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感冒与同志瘟疫？专家谈爱滋病四大迷思

2004年小年夜清晨时分，台北市警方查获位于农安街的同志派对，92名裸男穿着内裤蹲踞在地，后续调查中，参与轰趴的人数中28人感染爱滋病，一连串猎奇式报导随即占据新闻版面，嗑药轰趴、爱滋温床等言论一时之间甚嚣尘上。

从那场轰趴谈起

「农安街事件」几乎让同志、爱滋、用药三者绑在一起，同志咨询热线政策推广部主任杜思诚回忆，「轰趴里二十几位是感染者，男同志跟药物、爱滋几乎连在一起，很多负面标签强化了这个连结。」

药物X爱是藉由中枢神经药物改变使用者的心智状态使其更为放松愉悦，从十几年前流行的摇头丸，到近年的甲基安非他命皆在此类。

谈起药物与同志甚为敏感，杜思诚表示，「包括摇头丸、甲基安非他命很少是使用后自己一个人，一开始使用都是为了想和别人亲近。其实同志社群不会想跟外界断绝，反而想积极建立连接，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感受到那种孤单。」

很多同志于成长过程中发现自己跟旁人不一样时都曾怀疑自己是否孤单，想找寻同伴却又害怕被排挤，心中秘密无法倾诉都会让人产生距离感，

「对男同志来说平常就是很ㄍㄧㄥ，用药后可以卸下心防，这都会影响为何摇头丸早期会在男同志社群间流行。使用后释放脑内血清素，会让你感觉和平、想和人靠近。两人用药后感觉就像认识一辈子的好朋友，可以花很多时间聊天、很亲密。」

用药有其社会渊源，但了解其成因与背景者甚少，而谈到药物性爱与同志最后多半都导向爱滋病，网路上出现各种戏谑的称呼，「毒甲」与「祸源甲」负面标签不曾间断。

若要追溯爱滋病源头，起初并非与同志、娱乐性用药有关，「爱滋于1981被发现，但之前一定有人感染爱滋而死亡只是没有这么明显。虽然娱乐性药物于传播上会有影响，但最早传播途径不是靠娱乐性药物。」

爱滋起源来自猩猩的你？

根据《BBC》报导，英国牛津大学曾和鲁汶大学合作，分析爱滋病毒基因码的突变过程，以此建立病毒系谱找出爱滋病源头。而一如外界所知，hiv病毒最早来自黑猩猩，黑猩猩身上检测出的病毒为hiv-1 O组，直到进行第一次跨物种感染，人类身上的hiv病毒则称为hiv-1 Ｍ组。

上个世纪20年代，非洲大城金夏沙（现为刚果首都）是第一个出现跨物种感染的城市，欧洲殖民时期雇用大量居民做奴工，黑人奴工遭到白人雇主施暴便躲至丛林避难，牛津团队分析，当时人类可能于猎捕过程中受伤进而接触到黑猩猩血液或食用野味，才让病毒产生跨物种传染。

杜思诚表示，hiv由猩猩传染至人类并非外界以讹传讹的「人兽交」一说，而hiv病毒已存在黑猩猩身上多时，病毒与宿主达到共存，但人类第一次接触到该病毒两者无法平衡便会产生属于人类的症状。

当年金夏沙因发展迅速吸引大量男性劳工移入，终究导致性别比例失衡，也延伸出性产业、共用性伴侣等问题，病毒自然容易于社会中传播。加上当年金夏沙已有一套完善的铁路网，以至于爱滋病毒伴随迁徙、商业向外移动，在短短二十年间已随着人流移动至1500公里外的城市。

之后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吸引同说法语的海地人进驻工作，便把爱滋病毒带回海地。直到海地，爱滋才开始与同志相关，在于海地信奉巫毒教对同志没有宗教包袱，基督教国家至海地旅游与当地人发生关系，感染后再将病毒带往海外。

另外则是血液制品，海地是便宜出口地，商业公司在这里设厂取原料，再把产品外销至美国。

但海地、刚果身处边陲，国际主流社会不曾关注，直到爱滋病毒登陆美国才成为关注焦点，「之前外界发现第零号病人是美国某位男同志，但若硬要说，最早其实是有一套历史脉络，但殖民时期不可能抓出谁是第零号病人。」

同志＝爱滋？

爱滋病毒若能在短时间大规模传染，多半要回顾当时时空背景下是否有利于传播的政策或环境因素，光靠单一族群实在难以达成，但为何外界依旧将同志与爱滋绑在一起？

杜思诚表示，1981年，美国的确是于同志身上发现爱滋病毒，台湾当年也是从男同志身上发现爱滋病毒，而早年美国与台湾政府都曾将男同志、性工作者、吸毒者划入「爱滋高危险群」，加上当年民众对世纪黑死病的恐慌与高死亡率，很容易便将特定族群贴上标签。

「我们对性有既定价值观，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就是不好的性、就要被惩罚。」

近年，政府不再标志高危险群，至多每年由卫福部疾管署公布爱滋统计数据，「过去提到爱滋数据都会提男男间性行为，但现在好一些会标注是男男间「不安全」性行为为主要传染途径，重点是在于不安全。」

根据疾病管制署统计显示，爱滋感染途径中较多是透过男男间不安全性行为，杜思诚认为可能性就生理层面而言，男男性交中直肠相较于阴道比较容易受伤，比较容易感染。

再者，男同志相较于异性恋仍属少数，人数基数少，若疾病在同志社群之中传播个体也较容易碰到，但之中亦有社会性因素，例如缺乏同性安全性行为教育、对同志的恶意或歧视言论。

同志热线过去举办多场男同志安全性行为讲座，几乎每场都有人询问该如何安全且舒服的从事性行为，杜思诚认为，若要更全面地进行爱滋教育，仍要从性别教育、性教育做起，「社会还是不够友善，学校能否公开谈论同志教育，学校能否告诉学生身为同志是很正常的事？教导安全性行为是否可以兼顾不同的性倾向族群？」

爱滋只是小感冒？

近年因医药技术进步，过去被视绝症的爱滋病逐渐获得控制，只要控制住体内病毒量便能与一般未感染者无异，而近年网路上则出现新的调侃词汇「小感冒」，用来讽刺爱滋感染者。

若要理解现代医学下的爱滋病，杜思诚认为，较好的理解方式是将爱滋类比为慢性病，「像高血压或其他慢性病也需长期投药控制，只要吃药就可以被控制得很好，体内病毒量测不到就不会影响免疫力也不会传染，基本上可以跟常人一样生活。」

但杜思诚表明爱滋不会只是小感冒，在于爱滋目前仍无法根治且不能不处理，此外「因为爱滋污名让感染者的处境很不一样，得癌症不怕被歧视或失去工作、医护拒绝治疗，但爱滋病患可能会担心遇到这些状况，这都不是小感冒会遇到的。」

爱滋会是感染者人生的重大事件，但透过现今医疗模式已经可以不对感染者的人生产生剧烈影响，「它可以不要影响个人人生这么多，但对人生或生活影响多大，取决于你有多少资源跟你有没有办法面对。」

爱滋污名哪里来？

有没有办法面对，多是感染者最初碰到的门槛，也是爱滋病相较于其他疾病较为特殊之处，「在台湾，只要生病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治疗，但性病是难言之隐，性病容易跟不好的性或不正常的性连接在一起，被评价为道德伦丧。」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疾病的隐喻背后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概念，并非疾病是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邪恶的标志，「爱滋病的传播途径比其他疾病的传播途径蒙受更大的指责，尤其当爱滋病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带来的疾病，而且是性倒错带来的疾病时……。」

疾病容易被视作行为的处罚、滥交的报应，但爱滋感染途径并不单一，根据UNAIDS统计，亚洲、非洲新增爱滋感染者途径中，比例最高者仍为异性恋族群跟母体垂直感染。近年爱滋快速成长的中亚与东欧地区，主因则来自于施打毒品。1996年，中国也曾爆发因「血浆经济」造成的爱滋村事件，在在指出爱滋病非特定族群专利或单一感染途径。

然而当疾病牵扯进道德观，道德指责、外界眼光往往促使感染者不敢求医，「怕被排挤、怕家人与亲密关系断裂，所以不少感染者选择不跟身边的人说。另一种是权益问题，感染者怕雇主知道而被解雇，有些则是因感染就医却遭各种理由推托。」

政府怎么做？

杜思诚表示，目前政府正在推行「90-90-90」政策，该政策由UNAIDS提出，旨在让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有感染，90%感染者接受治疗，90%的接受治疗者都可侦测不出病毒量，借此让新增感染人数逐渐下降，「但UNAIDS也表明，爱滋污名是阻挡治疗的关键必须优先处理，政府在这里花的力气还是太少。」

「很多人还是觉得口水会传染……。」

杜思诚强调，政府必需持续做爱滋去污名教育，过去曾有政治人物指责爱滋病是天谴，称患者「活得难堪，死得难看」，都是尚待破除的污名与刻板印象，「政府应该呈现更多爱滋感染者的生活样貌，感染者经过治疗后可以维系正常生活，这件事不会影响到他的人生。」政府近年致力推动爱滋筛检，在于希望快速看到数字与成效，但实际上必须从改变社会观念做起。

再者，杜思诚认为，法律需重新定义蓄意传染条例，「我认为最好的状况是删除蓄意传染条例，因为目前只有爱滋病有此条例，是特别被针对，刑责为五年到十二年，相当于重伤害罪。如果无法删除那能否重新定义，把测不出病毒量概念都放入、将未遂犯删除。」

透过逐一撕去标签、破除刻板印象，除了不再让爱滋感染者孤立于社会体系外，政府也需带头维护感染者的各种权益。杜思诚表示，爱滋议题推广于政府内的层级不高，希望未来能做横向连结，维护感染者工作权益，「爱滋议题目前放在行政院底下卫福部疾管署，而劳工权益归在劳动部，两者有没有可以做横向连结，需要靠拉高层级达到。」

民间单位致力于爱滋防治与去污名教育，但这条路上少见政府的身影，而在英国，黛安娜王妃就曾担当爱滋大使，与感染者一同用餐，「我们都是艺人在当大使，但政府高层能否公开谈论去污名？即便是与感染者吃饭也好，能够再做多一点推广影响力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