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历史源头与发展脉络

大家知道，“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之一。坚持“实事求是”，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泉。何谓“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我们今天追溯“实事求是”的历史源头与发展脉络，对于弘扬这种精神应该说大有益处。

汉代初期，因为经历过焚书坑儒，很多先秦古书已经失传，再加上汉文帝、汉景帝偏好“黄老之学”，此时的儒学已经有些混乱不清了。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三子，于公元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他一心想复兴儒学，教化万民，以礼乐安定天下。在刘德眼里，“儒学”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是要回到孔孟理论的思想原点，深挖圣王时代的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因此，刘德从小就立志“为往圣继绝学”，身体力行地“弘扬圣道”，仪容举止都按照儒家典范来要求自己，北方中原一带的众儒生多依附于他。但是经过秦末的战争，读书人已是凤毛麟角，典籍留存很少，想恢复儒学谈何容易？于是，刘德以重金征集先秦古书，“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刘德为王26载，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之中。为了收集书籍，刘德的足迹遍布洛阳、山东、河北等地。他不畏劳苦，身体力行，所谓“周失其礼，求于诸野”，凡闻民间有遗篇断章，往往亲自前去以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给百姓；对不愿出让的，他就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对当时的绝大多数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文人儒士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投靠刘德。对这些人，刘德均给予重用。其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刘德还亲自参与了古籍的整理工作，他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的古籍，必组织群儒进行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后，才整理成册。经过艰苦的校勘工作，刘德整理出大批的正本古籍，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公元前130年，刘德因为一心扑在古籍整理上忧劳成疾逝于封国，享年仅41岁。但是，刘德的作为没有被遗忘，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之立传，其传首就评价刘德治学“实事求是”。在班固看来，刘德的这种思想、行为，只能用“实事求是”来形容。通俗而言，做事情不能仅凭个人想当然，夸夸其谈，而要通过实证来求索真理，用十倍于众人的苦心和努力来把实实在在的事情做成。对于“实事求是”，班固的视角虽然与当今有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各位，“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是一个道理。陆游有首诗，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或者说求道的态度和精神一代一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传承下去，一直到了宋代得到大思想家朱熹老夫子的大力提倡，从而脍炙人口，人尽皆知。朱子同门吕大临（程颐弟子）对此阐释道：“有是心，故实有是理；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事。”这个就叫做“实事求是”。

唐代经学家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的本意，是说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在每件事上不遗余力，全心投入，务必要从中寻求到“真理”。在朱子看来，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意思是穷尽事物的道理，深究至每个角落，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格物致知”。明代王阳明则针对当时的崇尚空谈之风，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实事求是”思想一脉相成。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兴起，学者们高度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四书五经的原始含义。有一位学者凌廷堪提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意思是，客观事实明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个人的强辞多理而改变。

及至清末，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

中兴名臣，力图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兴洋务以自强，形成了以湖南为发端的“湖湘文化”。曾国藩一向以“修身自律”的君子标准要求自己，对毕其一生之心力弘扬儒学的刘德更是极为推崇。当时有一个收藏家苗仙露，专门收藏汉代河间国流传下来的“君子砖”。曾国藩听说后，专程登门拜访，在日记中称苗仙露“精六书谐声之学”，言语间难掩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曾国藩认为，做学问要“学献王实事求是之旨”，所谓“事”就是“物”，“是”就是“理”，“实事求是”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曾国藩等人对“实事求是”的推崇，以及他的经世务实之风，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曾在河间府长期救灾，想到刘德事迹，倍受感怀，从此在给朝廷书写奏折时，文末署名常盖上一枚“实事求是”的印章，以示自勉。

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曾改为“求实书院”，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时任校长宾步程题写“实事求是”匾额，以做校训。毛泽东同志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老师杨昌济曾以曾国藩为例子，勉励他“农家多出异材”，以至于毛泽东非常钦佩曾国藩，提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41年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到“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提到“河北省有个献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页）。据统计，毛泽东同志一生共讲过128次“实事求是”，并亲自为中共中央党校手书校训“实事求是”。

各位，自汉代以来，历代仁人志士对“实事求是”的推崇不是偶然，它扎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血脉，感染并激励了无数人穷经皓首、以行求知，探究民富国强的道路。今天，回首“实事求是”的历史渊源，就是为了让大家以此自励，将其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以中国的实际来求证普遍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文化自信的源泉，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体现。(作者 何家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