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四）

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

前面指出,五四是"转型时代"思想变化的高潮,转型时代一开始就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相伴而来的双重倾向。"转型时代"的初期,康有为提出"破除九界"的要求;谭嗣同喊出"冲决网罗"的口号。他们的理想一方面当然是要求个人从传统的种种束缚解放出来;同时他们也希望个人完全融化在一个以爱为基础的大同社会里面。当时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和康、谭颇有不同,但是就上面指出的双重倾向而言,他的思想也不例外:例如他在风靡一时的〈新民说〉里,就是一方面要求个人从传统的精神羁绊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也要求个人彻底融化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里。"五四思想"是否也有这样双重倾向?无可否认，个人解放是五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新青年》在1917年特别连出两期专号，彰显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主义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震憾。仅此就可显示个人主义在五四思想的特殊地位。但是，从深一层去看，个人主义在五四思想绝不是一枝独秀，上面指出的双重倾向依然存在。李泽厚先生曾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来解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极具洞见。他这个观念也多少指涉到群体意识与个人主义的双重倾向，问题是：以“救亡”这个观念来代表群体意识，似嫌狭窄，因为“救亡”普通指民族主义，而五四的“群体意识”不仅来自民族主义；它也来自以社会为主本位，以有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大同的观念到五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多少含有这种集体主义心态，而这些思想，却与民族主义毫无关系。因此，讨论五四的群体意识绝不能仅限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等观念。

群体意识在五四早期的几位领袖的思想里已经出现。就以陈独秀为例，他在五四后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是以群体意识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在五四初期，极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时候，他所发表的文字也时时隐含一些群体意识。例如1915年，他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极力颂扬西方文明，认为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点就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但是1916年，他在《人生真义》里面透露：他的个人主义是掺杂着一些群体意识。一方面，他在这篇文章里强调：“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这几句话代表十足的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也说：“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的存在。”“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这些观点又很近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意味着群体为主、个人为辅的观念。这种群体意识也蕴涵在他后来所写的《自杀论》里面。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分析自杀的种类和成因，而且提出他反对自杀的生命：“我们的个体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是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陈独秀这一段话，很像传统宋明儒者驳斥佛家空观的论调：宇宙不是空相，而是实有，但宇宙的实有是那全体生命的大流，而非代表个体生命的人我。所以他要肯定的不是那个别的自我，而是那可代表“物质的自我扩大”的“子孙，民族和人类”与代表“精神的自我扩大”的历史，在这种宇宙观和生命观里面，群体意识是呼之欲出。

无可否认，个人解放是五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新青年》在1917年特别连出两期专号，彰显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主义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震憾。仅此就可显示个人主义在五四思想的特殊地位。但是，从深一层去看，个人主义在五四思想绝不是一枝独秀，上面指出的双重倾向依然存在。

李泽厚先生曾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来解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极具洞见。他这个观念也多少指涉到群体意识与个人主义的双重倾向，问题是：以“救亡”这个观念来代表群体意识，似嫌狭窄，因为“救亡”普通指民族主义，而五四的“群体意识”不仅来自民族主义；它也来自以社会为主本位，以有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大同的观念到五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多少含有这种集体主义心态，而这些思想，却与民族主义毫无关系。因此，讨论五四的群体意识绝不能仅限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等观念。

群体意识在五四早期的几位领袖的思想里已经出现。就以陈独秀为例，他在五四后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是以群体意识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在五四初期，极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时候，他所发表的文字也时时隐含一些群体意识。

例如1915年，他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极力颂扬西方文明，认为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点就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但是1916年，他在《人生真义》里面透露：他的个人主义是掺杂着一些群体意识。一方面，他在这篇文章里强调：“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这几句话代表十足的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也说：“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的存在。”“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这些观点又很近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意味着群体为主、个人为辅的观念。

这种群体意识也蕴涵在他后来所写的《自杀论》里面。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分析自杀的种类和成因，而且提出他反对自杀的生命：“我们的个体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是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

陈独秀这一段话，很像传统宋明儒者驳斥佛家空观的论调：宇宙不是空相，而是实有，但宇宙的实有是那全体生命的大流，而非代表个体生命的人我。所以他要肯定的不是那个别的自我，而是那可代表“物质的自我扩大”的“子孙，民族和人类”与代表“精神的自我扩大”的历史，在这种宇宙观和生命观里面，群体意识是呼之欲出。

陈独秀在写《自杀论》的同时，发表了一篇《欢迎湖南人民精神》，在这篇文章里，群体意识有更强烈的流露。他说：“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命，这种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他又说：“OliverSchr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它是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前后，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亦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底价值。"

这里所表现的强烈的群体意识和陈独秀所颂扬的西方个人主义,适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二者却吊诡地并存于他的早期思想。

就此处所谓的双重倾向而言,胡适的思想发展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例子。他在五四的主将里面,是受西方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位。他在美国受过长期的高等教育,不但浸沉于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对英美式的个人主义,在精神上有真正的契人。他所写的《易卡生主义》可以说是五四早期,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最倾动一时的文章,然而胡适的个人主义中也掺杂着浓厚的社会意识。这社会意识,诚如他说,一部分来自杜威自由主义的淑世精神。但一部分也来自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所阐发的群体意识。前文论及,胡适的宗教信仰是他所谓的"社会不朽论"。他认为个人死后,可以不朽。但不是灵魂不朽,因为他不相信有个人灵魂这种东西。他所谓的"不朽"是指个人在世的思想言行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社会是不朽的,因此,个人也可以因社会的不朽而不朽。

胡适这种社会不朽论蕴涵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反的群体意识。因为西方个人主义是建筑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个人本身要有终极的价值。而胡适的不朽观近乎社会有机论,只认为个人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对社会群体有所贡献;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在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时,才有价值,个人本身并无独立而终极的价值。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的社会不朽论是发表于他在1919年春天写的〈不朽一一我的宗教〉一文。这篇文章,胡适后来强调,是一篇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文字。因此,"社会不朽论"所蕴涵的群体意识,就胡适的整个思想架构而言,其意义是可以与他当时所极力提倡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的。

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反映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两歧性已在五四初期出现。五四后期,学生运动展开,民族主义白热化。同时,马列主义也开始大规模地散布。群体意识因此激增。个人主义,相形之下,大为减色。但无论如何,在以胡适为代表的思想中,个人主义仍然有其重要性。因此在整个五四时代,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对立之势,虽然盈虚消长,却始终存在,构成五四思潮的重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