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曾“隐身”30年 34岁就领军攻关核弹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