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谁能把旧的给创造出来？”

　　淡雅的封面，外框双线环饰，内框围起斜向交叉网格，网格交点缀以似圆实方的结点。没错，这便是很多人记忆深刻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爱好者中还有一个昵称：“网格本”。

　　“网格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直到本世纪初，仍然还有新书推出，整套丛书的规模达到145本之多。

　　拥有约半个世纪出版历史的“网格本”系列，当初是怎样制定出版计划的？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又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日前，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张福生，倾听这位参与过“网格本”工作的老编辑，讲述往事。

　　群星璀璨的编委会

　　张福生回忆说，1958年，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到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创作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世界文学遗产应包括文学理论，于是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即“网格本”）之外，又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合称“三套丛书”。因出版工作加重，因此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

　　张福生与楼适夷（右）合影

　　外国古今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浩如烟海，哪些可以入选？

　　据张福生回忆，选题制定主要是由编委会完成的。至今，张福生手上还保留着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制定的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这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可谓群星璀璨：最初的编委会成员包括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等。中宣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几次编委会会议指导。“文革”后，丛书工作重新启动，又增加了巴金、叶麟鎏、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燊、张羽、赵家璧、骆兆添、姚见、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

　　张福生说，当年，先是由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专家，在他们渊博的学识基础上，筛选出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论著。1961年，编委会制定了“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

　　“最终确定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过程。”张福生说。

　　每一本都精挑细选

　　“我记得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拉奥孔》一书原样，发现上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方很多，边角还粘贴出许多改正的译文，多的注释长达半页。”给张福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本《拉奥孔》，是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翻译的，“令我惊讶的是，像朱光潜先生这样的顶级大教授，译稿怎么也被改得这样多。”

　　后来，张福生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一份绿原所写的关于该书译文的意见，其中绿原提了135个问题，有114条朱光潜先生批了“照改”或是“改”字，还有的则提出了其他意见，最多的一条，朱光潜先生写了200多字的回复。除此之外，张福生还初步统计了一下，仅《拉奥孔》这部书稿，经手人就多达10余位，而且都是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冯至、戈宝权、钱钟书等。

　　后来，参与丛书的编辑时间长了，张福生才知道，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这也是时至今日，丛书仍然被人们所看重，其中很多本书被反复再版的原因。

　　“这套丛书不仅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编辑委员会，委员都是外国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权威和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且这些大家不仅亲自参与制定选题计划，确定各书译者及序文作者人选，分别审阅各书译文和序言，甚至还具体负责各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张福生回忆说。

　　翻译家照片墙

　　为了追求译文完善，这些译者往往视翻译为崇高的事业，力求译文尽善尽美，既忠实于原文，又保持原作风格，孜孜矻矻，逐句琢磨，完成一书，常达数年以至十数年。“这些译本，堪称精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张福生经手编辑的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便是精心打磨，校订了很久才出手的精品。

　　深受读者喜爱

　　“网格本”在读书爱好者中享有很高声誉，许多书友追寻近30年而不疲，每有所获，便欣喜莫名；听说出了新的品种，就互相转告。还有一些人试图搜集全套，“但是能收齐的太少见了”。

　　张福生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图书资源缺乏，“文革”刚刚结束后出版的“网格本”，在新华书店每每供不应求，经常是10万本一次地印刷，而且总是一到书店就被一抢而空。“当时由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6卷）系列，我们收到出版部门的同事转来的印数单，上面写着50万套，我们吃了一惊，还以为多写了一个零，又打电话去核实，才知道需求量确实就这么大。”

　　就连标志性的网格状封面，也受到读者追捧，“我记得后来曾讨论过要不要更换现代感更强的封面，结果在读者调查中受到强烈反对，因此也就保留了下来。”张福生说。

　　最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书145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出书11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出版了19种，原定的选题计划中，除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因组稿、出版条件等所限只能部分完成外，其余两种基本上已经出齐，再加上一些增补的书目，直到2000年前后，这项工作才基本结束。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长叶水夫曾赞扬这套丛书时说：“丛书规模之大，选题之精，译文之优，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同类丛书媲美，这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事业中一项奠基性工程。”

　　#startvideo#6fcba592db2a61d43ed3107bf9693f4a#endvideo#

　　92岁的日语文学翻译家文洁若（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编审）、

　　73岁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李尧视频祝语

　　著名作家王蒙、冯骥才、麦家、李兰妮和毛尖等

　　视频祝语

　　柳传志、张泽群、康震、高晓松和白茶等忠实读者

　　视频祝语

　　· 首· 发 · 式· 现· 场

　　致敬“网格本“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京首发

　　7月7日，“致敬‘网格本’——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发式”在京举行。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新书发布会，围绕关键词“致敬”，分为“致敬翻译家”“致敬经典”“致敬时光”“致敬文化”和“致敬传承”五个版块，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作家、新版“网格本”编委等亲临现场，共同见证这套凝聚着几代人心血、饱含着几代人回忆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归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共同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第一辑揭幕（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代表中国出版集团祝贺新版“网格本”问世，他谈到，2019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的第68年，“网格本”的重新出版无疑是人文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庆生，“新‘网格本’的出现，是对人文社历史传统的最好致敬”。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顾了这套图书的“昨日”与“今生”，强调了该系列的重新推出对当下图书市场中外国文学名著乱象正本清源的作用。臧永清表示，“网格本”系列的绝大多数译本都出自名家之手，丛书编委会由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最权威的翻译家和学者组成，确保翻译的精准得当。

　　重新回归的“网格本”让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感慨万千，看到新出版的第一辑21本著作，陈众议觉得这确实给人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他说，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这让我们又想起了过去激情澎湃、书香遍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而现在又是需要它、呼唤它的时代。”

　　1958年以来，“网格本”系列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翻译团队，其中包括李健吾、金克木、杨周翰、钱学熙、钱锺书、楼适夷、季羡林、巴金、戈宝权、冯至、穆旦、孙绳武、杨宪益、绿原等名家巨擘。（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普希金曾说，“译者是文明的驿马”，翻译家所致力的工作即为全人类打造文化交流平台，让不同民族的人们触摸到其他民族的脉搏，把陌生的符号变成熟悉的文字。在“网格本”系列的历史上，优秀的翻译家与出版人一道，参与到名著译介的过程中。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大师汝龙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汝企和来到现场，与大家一起回顾了父亲的翻译生涯。汝龙一生致力于契科夫小说翻译，共译注契诃夫作品700余万字，此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高尔基的《人间》等俄语名著。汝龙起初从英语转译契诃夫，后自学俄语，依据俄语原文翻译。在与巴金的一封通信中，汝龙曾写道，“我从50年代末期开始根据俄文12卷集翻译（汝企和注：12卷字数相当于他全集的9/10），于1973年译完，1975年开始校阅，发现译文不满意，决定重译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对汝龙的认真细致深有体会，“我做了40多年的编辑，接触过的译者不下百个，汝龙先生是最认真的一个。为什么？我每想改动一个地方，他都要问，为什么要改？根据哪个辞典？”用严谨治学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是老一辈翻译家的真实写照。

　　俄语文学翻译家汝龙（1916-1991）（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被问及汝龙先生翻译时的状态，汝企和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愉快的，一个人在那儿进行翻译，旁边没有任何人监督，翻译上千万字的作品，全靠自觉。”和汝龙一样，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认为翻译事业是一件只有慎独才能做好的工作，在他看来，只要做到了慎独，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拿着一本书认认真真读、理解，然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出来”。

　　许渊冲、王智量、王蒙、冯骥才、麦家、李兰妮等翻译家、作家为新版“网格本”问世录制了祝贺视频，王蒙在视频中谈到，“网格本”的重新出版让他找回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阅读感受，“再次阅读‘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又都回来了，让人高兴。”

　　作家李洱（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作家阿乙（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正如王蒙所说，优秀文学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中国现当代许多作家都曾受过“网格本”的影响和滋养，年少时阅读经典名著的经历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审美和价值追求。活动现场，作家李洱和阿乙都讲述了他们对旧“网格本”的感谢和对新“网格本”的期盼。李洱谈到，在某种意义上，“网格本”译作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一代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老版‘网格本’的译者几乎在没有赢利的情况下全力以赴翻译，做出了一套非常雅也非常正、有一种宏大气象的书。这套书应该是‘西方正典’，因为翻译的质量和书的本身质量相得益彰。”阿乙坦言，“网格本”中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对于他的创作影响颇深，至今他都热爱采用结尾逆转的小说结构方式。在阿乙看来，“网格本”为写作者带来了文学技法的参考和交流，同时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语言风格。

　　剧作家、策划人史航（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剧作家、策划人史航引用诗人俞心樵的诗来形容新版“网格本”的出版：“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谁能把旧的创造出来？”史航说，旧版“网格本”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出版，是“伟大”的，而今天新版“网格本”接续传统再次问世，更是“神圣”的，既是对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经典的传承。

　　此外，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全民阅读推广人聂震宁，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文飞，古希腊罗马文学专家王焕生，印度文学专家刘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以及旧版“网格本”民间收藏家代表也都来到首发式现场，与读者、观众一同分享了自己与“网格本”之间的温馨故事。

　　据悉，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次新出“网格本”在对原译本修订的基础上，还在图书中嵌入了AR技术，将名家大师的文学课藏在书里，为读者奉上全新阅读体验。新版的“网格本”第一辑已出21种，该系列今年年内将出版译作100种。（陈泽宇）

　　青年学子朗诵“网格本”名著中的经典片段（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发布式后，全体嘉宾合影（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本节内容转载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