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政策监管之忧
观众：请问黎总，一开始没有上广告，原因是什么？
黎锋：很多人觉得奇怪，我们做网站的时候，是有广告的，例如互联网招聘人才网在上面投广告，我觉得用户群体没有做大的时候，做广告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专心做了三年以后，从今年开始才上广告。一个人不能同时出击好几件事情，要卖电影又要卖广告，很累的，电影卖好了，广告分给别人卖的，中央电视台自己卖广告吗？都是代理公司卖的，李总是帮电视台卖的，因为他有很多的广告客户，所以我愿意跟他在各方面合作。
中国经营报记者 王晶
观众：今天三位老总，都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我特别欣赏座在中间的夸克，我认为企业家就要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有钱人，在座的人都将钱拿出来还不如李嘉诚的一个零头，为什么这么说，不管是宽频还是视频分享，都面临一个政策环境，就像很多年以前，IP电话的事件大家还是清楚的，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打压，现在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请问三位老总，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
黎锋：我觉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是非常到位的。其实，要在中国来卖电影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当我从传统的电影走到互联网卖电影的时候，第一个要咨询的就是国家电影局，我们所有的电影都被互联网的盗版公司和电信公司拿去卖钱了，我们做电影的人都只能拿电影求爹爹给一点钱，所以我需要跳出来，代表做电影的厂商，到新媒体上做一个尝试。这种尝试，我们要找到一条新的销售电影的通路，大家可能不清楚，做这种新媒体的电影销售要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大家非常的清楚，不是你有版权就意味着你在中国可以放电影，如果没有盗版不能看美国电影的，因为中国只有20部美国大片在电影院放，大量的美国电影只能通过盗版的渠道进入中国，有版权不意味着你可以向中国人民播放电影，所以做宽频的网站风险非常的巨大，特别是做视频的网站，风险特别的巨大，尤其是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社会监管条例的，还有不符合目前，小孩或者是儿童不宜的作品，都面临着国家政策和产业监管的风险，这个监管并不表示中国才有，在美国、香港、台湾都有这样的监管风险，所以要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想明白了再做，并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的问题。
李璐瑒：关于这个，我做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广东的夜场是发展最快最早的，表明这是有市场需求的，美国有跳脱衣舞的地方，中国有夜总会，也有像钱柜这样的卖场，还有的同志在办公室上班，如果我是一个女同志，我可以做任何的选择，我可以选择在哪个地方洗澡跳脱衣舞，也可以选择在卡拉OK唱歌，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唱歌，也可以在办公室做前台，去年有某某网站10万年薪招聘一个前台，那是变态的事情。
中国的互联网是这样的事情，可以选择去跳脱衣舞，很多的网站都是做卡拉OK 小姐的状态，只不过另外的人说，你经常出台，我不出台，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准，我们能说不做卡拉OK的生意，我们可以做钱柜，大家可以自由健康的享受卡拉OK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并不想说，真正的谴责他们，中国有3000万的卡拉OK的小姐，这是现实的状况，中国大概有一半的人，都看过盗版的音像，还有一、二亿人生活的不太如意，这就是中国的环境，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环境，但是每一个商业的组织，都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你不管选择那条路，自己一定要知道未来，我很确定的讲，我是知道我和组织的未来的，我从开始做就已经想好了，未来是怎样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做哪些坚持，如果说坚持不住的话，有的同志就会去卡拉OK坐台了，现实状况很多的，我是不会坐台的，我可以开钱柜的全国连锁店，也可以赚钱的。
观众：中国特殊的环境，在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不顺利的，都会受到相关利益者的打压，多年前有IP电话，现在有宽带，现在有视频分享。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播放许可证等等。
梁波：您想问什么？
观众：我们就这么沉沦，顺其自然，让我们的技术被别的国家超越，最后就象我们的电影一样，只好去看美国的电影。或者是业内的人士，是否会有出路，例如协会。
嘉宾主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出路，例如视频要发牌，广电的视频也上了，面对这些问题如何找出路。
梁波：我们谈论的前提和框架就是这样的，要明白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业环境尤其是文化和精神传播的产业，是受管制的行业，必须要做好心里准备，而且要有这样的能力接受管制，在管制下面如何经营好，这才是下面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过于理想主义的话，就不太现实了。
黎锋：因为我跟梁总有比较多的产业交流经验，我们非常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这样才可以做大，除非就想做一个偷偷摸摸的小事情，想赚一点钱，所以做长线的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否则真的创业者不要随便的创业，风险真的很大，不要浪费投资人的钱。
嘉宾主持：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朋友要提的吗？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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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