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四）

四、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出路之前瞻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迄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当年立场极端对立的近代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几乎都是社会主义的欢呼者。此后几十年中，注意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弊病丛生和危机不断，鉴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国家迅速强大的事实，绝大多数有志于救亡强国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都曾经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5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力主中国应当大步跨入社会主义者，首先就是民主派人士，而非共产党领导人，足以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确有其社会基础。

新中国建国初年，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恢复，政治清明，抗美援朝战绩显赫，工业建设成就斐然，鼓舞着亿万中国人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从反右，到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共产党登高一呼，举国上下桴鼓相应，虽因政策错误，致阶级斗争盛行，人划三六九等，暴力频仍，饿毙千万，多数人亦抱定毁家纾难之决心，未稍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信心。其热情与真诚之可感，令人叹为观止。

曾几何时，中国再陷于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之中，反观资本主义经济却朝气蓬勃，毗邻之同等水平国家与地区也后来居上，成龙成虎。更由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迅速走上溶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致富之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朝倾覆，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弦更张，社会主义遂渐失去其号召力。但即便如此，至今中国多数下层民众，受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化，及拜金主义风气盛行之刺激，反而对大家两袖清风，不愁吃穿和生老病死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戚戚然抱以同情，且对恢复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期期然寄予希望。此种心态，往往亦非外人所能体会。

不论马克思的理论如何推定，近百年的人类历史给今人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往往只适合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而未必完全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恶性发展充满恐惧的国家里，以平等为号召的社会主义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二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暴力和专制司空见惯的国家中，主要靠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制造分配大体平等的社会主义才比较容易接受而不致根本反感。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毛泽东云：富了就不革命了。正是讲的这种道理。中国是一个有将近13亿人口的国家，并且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同时久经专制统治和战争动乱，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取得影响，并发生效力，与此不无关系。

强制的分配平等固然可能抑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损害人民自由发展和取得财富的机会，它却未必不能为落后国家中相当多数普通民众带来经济上的满足感与国力提升的荣耀心。如果苏联不是把它有限的国力用来与美国竞争军备，如果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没有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会走出另一条道路。换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体系之所以归于失败，它或主动或被迫地把自己摆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长期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以致耗尽物力与精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尝试完全没有意义，更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多数民众一定会从心底里反感社会主义。渴望富裕，却极端反感不均，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尤为令人感慨。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无前途，既不取决共产党的理想如何，也不完全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欢迎程度。在今日这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受社会公众监督和制约的程度。毕竟，当中国再也无法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之后，中国的任何发展都必须，也只能紧随世界进步的节拍，由起点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换言之，以今日世界之潮流，和今日社会经济发展之水平，继续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已断无可能。如果中国真能有所谓社会主义，它理应建立在能够为国民提供资本主义所不能提供的更充分的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其历史意义。要实现这一切，需要经济的迅速成长为其奠基。没有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没有诞生于强大经济动力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由和平等的广泛需求。但今日中国在既有的独裁政治的格局下，重蹈自由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竟争的覆辙，却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作法。因为经济增长的同时，以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难免要经受各种利益关系、资源配置调整和相应的权力结构变动的挑战与考验。坚持固有的意识形态观点，“唯我独革”，必然四面树敌，难免会把手段当目的，把形式当本质，进而迷失方向。而继续坚持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传统体制，听任政治权力不受社会舆论监督的现象持续发展，甚至为巩固权力而肆意加强之，则不仅政治腐化无以遏止，而且可能因长期的压制导致矛盾积蓄引发严重的失控局面。总之，仅仅把眼睛盯住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以及行政结构上久以存在的种种弊病势必会使已经大量出现的严重问题恶性发展，最终造成南辕北辙的历史悲剧。

最后应当指出，追求作为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未必有错。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不论其实际价值和命运如何，其实都是在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大胆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任何依据主观想像而提供的创造理想国的实践方法，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应当完全停止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如果－当然只是如果－能够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国人今后也未必就不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适合于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来。今日中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它未来就一定不能发展成为较一般资本主义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第一，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结果，而不应当是依靠政权强行拉平分配的产物；第二，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从寻求起点平等，即从基本的权利平等开始，再逐步迈向结果平等，即分配平等，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即不能靠不平等的权利来创造虚幻的分配平等。今后的中国人若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主动地利用其目前所掌握的行政权利与资源，把为民造福的主观意愿同自觉融入时代潮流的行动结合起来，则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不是毫无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