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三）

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新民主主义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叫什么样的一种名称，都极大地区别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了。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把中共当年批判苏共的“九评”中的一些观点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九评”中有一篇专门讨论何为社会主义的文章，叫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虽然意在批判南斯拉夫，但它所提出的判断标准，仍旧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定性的。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重要根据”，是强调南共对私人资本不是采取同中国一样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扶植和鼓励的政策。比如它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有权购买外汇，并且从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帮助，致使南斯拉夫出现了年收入达到数万美元的私人企业主。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南共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鼓励农村个体经济，允许土地租赁和自由雇工，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造成农村资本主义泛滥，有些农民公然非法经商，制假售假，自己做生意，却雇用劳动力从事农田生产；有些农民则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因此，南斯拉夫的农村，已经成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个“重要根据”，是批评南共不仅允许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而且提倡所谓工人自治。文章断言：唯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化为国有，才是社会主义，任何直接或间接把工厂交给工人自治的作法，都是放弃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导致企业经理等管理阶层拥有高薪，掌握和支配企业分配大权，甚至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接受贿赂，贪污盗窃，侵占工人劳动成果。再加上南共公开鼓励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南斯拉夫的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四个“重要根据”，是指责南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度，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放宽进出口限制，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产品进入南斯拉夫市场，使许多外国资本直接打入南斯拉夫，导致大批南斯拉夫的原料输往西方，而大批南斯拉夫工业企业则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现成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南斯拉夫大量接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贷款和援助，甚至公开表示同意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其明显地已经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

比较上述四项判断，我们不难发觉，今日之中国早已陷入到当年被批判的境地。除了南共当年所搞的工人自治一项外，从鼓励私人创办企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自由贸易和个体经营，到积极争取外国贷款与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开放门户，甚至主动溶入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国今天的做法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斯拉夫。这清楚地显示出，今日中国确非毛时代之中国。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

中国是在1978年，即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逐渐开始走上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围绕着这条道路的性质，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始终存在争议。但不论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如何解释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怀疑论者相信他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进而怀疑中国有无必要还公开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论者则坚持“九评”的观点，断言中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争论。一些人甚至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共中央。

究竟如何给邓小平所开创的今日中国定性？在这里，我们似乎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第一是邓小平和共产党的主观意图问题；第二是为在邓小平和共产党主观意图下所产生的今日中国客观定性的问题。

之所以需要考虑主观意图，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努力未必能与客观结果相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以成败论英雄，尤其不能从结果来倒推动机。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论，它之成为社会实践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尽管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符合理想家理想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出来，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那些理想家或实践者抱有真诚的动机。以毛泽东时代为例，我们也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依据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经济活动的形式，将当时的中国纳入到某种经济学体系当中加以评判，但是我们绝难否认毛泽东主观上所要追求和尝试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平等制度而非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理由根据中国今日之结果来猜度邓小平当年可能“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应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同大多数人一样，邓小平对如何找到一条有别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的。直到最后去世，他的所有认识都没有离开过实践本身。也正因为他在世时改革实践的局限性，因此他最终也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完整明晰的理论思路来。如果说他曾留给后人一些重要的理论思考，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高度重视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事实上根本否定了毛泽东建立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坚持回到马克思以生产力为衡量标准的观点上来。但他还是共产党人，他依旧向往社会主义。把中国当前的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是邓小平最好的一种理论选择了。

无论邓小平的主观意图如何，今日中国能够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何谓社会主义。毕竟，不论初级、高级，社会主义总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当年的标准，即社会主义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客观结果，那么，不要说今日之中国不能被视同社会主义，就是昨日之中国、昨日之苏联，也都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坚持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当年的标准，即相信可以首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造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今日之中国也难与社会主义完全划上等号。甚至，即使我们拿社会党的理想标准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也仍然会发觉其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待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当然不必特别在意意识形态的分野，而应当更多地注意到人类理想目标的共同之点。换言之，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关键其实不在于公有制是否占主体地位，因为今日之所谓公有，其实只是“国有”。而实行“国有”制若不能与透明的行政体制和民主的监督机制密切结合，就难免在事实上变成“官有”，即谁当官，谁有权，谁就可能随心所欲地处置本来属于或名义上属公共的那部分财产。只要某些人手里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什么“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乃至“化公为私”，就不可避免。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置高无上，不受监督，却又实行商品经济。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的大量出现，早就验证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绝对真理。改革开放后，将计划经济逐步重新改造为市场经济，绝对权力这种政治格局却毫无改变，权力寻租现象自然要大行其道。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公众或国民事实上对公有财产或国家财产不仅毫无控制权，而且毫无真正意义上的监督的权利，结果就不仅不可能成为公共财产的主人，而且连资本主义普通纳税人的权利都不具备。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人把保护公有财产的最大希望，寄托于能有“清官”出现，甚或寄托于能够再出一个毛泽东，再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

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也并不看其是否完全实行按劳分配。进入现代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继续以简单劳动作为分配的计量单位，也明显行不通。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主要应看其是否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为特质的整体政策与实践。因为，诚如前述，无论各派社会主义，不论它们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实现手段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它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决心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斗争目标上，基本上都是趋于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分配平等的基础上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还能够被人肯定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因为他到底还是在尝试和坚持分配上的平均化。故不论何种社会主义，不论其处于何种阶段，也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如果它不能使人民在权利、地位、机会，特别是分配方面，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平等，它就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

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大概很难把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直接划上等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征，而且在根本上打破了分配平等的局面。它不仅还不能为占人口最大多数，却因户籍制度而沦为二等国民的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机遇和权利，而且连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保障和基本的医疗卫生及教育的保障一般都做不到。即使对城市居民，它在实际上还远未建立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一步步大幅度地取消过去用以保证中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医疗、居住、养老和受教育等条件的各种国家福利政策，也前所未有地使中低收入家庭承受到教育、住房、养老，特别是大病医疗等沉重压力之下。再加上其经济运行并不能完全市场化，使权钱交易极为便利；第三度原始积累（笔者以为中国工业资本颇为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经历了有三次之多，即1940年代以前，1950年代以后和1980年代至今）的推行，使野蛮的超经济剥削行为不受约束；扭曲的政绩统计，促使各种形式的私人及类私人（以集体形式为掩护或变相化公为私的）资本成为地方产业的重要支柱，许多地方政府几乎丧失了公共职能，转化为纯粹的统治机器和敛财的工具，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在多数地区自然渐呈两极化。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不仅比受到社会党政策极大影响的欧洲众多国家，甚至比当今的美国，在通过社会福利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和收入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差距。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会把今日之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甚至相信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了。

严格地说，今日中国的确带有资本主义的许多特点。与其说它是社会主义，倒不如承认它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是否能因此断言今日之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呢？显然不能。首先，它仍旧是在以社会主义为诉求的共产党一党的全面掌控之下；其次，它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主流的宣传舆论，本质上仍旧继续排斥资本主义；再次，它的经济活动及其体制的运行仍旧极大地受制于现实政治，特别是权力政治的左右和影响。换言之，今日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是随时可能被引向另一种经济体系的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它只一种变相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态，连资本主义都不够格。当然，考虑到落后国家的特点，我们也可以按照列宁的说法，认为它更类似于某种由政府权力或政党权力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它理应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来的。它的本意是说，中国经济落后，距离社会主义目标还相当遥远，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将不会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最后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主义或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既一方面在经济上借助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共产党将会依据客观情势，逐渐将其引向社会主义。根据这样一种观点，在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前夕，由各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就此专门通过了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共同纲领，规定了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只是由于建国后从经济恢复到政权巩固，从互助合作运动到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一切都进行得过于顺利，导致毛泽东很快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迅速转向了社会主义。而事实证明，过早过快地取消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实现国有化和集体化，取消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简单拉平社会分配差距，极大地妨碍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上来，要走先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说到底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的观念当中，即是以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提出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信非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否则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这一观点上的突破及其实践的失败，促使邓小平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新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上来，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敞开国门，吸引外资，鼓励私营，乃至在分配政策上取消“大锅饭”，打破“铁饭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之所以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此应当允许让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先富裕起来，不怕暂时出现贫富不均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正是因为他注意到多数发达和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年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因为，要想在保持旺盛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分配平等和共同富裕，只能通过税收及福利政策进行调节。而要想能够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来造成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做到。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坚持共产党专政，则显示了邓小平主观上仍旧不忘社会主义的理念。两相结合，今日中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更近似毛泽东当年那个新民主主义，彰彰明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今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大概只能说它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一种新民主主义，是一只脚跨在社会主义门槛上，身子却还在门外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