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商致张之洞密函钩沉百多年前教案

江西南昌是研究外国宗教进入中国之类的课题无法回避的重要地点，这里发生过两次教案：一次是在1607年，传教士及其信徒与地方读书人在思想观念和地产买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导致几名生员向官府提交控状，试图驱赶传教士，与利玛窦颇有交情的南昌知府未予重视，令生员们颇为愤怒，唤醒了“同类意识”的他们联名拟写了两份诉状提交于提学官和布政使，但因他们的诉状存在诬告、不实等情形，最终传教士胜诉。另一次是在300年后的1906年，南昌地方官员在与传教士争执时被刺伤而殒命，引发了民变，这次涉命案件传扬更广，参与判案的官员位阶更高，乃至于影响了国际关系。近来，笔者在整理《江西文物》杂志时见到第一期（1941年1月出版）刊有《江西绅商为南昌王安之教案上张之洞书》（李有棻撰），查阅与晚清“南昌教案”有关的新旧论著，均未提及，鉴于其研究价值，抄录如下：

敬呈者：

窃惟江省自一月二十九日南昌县江令一案，匪徒因而乘之，有三月初三焚教毙教士之变，两月以来，奸徒教民，乘机诬控，合省官绅民商，日为此事纷扰，靡有宁处，今闻宫保奉查办此案之旨，江省士民，有所托命，以手加额，曷胜鼓舞。谨合词为我宫保密陈之：

案此案法教士王安之已死，案中律亦在已死应毋庸议之例，毙教士则办凶，毁教堂则酌赔，议成而此案可了。然案关交涉，凭官主持，绅等不敢妄赞一词。惟念结案之难，实有其故。此次外人所最不惬者，西律本可不抵，王安之已死，则不啻抵偿矣。传教遍于环球，江令如此，则教堂皆被恶名终。外大执此力争，故有归过于官，并波及于绅，以为要挟之地，讵思属官已戕，而长吏获咎，是中国已屈再屈也，如国体何！官长受祸，而缙绅罹灾，是江西已辱再辱也，如民心何！教士教民，现鸱张不已，将来弁髦法纪，鱼肉良民，其害何堪设想！况我大吏自中丞督同司道府县，保护极尽其力。第民怒人众，匪徒乘之，岂兵力所能施？惟有解散保护，化大为小，化重为轻，故弥月中则舌敝唇焦，办凶则毋纵毋枉，日与外人磋商，又复爱民心切，如此长吏，诚不易得，合省感戴。万一或由屈抑，民情愤激，似非地方之福，绅等同抱杞忧，至在省绅士，如李前藩司有棻，欧阳道霖，程工部志和，刘礼部景熙，梅郎中台源，雷庶常恒，皆办公正绅，故中丞司道于初二夜派出设法解散，随同弹压，有初三消差之禀，并告白已奉府臬宪批示，是为确据。是日官绅，自朝至暮，冒雨奔驰，寝食俱废，解散后始各散归，当道已电达天听，复连刊公启，分送城乡及各府州县官绅，开导愚民，保护教堂，不遗余力，已由臬司汇送备查在案。事定后，尚蒙面加奖励，乃反有为教士教民所诬者，此最冤也。且是日在乡之陶户部福祖，在店经商之曾主事秉钰，乃是日同往弹压之傅道春官等，亦罗织其中，第皆得之传闻，未见公牍，故官绅难以具禀申诉者此也。夫以此起教士之案，视同庚子叛逆之案，岂不大骇听闻。将来各省教案，官绅援例同殃，则中国之耻也。绅士引以为戒，凡遇教案，袖手旁观，则教堂之害也！民心愤激，仇杀相寻，则大局之忧也。今日之案，必预防及此。外部提京议结，想亦此意也。江令如何身故，彼此认可，则命案可定，办凶赔款之外，官绅一无所牵累，则人心可平，后患可弭，恭维宫保为国柱石，向来办理交涉，至公至正，中外共钦，此次冤诬，伏望宫保密商枢垣外部，执定宗旨，彼诬之者，皆匪人激乱之诡谋，盖以官绅受诬，恐至再激民怒，彼乃遂其倡乱之心，惟预杜其谋，万勿为其所惑，则案可速结而隐患消。江西幸甚，天下幸甚。为此合词谨具说帖上呈，伏乞钧鉴，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江西合省绅商密叩

通过对史料和《张之洞全集》所录文章的阅读、分析，可以大致梳理与密函相关事迹的来龙去脉。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九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招南昌知县江召棠前去晤谈，要求扩大传教特权和释放此前因违法被拘的教士，遭到向来勤政为民、富有正义感的江知县拒绝，遂出语恫吓让法国军舰入鄱阳湖，双方为此发生冲突致江氏身受重伤，于数日后逝世。父母官身死激怒了当地民众，他们群起抗议，捣毁法、英教堂多处，杀死王安之等法、英各派系传教士九人，史称“第二次南昌教案”。这次教案在国内、国际影响巨大，各大中外媒体纷纷报道、评论，如严复在《外交报》刊文评述，之前教案冲突一般发生在民众与教士，或不同宗派教士之间，再波及到地方官，而这次直接发生在地方长官与教士之间，旁及其他人员，他以为必须妥善处置，既平息国人的怒气，维护国家权威，也要避免出现盲目排外的愚氓之举。

因为此案关涉英法两国，报由外务部主理，但是进展缓慢，后来改敦促邻近的张之洞调查审办，遂有了上引密函的撰写机缘。教案发生后，江西巡抚胡承干等地方大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持续电奏朝廷禀报之外，又分电湖广总督张之洞，署南洋大臣周馥等素有声望的大员“敬乞卓见指示。”二月五日，张之洞收到江西巡抚胡承干，布政使周浩和按察使余肇康联名来电，电文叙述了江召棠遭王安之威胁后取小刀自刎，恍惚中又让人以剪刀阴刺，批评王安之“异常凶横，每遇民、教案件，动生枝节，胁制印官”，因案情重大，特意致函求教。二月六日，胡承干再次来电求教，提到二月三日有痞棍、游民和匪类聚集，毁掉法国教堂三处，伤害法人六名，英人三名。二月八日，胡承干又电，江召棠因伤去世，法国派来军舰两艘。二月八日，张之洞统一回复了胡承干、周浩和余肇康，指出巨衅由传教士引起，正可以民情众怒予于抵制，但谨记不能利用痞徒、游匪，以免留下口实，必须镇静严防，勿添枝节。二月十二日，张之洞致电暂时主议案件的余肇康，让他必须明晰案件的诸多细节；审议案件只可就案议结，不能让法国人趁机索要他项权利，如若他们要驻舰鄱阳湖必须阻止；主张由胡承干奏请熟悉法国事务的孙宝琦赴赣商办此案。

三月十五日，张之洞得到旨意饬查江西事件，“著将江召棠在教堂因伤致死情节先行查明，迅即详晰电奏”。他迅疾派出署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前往南昌确查，同时致电胡承干、余肇康予以说明，要求随时给予协助。三月二十一日，张之洞致电梁鼎芬，除了转达军机处旨意之外，指明梁氏有权传讯任何可质证之人，并让江西臬司和相关衙门提供支持。次日，张之洞收到梁氏回电，谈到江召棠死状极惨却被定为自刎，引起了民众的不平，然后指出其中的几个疑点：江召棠从受伤到死亡共计七天，无人前去详询，反而以数日前王安之等人所书作为判案凭据；南昌府两首县仵作，前有被杀之说，后又改作自刎，不知有何隐情；中医断为被杀，而法医认为既不能断为自刎，也不能断为自杀，何以有如此矛盾之说；据江召棠所遗手书，他遭到百般恫吓和刀剪刺击，当为事实；外务部函电所言，不知有何根据，让人怪诧。

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再电梁鼎芬，要求他查清传闻：据说江召棠曾于伤处贴上鸡皮，并未马上死亡，但赣地发生民众焚烧、大闹事件后，胡承干遣人劝其速死，此虽与江氏受伤无关却让人惊恐。五日后，张之洞收到梁氏回复，说明此事不准确，不过是意图为王安之开脱之人和与江召棠有隙者所造的谣言，江氏能多活些日子在于人参的功效，以及其心不死，始终坚持。

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电外务部、军机处，谈到根据中国仵作、美法两国医生的验伤结果，以及江召棠手书，肯定江氏被迫自割一刀之外，尚被人捉住双手以剪刀加戳了两下，但是究竟怎么被逼，何人加戳等内情则无从臆断，因为三位证人被法国参赞带回了九江，法国主教又拒不交出。外务部责备赣省所提重审三人的要求乃节外生枝，可是若不调查清楚，则无法定谳。外务部应该向法国大使婉切陈情，主教保护教堂名誉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必须秉公办理，解释群疑，“天下万国方能翕服无辞”，如法国大使不愿交人复讯，各国对此案件也会自有公论，盼外务部酌情裁断。

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致电梁鼎芬，他摘录了三则《申报》等媒体报道的细节，批评胡承干等忽略、隐瞒事实，要求梁氏迅速查清并咨送，又鼓励梁氏如果要为江召棠伸冤就必须筹谋善策，择寻能员，访查证据。

三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接外务部来电，谈到英、法医生认为江召棠伤口由自刎所致，死亡也系伤后失调，加功致死之说毫无根据，而此案关系国体，如实情确实如此，难免被动，希望张氏详查细情，顾全大局。张之洞将此电转致梁鼎芬。四月初四，张之洞致电军机处，指出江召棠确实受到王安之威胁，身上有一横一直两种伤口，一为自戕，一为他人加功所致，可以判断江氏自刎、他杀兼而有之，而法国人为维护教堂美誉，或中途阻挠，或力争江氏死于自刎。因事关国体与民心，张之洞拒绝断为自刎，认为江召棠才具素优，官声最好，屡立功劳，此次身殒亦是出于为民力争，而江西士民同声悲痛，愤不可遏，有数万人前来吊祭，朝廷当妥筹办理，“总之，江西教案，无论与法人如何议结，总不能归咎江令。虽不能责抵偿于外人，尚可存公论于中国，俾日后可为江令奏请优给恤典，以励爱民捐躯之良吏，庶足以存国体而服民心，且免教焰日张，日后更难保护。”

在此期间，赣籍官员纷纷表示关注，如翰林院编修熊方燧认为兹事体大，不能迁就，“惟念知县为朝廷命官，命官轻则国威愈亵，民命愈贱；人心为地方之元气，元气伤则感情愈减，后患愈深。关系实为重大，有不能不呼吁于君父之前者。”据《申报》记载，江西籍士绅有致同乡京官公函，得知张之洞负责主查后，一批赣籍士子遂上书张氏，即前引信函。主笔者为萍乡李有棻，他历任湖北安陆知县，广东高廉钦道，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等职，撰写此信时担任江西铁路大臣。他指出南昌教案使江西成为舆论焦点，让地方官绅商进退失据，日为滋扰，市肆萧然，有人还卷入案件罹患牢狱之灾，希望迅即结案，酌情赔款亦在所不惜，而不能牵累官绅，以平人心。这种行为遭到其他赣籍士人的反感，如胡思敬就称李氏等人为“庸绅”，讥讽其所作所为。查阅相关资料，未见张之洞回信，当为不便留下案件办理为他人所左右的口实，或不屑于李氏所言。而通过他的呈报可见，他坚称江召棠为他杀，在处理过程中主张维护官员人格和国家利益，不能屈服于列强的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