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五）

四、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五四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相当微妙。一方面,民族主义自甲午以后,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大规模地散布,至五四而进入一个新高潮。另一方面,就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一一《新青年》而论,民族主义的声浪却相当的低沉。不错,〈新青年〉里面不乏爱国主义的声音。但是,以中国当时的国势环境而论,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多多少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即令陈独秀,当时深感爱国主义的情绪有干扰中国人的思想自觉和启蒙,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原则上赞成爱国主义。可是,民族主义有别于爱国主义,前者是指以民族国家为终极社群与终极关怀的思想与情绪。就此而言,我们很难说,五四的思想空气是受民族主义的全面笼罩。因为,刻意超越民族意识的世界主义,也是五四新思潮的一个特色。以五四的思想背景而论,这种世界主义的出现也并非不可理解的。首先,五四的领导人物都是受过极深的传统教育,而传统思想的基本成份,如儒、佛、道三家思想都是以天下为视野,人类为关怀,因此也都是以世界主义为主趋的。同时,五四时代发生影响的国际思想人物如杜威、罗素、马克思、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他们的思想多半是倾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因此五四的几位思想主将有超越民族主义的倾向是不足为怪的。胡适受了当时英美自由主义的影响,对于民族主义的流弊是相当敏感的。此外,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于文化的陈旧溃烂,因此,有20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以专心于文化改进。所以胡适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却不能算是民族主义的信徒。

陈独秀对于民族主义,更是有露骨的反感。上文提到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指出国家也可以是偶像崇拜的对象,他说:"国家是什么?uu--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口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不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陈独秀在这里提到了"世界大同的真理",不能仅仅视为他的乌托邦幻想。前面提到,他在当时相信一种爱的宗教。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他本于社会功利主义对宗教的认识,也本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需要。基于这种信念,他认为民族与国家的珍域是不需要的。前面提到,他于1919年从狱中出来,有《答半农的D诗》,其中一段很能表现这超越民族主义的大同理想:

弟兄们!姊妹们!

我们对于世上同类的姊妹弟兄们,都不可彼界此疆,怨张怪李。

我们说的话不大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各有

各的脾气,但这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会把我们连成一气。

连成一气,何等平安,亲密!

为什么彼界此疆,怨张怪李。

这种以爱为出发点的大同理想,在五四时代,并非例外,当时各种无政府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特别是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的理想,甚为风靡。这些思想里面都多多少少含有陈独秀所谓的"爱的宗教"。

即令是李大钊,西方学者如迈斯勒(MauriceMeisner)特别强调他的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若仔细检查他在五四早期(也就是说在他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文字,也不能把他单纯地视为一个民族主义信徒。不错,他突出了"青春中华"的观念;但他也憧憬"青春世界"、"青春人类"。当他以"回春再造,复活更生"为前提,欢呼一个"新纪元"的来到,这个"新纪元",并不仅指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也指全人类的新纪元;当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五四主将里面,是最受激动、最早响应的一位。他相信,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代表人类解放的"新纪元"的来到。这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信念,而非民族主义的信念。

五四的世界主义,不仅反映于陈独秀的"爱的宗教",也表现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是于1918年底,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发表这篇文章,据说当时这篇文章,就被胡适捧为"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宣言"。周氏继这篇文章之后,又写了一系列类似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指出了"人性的文学＼"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等口号和主张。归纳起来,他的这些主张,诚如他说,不外两点:"一、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很显然,周氏的"人的文学"观念是发自他的人本主义信念,而后者是以世界意识为前提。本着这个前提,"人的文学"是要求发掘普遍的人性,探讨"理想的人性",用周作人当时的话:"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

这种文学要求显然不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发展之所趋。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品,是被夏志清先生所谓的"感时忧国"的胸怀所笼罩。然而,我们今天回视"五四"当年的文学理念,却不能完全透过这种狭窄的视野,以致忽忘当时"放眼世界,关怀人类"的理想!此处,我无意夸大五四的世界主义。我只是希望,我们今天对五四思想的再认,不要太受民族主义观点的牢笼。我所要强调的是:五四思想的氛围是受到各方的气压的冲击。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伴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宗教精神、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都在那里回旋激荡,造成当时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思想气氛。

上面我对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作了初步的探讨,这些探讨,除了展示五四思想的复杂性之外,还有几点意义,值得在此特别指出。

首先,认识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出现的一些诡诵歧异的发展。例如从五四开始,民主自由几乎是每一个政治和文化运动的共同要求。但是环绕这两个理念却是各种乌托邦式的思想,使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了解,常常如雾里看花,很难落实。科学与理性也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共信。可是迷信偶像和崇拜权威并未因此减少;相反地,政治宗教却是在相当长时期里笼罩中国,而各种造神运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就五四的思想背景而言,是很可以理解的。

同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思想困境也和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很有关联。前面提到李泽厚所指出的启蒙与救亡两个近代思想主题,其在思想上所造成的困境就很可以从群体认识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所引发的思想两歧性去得到进一步的了解。一方面我们的社会需要群体的凝合,另一方面,需要个人的解放;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需要对外提高防范和警觉,强调群体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文化发展需要破除珍域,增强群体对外的开放性和涵融性,谁能否认这些不同方面的要求,在现代中国现实环境中,是一种两难困境?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些两歧性的发展,也正反映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因为,两歧性代表五四思想朝着不同甚至对立的方向发展,显示五四的思想遗产中有多元性和辩证性发展的契机和挑战。就以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两歧性而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经过集体主义的长期笼罩,自然对群体意识有反感。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走向另一极端,无条件地认可个人主义?此处,我们必须留心现代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对个人主义在现代化社会所能产生的流弊,有所警觉。因此,面对五四思想中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两歧性,我们应该避免徘徊于顾此失彼的两极端,而正视其双重的挑战,以求在思想中如何调和平衡这两种对立的理念。

再就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歧性而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威协,已远非营比。因此,我们自然不能再像二次大战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肯定民族主义。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民族竞争仍然是今天国际的基本形势,在各方面,中国都尚未做到它应有的贡献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扬弃民族主义。另外一方面,科技的惊人进展已使"天下一村"(dobaldlage)不仅是未来的理想,而且也是世界现实形势之所趋,我们必须发挥世界意识以适应这形势的需要。总之,五四这两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也应该正视其双重挑战,而不可偏废。

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歧性,更是我们今天重估五四遗产所应彰显的一面。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五四的人文意识太偏重理性主义,对"人"的了解过于偏窄。事实上,在五四初期是有这种倾向。但是,随着新文学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展开,浪漫主义的比重也日渐增高,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他己对五四初期之偏重理性主义,有所自觉和反省,他在这篇文章里,除了重申科学理性的重要,特别强调:人的生命,在"知识的理性"之外,还有"本能上的感情冲动","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而"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他已公开承认:"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养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椿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因此,他要呼吁大家注意蔡元培当时说的一句话:"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同时他也响应了张申甫引用法国大艺术家罗丹(AugusteRodin)的名言:"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此外,如前所述,他也停止攻击宗教,重认宗教的重要性,支持张申甫的"新宗教"观念。

总之,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五四思想对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发展是有相当的自觉。但不幸的是•这种自觉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发展中没有能够持续,造成五四形像中的理性主义特别突出,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偏枯大有关系。因此今天再认五四,必须继续陈独秀当年对五四思想所作的反思,吸取由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激荡所产生的滋养,其重要性不下于我们透过"五四"的再认以反省现代思潮中的一些诡诵歧异和思想困境。

(*本文有关浪漫主义部分,受李欧梵先生中西著作启发甚多,特此志谢。)

张濒:中央研究院院士,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等几本中英文专著,专长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

原载《开放时代》杂志1999年三、四月号，总第1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