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史，《史记》和《汉书》在中国史学历史上的成就

五千年的华夏历史，流传着许多的波澜壮阔和感人至深的历史传说，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历史事件。创造了如此的光辉灿烂魅力无穷的文化。所有的这一切能够让后人所熟悉和传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史官。

史官，他们用自己的信念和忠诚，默默地洞察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记录着王朝的起伏更迭，收藏着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后用手中的笔将他们记录成凝结的历史。我国的史学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早的一部公认的史学著作又出自何人之手呢？对我国后代的史学创作又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是谁留下了大汉帝国的风云忠实的记录呢？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修史活动似乎和华夏族的历史一样悠长，传说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典籍，称作“三坟”“五典”。黄帝时期就有了名为仓颉的史官，这种传说虽然不能全信，但至少说明修史氏和文明结伴而生的一种活动，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系统完整的学科，是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历代史官的忠于职守分不开的。从可以查询的文字资料来看，历代统治者都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实撰写史书的官员，殷商时期有作册，周朝时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秦汉时期称为太史令。

由于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古今成败祸福，以及存亡之道，以辅佐统治者治理天下，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博闻强识、明于治乱，而且要求中正不屈，如实的记载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所以史官必须有才学和德识，秉笔直书则成为历代史学家必须遵从的修史原则。我国史学历史悠久，上古时期就有“结绳记事”的传说。夏朝，由于文字不成熟和记录工具的缺乏，导致其历史资料匮乏，但商朝时候，成熟的甲骨文就出现了。于是商人就把自己的历史记录在龟甲兽骨上。

到了周代，人们又把重大事件刻录在青铜器上，使这些文字材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探索上古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在周朝已经有了完整严谨的史学著作，其中首推的就是《尚书》和《春秋》，《尚书》中的尚，也就是上的意思，意思就是上古之书，主要记录了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和春秋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而《春秋》本来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所记编年史的统称，但众多史书中唯一幸存的只有鲁国的编年史，因此《春秋》成为鲁国国史的专有名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虽然是鲁国编年史，但记载的内容却包括了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和一些自然现象。它与《尚书》一起被看作“史家之祖”，不仅开创了私家修史的先河，而且对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体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人还撰写了《逸周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史学著作。总之，在春秋战国之时，我国的史学著作已经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但真正在史学界，具有开山鼻祖的地位，使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人，则是西汉的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位居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之首。

司马迁，字子长，今天陕西韩城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90年，与汉武帝统治时期大致相当，他10岁开始读古书，曾经追随当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请教过《尚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期间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贵川等地，他借机得以了解了那里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司马迁家族曾经时代做过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又做了西汉王朝的太史令，汉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繁荣富庶，这激发了司马谈撰写通史的意愿，但尚未动手人却已逝世，他临死前叮嘱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这一事业，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得以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丰富了学识。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在编写过程中，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差点使这一事业毁于一旦。

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出击匈奴，不料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由于家里贫穷，他无法出钱赎罪，屈辱的接受了士大夫最不齿的“腐刑”。公元前96年，司马迁获赦出狱，做了一直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掌管皇帝的文书机要，从而能够接触到更多详实的史料，也能更深入的了解封建王朝的政治运作，他继续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记述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以人物为主，辅之以编年和记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两千年间正史的编纂树立了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为记述历代帝王的事迹，表是春秋以来历代帝王和侯国的大事记，书记述天文、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世家主要记述诸侯王国的事迹，列传记述各种重要人物的事迹，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所以称之为纪传体。

纪传体是司马迁首创的体例，《史记》便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这种体例一直被历代的史学家所沿用。《史记》不仅对上至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下至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进行记述和评价，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等以专章的形式进行论述。因此，它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叙述他下狱受刑后发愤修史的抱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不但忠实的记述了历史，而且还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和人生观。《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和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既为研究西汉之前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成为了后世历史研究的典范，同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更称为历代史学家修史所遵循的原则。此外，《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西汉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鲁迅因此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两汉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则是班固的《汉书》，班固是东汉扶风安陵人，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述到汉武帝时期，因此班彪撰写了《史记后记》。班固认为《史记后记》还不够完善，决定继续撰写，以求精益求精。东汉明帝永平五年，班固被人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弟弟班超上书辩解，阐明真相，加上汉明帝赏识班固的才华，便委任他为兰台令史，从而使其有了更好的修史条件。

班固以20余年时间，修成《汉书》120卷，不幸的是，班固因受外戚窦宪牵连死于狱中，而此时《汉书》还尚未完成，幸而其妹班昭补写了八表，马续补写了《天文志》，终于让《汉书》得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上起公元前206年刘邦起兵，下到公元23年王莽覆灭，记述了西汉230余年间的史事人物。《汉书》的体例仿照《史记》，但却略有变动。例如将“本记”简称为“记”，“列传”简称为“传”，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编入“传”中。

十志也比《史记》中的八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为班固新创，十志通过对西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详细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汉代典章制度的史料。《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能容丰富的断代史，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先河。其中的各传、志中，载录了许多有关学术、政论的文章，因此该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其主要缺点是，封建正统思想严重。《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在汉书中，都改成了列传，所以，其思想性远不如《史记》。
《史记》和《汉书》，把西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准确详实地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正是由于一代代史学家的努力，我国才形成了完整的史学体系，才能独步世界的保留了丰富的历代史学资料，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