业出现冲突时，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是她们的底线。由此可见，在事业和家庭平衡过程中，高知单身女性既体现了传统女性角色对家庭的付出，但同时交织着个体化过程中女性追求事业、平等和尊重的现代特色。

2.高知单身女性的婚恋特征:高处不胜寒

(1)不因寂寞而将就

与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所描述的美国单身社会不谋而合[29]，虽然中国的单身女性主动选择 “不婚”的是极少数，对于亲密关系都保持着最起码的开放态度，但同时也牢牢地捍卫着一条底线—绝不“因为寂寞而将就”，甚至做好了一个人的准备。

“我不会妥协啊，我现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了，如果遇到了当然好，没有我也不将就，我宁可一个人待着，咱们也不委屈自己。”(B2)

不容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高知单身女性能够承担起自己单身的生活，坚持要遇到“最合适”的那个人，渴望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她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坚强的精神世界来支撑起“不因寂寞而将就”的原则，绝不妥协退让，哪怕退而求其次过着单身的生活。进一步来说，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不仅在主观上有“为自己负责”的愿望，也逐渐有了“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她们在婚恋上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要为自己而活，不愿意妥协。

(2)婚姻动力不足:作为“非必需品”的婚姻

有几位高知单身女性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用“锦上添花”来形容婚姻对于自己的意义，所谓“有了当然更好，没有也没关系”。她们认为婚姻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对于婚姻的动力不足是这些高知女性单身的又一重要原因。高知单身女性在拥有了“还不错”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以及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以后，对待恋爱和婚姻的出发点是“它能让我生活得更好吗?”她们更需要的是婚姻中的支持感和陪伴的亲密感，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提升。

“结不结婚对我来说没有本质的变化，它不一定就变好，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来做这个事，婚姻这件事情在生活中没有对我特别重要。”(B5)

对于高知单身女性而言，在双方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婚姻的情感功能更加注重，即双方在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主观个体化中的“欲望的自我”也凸显出来，相比婚姻的物质生存方面的功能，高知单身女性更注重婚姻的情感功能。随着高知单身女性自我满足的能力越来越高，婚姻变成了一种“非必需品”，她们进入婚姻的内在动力逐渐减弱，她们认为没有婚姻也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得还不错。

(3)“hold住”:带有传统特征的平等关系

高知单身女性强调和重视两性关系的平等，平等主要体现在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对方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以及私人空间等，能够共同商议沟通。高知单身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在婚姻或爱情中对男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过度依赖，她们拥有了体现自身价值和提供物质基础的工作之后，更加追求平等的关系，强调对方能够尊重自己。然而，这种平等关系还带有一定的传统性别角色的特点，即高知单身女性往往也希望男性能够“hold住”自己。“hold住”所体现的两性关系的传统性在于，男生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主导的位置，女性希望男生能够掌控、驾驭自己，或者说“降得住”女性，同时也需要对男性的崇拜感。但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区别在于，现在的男女两性关系并非完全的男强女弱，男性可以稍微强一点或者和女性差不多，但男性的各方面条件比女性好太多反而是高知单身女性所不能接受的。

“男生和女生匹配起来，男生比女生略强一点点可能是一种社会共识，如果说他跟我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完全OK，或者稍微比我差那么一点点，我也觉得OK也没关系，上下浮动不要太大。”(B8)

换言之，“hold住”体现的是双方在身高、性格、气场、学历、职业、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旗鼓相当，是一种可以上下波动的平等。由于受到男性在职场和社会地位中的优势以及传统男权的影响，在高知女性的理想两性关系中，仍然更倾向于双方在各方面差不多的情况下男性能稍微比自己强一点。然而，高知单身女性更强调两性关系中男女平等正说明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出现了个体化的特征，它的理想图景和现实的实践都受到个体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在逐步摆脱父权制的束缚[30]。

3.高知单身女性面临的困境:去传统化带来的冲击

本研究的16名访谈对象都是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高知单身女性，大部分都是通过教育、工作的途径只身来到北京生活，有的人甚至有多次在不同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与家里的联系有所弱化，传统的女性角色在这里开始松绑，个体化的“脱嵌”或“去传统化”悄然展开，每一个个体的外在形式的约束日趋弱化。外在约束的弱化并非只带来自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们也失去了支持和庇护。

(1)流动性

这种流动性是教育、职业、城市化的发展等领域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域的流动性。高知女性的长期教育经历本身就很容易产生地域流动性，本科、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出国出境交换，以及工作地点的变换等使她们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这造成了人和人之间一种“经验上的隔阂”[31]。这种“不确定性”和“经验的隔阂”令她们总处于一种“飘”的状态，在感情上也难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

“我也有那种暧昧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但是到了那一步后就止住了，我觉得多数是因为我上蹿下跳，比如我在上海的一次(暧昧关系)，后来因为我要去美国，后来在美国也有一次，但是当时我要回国，就又断掉了。”(B8)

(2)竞争性

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由于就业市场中依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高知女性所面临的竞争和压力要远多于男性。这种激烈的竞争导致她们不得不持续地提升自己的学历和工作能力，去学习新的技能来充实自己，她们经常忙于状态的切换之中，无暇顾及其他。她们也希望平衡工作和生活，但为了应对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压力，无奈错过了恋爱的机缘。

“我一周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工作上，经常加班，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周六都在加班。我们住的社区是青年公寓，经常聚餐，那次搬来一个男生是单身，做饭超好吃，他们叫我，还给我介绍这个男生，因为只有我俩是单身，那次大家当着我俩面都说你俩可以在一起，但是因为我经常加班，后来也不了了之，等过完年回来，发现人家有对象了。”(B6)

这种竞争意识其实来源于她们本身的风险意识，个体化的社会将风险平摊在每个人的身上，“对抗风险”成了她们最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对于个人的投入越多，自身的资源积累越多，对抗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她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投入到学习、工作等低风险事物中，不断积累自身的资源来应对竞争性的社会，而且她们感受到大城市竞争的压力和残酷，感叹一个人在这里拼搏的孤单和艰难。由于北京的高房价和消费水平，相比于她们之前在小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很多，同时工作上的竞争压力也让她们感觉很吃力和不适应，她们不得已用尽所有精力来应对竞争压力和风险社会的冷漠。

(3)原子化

原子化的社会具体表征为在社会变迁过程当中，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以及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32]。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使个体之间失去信任，加之地域流动性的影响，看似不断有新的朋友和同事出现，关系的深度却并没有加深，在工作中需要合作的她们，在生活中则“一个人就要像一支队伍”。她们虽然可能与周围人进行着交往，但内心还是与他人保持着距离，体会到内心的孤独感。“现在单位同事之间还会刻意保持一些距离，同学一般也就是吃个饭，而且现在这样的关系，只要一找你那绝对就是有事儿，上次一个挺久不见的师兄要来找我吃饭，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结果见了面，果然问我有没有幼儿园的名额。”(A1)

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就像是在每一个人的身外套了一个透明的壳，外面的人走不进，里面的人出不来。有学者认为，这种原子化正是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纽带的消解和破坏所导致的，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社会联系薄弱、社会纽带松弛。“农业时代那种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而代之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33]，对于诸多阔别家乡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的高知单身女性来说，家庭与亲属关系的淡化加剧了原子化社会带来的孤独感，这也正是个体化社会带来的阵痛。

总体而言，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流动性、竞争性和原子化不停地“摇晃”着她们的生活，“不稳定”使她们对未来充满焦虑，缺乏安全感，也增加了高知单身女性选择伴侣的困难。

个体化理论构建的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高知单身女性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离开家人和熟悉的朋友，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进一步弱化，多年的教育经历和大城市工作的流动性使她们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大城市生活的原子化使她们的人际关系更加疏离，激烈的竞争和工作压力使高知单身女性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以获得认可。大城市生活的流动性、竞争性和原子化一方面使高知单身女性表现出“去传统化”，脱离了家庭、性别角色等传统束缚，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她们的支持和庇护，使她们处于“去传统化”冲击的困境之中。因此，个体化社会的风险、困境和竞争压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主观个体化进程，促进了高知单身女性的自我重新建构，“进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在她们身上也逐渐发展和凸显起来。

1.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自我重构:为自己而活

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体现了现代女性个体化自我的建构过程，与其他单身女性不同的是，教育在高知单身女性个体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4][35]。高知单身女性多年的教育经历不仅使她们拥有了高学历，同时也使她们在学习、工作上依然不断进取和努力，她们不满足于现状，表现出“进取的自我”，这促使她们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和自身价值，增强她们在个体化社会中的竞争实力。在访谈过程中，她们不断强调“不会为了婚恋和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的底线，是为了保证自己经济独立的同时，也能确保自己在未来婚姻家庭中的话语权。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不论是在安排业余生活还是在重大问题的抉择面前都显现出“独立的自我”，这让男性难以满足控制欲和保护欲，无法体现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价值感。高知单身女性不再为了他人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她们在消费方式和居住状态上都追求有品质的物质生活，表现出“欲望的自我”。高知单身女性自身的高学历、较高收入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为她们提供了自给自足生活的基础，她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承担能力，婚姻生活对她们来说成为“非必需品”，从而导致婚姻动力不足。她们更注重婚姻的情感功能，而不愿意在婚恋上“因为寂寞而将就”，更希望找到与她们三观契合的精神伴侣，高知单身女性这种“欲望的自我”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群体的个体化特征。因此，在个体化进程中，高知单身女性的自我重构表现为“进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她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女性角色的定位和束缚，在职业追求、生活状态和婚恋观等方面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更愿意为自己而活。

2.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传统烙印:传统和现代的张力

然而，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传统色彩并没有完全褪去，她们也表现出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特点，在婚恋观以及家庭和事业的平衡等方面表现出了传统和现代相互交织的特色和张力。不断进取的高知单身女性，在家庭和事业进行平衡时，她们愿意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妥协和牺牲，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但同时表示绝不会为了家庭完全放弃事业，以保证自己经济的独立和在家庭中的话语权。高知单身女性在要求两性关系平等的前提下，还希望另一半能“hold住”自己，希望男方在能力等方面要比自己强一些，这表现出传统性别角色的特点，但又不完全遵循传统的特点，这些高知女性并不能接受男方很强，也同样不能接受男方比自己弱太多，因此，高知单身女性强调男方能够“hold住”自己是指在带有传统特征的平等关系的基础上，男方的各方面条件与自己旗鼓相当。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也体现了中国高知单身女性个体化特征与西方个体化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高知单身女性在北京大城市生活的流动性、竞争性和原子化使她们表现出“去传统化”的特征，她们在脱离了传统家庭、社会、性别角色的束缚的同时，也弱化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她们的支持和庇护，因此，为了应对个体化社会的风险和竞争压力，高知单身女性群体在职业追求上表现出“进取的自我”、在生活状态和婚恋观上表现出“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等具有主观个体化特征的自我建构。因此，高知单身女性的“去传统化”、“进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共同构建了高知单身女性的群像，显现出该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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