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二）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为制造均平社会的失败尝试

中国较俄国更为落后，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观念更为淡漠。因此，它最容易接受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俄国革命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就是革命暴力加阶级专政，用他当年解释自己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话，就是：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明知道俄国的方法很恐怖，要流很多血，要死很多人，但一时又无良法可寻，毛泽东等一代激进知识分子救国心切，转向苏联共产党寻找出路并最终“一边倒”，应该说不可避免。

靠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难免会习惯性地运用革命的思维来建设国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大量中俄档案可以清楚地了解，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建国的设想之后，他们就不断地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提出问题，从如何保证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地位，如何建立政府各级组织机构，如何有效地组织经济生产，如何制定各项计划和政策，到如何尽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都十分虚心地在向苏联学习。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之日起，其虽一度有过联合政府的形式，而其政权的基本架构和实质追求，与苏联毫无二致。它同样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运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办法管理国家，力图通过将生产资料全部转变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以达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目的。

但是，随着1956年中国宣布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渐行渐远，最后甚至分道扬镳。促成中国社会主义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步骤的不同理解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是相当典型的近代中国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既上过传统私塾，也读过西式学堂。但由于从未出过国门，又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他不仅受传统民间文化影响深厚，且其早年田园式小农经济环境下的生活经历，与列强欺凌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残酷性造成的强烈对比，使他象众多中国旧式小知识分子份子一样，对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达鲜有体认，却更多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样一种学习经历，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及其在革命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通过主观意志改天换地的巨大成功，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他，自然难免会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过份迷信自身的经验，以为只要政策和路线对头，不仅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失败转向胜利，而且可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

建国伊始，由于从未管理过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还颇为看重斯大林的意见，处处小心谨慎。但随着政权日益巩固，经济渐入正轨，再加上误以为只要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即等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自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加速迈向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了。正是由于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可以依靠政权及其行政力量，借助于战争经验，用打歼灭战的方法聚而歼之的简单过程，毛泽东才会不顾先前根据苏联经验决定的时间表，以及党内众多领导人的怀疑与反对，坚持加速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把原定15年的目标突击在一年半时间即全面完成。而剥夺私人资本这一过程的轻而易举，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重主观轻客观、重精神轻物质、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促成了他思想的进一步激进。

毛泽东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式形成其雏型的。由于最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缺少研究，他一度也还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相信公有制基本实现后剥削阶级将不复存在，“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将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一些观点甚至被写进了政治决议案。但是，随着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以及随后1957年反右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意外地发现，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他所面临的现实。因为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仍旧必须要面对敌对势力的强有力挑战。而这些“敌对势力”的产生，显然多半来自于自己内部，并不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声称的那样，好像一切危险主要都是来自于外部的干涉和渗透。据此，毛泽东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很快开始批评得到中共八大肯定的关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相信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旧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描述，他所设想的通向人类理想社会最高阶段的道路，是要经过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首先是“革命转变时期”，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丧失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如此才可能完成改造所有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亦即所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彻底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之后，人类将会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时通行的仍旧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以一定量的劳动交换同量的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即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中。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在这个阶段，虽然阶级已经消失，国家作为阶级压迫机器的功能也已消亡，国家作为管理机关的部分功能还将要予以保留，因为还必须保卫这个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最后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即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迫使人们奴隶般以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已充分涌流，资产阶级法权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了。

显然，即使依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亦即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旦消灭了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存在的基础理应消失，阶级专政也应当归于消亡。对此，习惯于从经验出发的毛泽东明显地有所怀疑。只是，直到1958年底1959年初，毛泽东还无法解释这一切。他更多地只是在译文上寻找答案：会不会大家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也许不是单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个阶段，而是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这整个历史时期？由于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一个可以轻易完成的短暂时期，他无论如何看不出，他已经迈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能够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由于把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实现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国内国外发生的种种风波，只能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怀疑，即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充满阶级斗争，必须实行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是理应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的存在从来都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阶级存在的基础就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斯大林的做法是，把一切矛盾都归结为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而这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在这方面，他与苏联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更看重社会的平等问题，并能够透过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逐渐地“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所在。

毛泽东对平等问题的担心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初其实就开始了。根据斯大林概括的说法，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主要就是“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的关系。无论从苏联的经验，还是从中国的经验，毛都很容易看出，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所有制关系不难解决，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行。实行按劳分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也很容易办到。真正困难的，只有一个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平等关系的实现问题，因为这种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按劳分配实现了，“闹级别、闹待遇”的现象，以及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反而比战争时期更多了呢？对此毛当时百思不得解，反复思考后的结论只是，当初不该轻易地放弃供给制，引入等级制和工资制，把人在级别及其收入上分成三六九等。在他看来，工资制和等级制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大打折扣。

毛对平等的执着追求，与他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头脑中充满着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的痕迹，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缺乏深刻的理解。基于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伦理观，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平等。因而他总是高度关注平等问题，这也是他再三强调战争时期供给制的好处，对一切具有“等贵贱，均贫富”性质的作法都要大力赞扬推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重要原因。从1951年底号召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到1953年1月，1957年初，他曾几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8年，毛更主张取消军衔制，提倡供给制，提出知识分子“皮毛论”，以及以后指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包括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到发动“四清”运动整农村干部，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一切当权派，毛泽东的种种作法都透露出其内心对现实社会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强烈不安，他逐渐把这种不平等看成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源，势不能免。他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许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工资制来的。因为接受了工资制，就“接受了等级制”，就必然会出现“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就必定会有相当一批既得利益的“新权贵”。他们官做大了，有汽车，有好房子，薪水高，还有服务员，自以为了不起，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之所以最终走到相信“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大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能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言，平等理应由起点（权利）平等逐渐走向结果（分配）平等。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却使共产党人难以顾及起点问题，只能用强力直接创造结果的平等。殊不知，强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权利上的不平等，而只要起点不能平等，结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指望通过限制分配形式，消除人与人之间贫富贵践高低上下的差别，事实上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要根本消除这种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差别，不到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情况下，同样无法实现。毛泽东极力试图通过不断革命来创造奇迹，虽然确实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体均平的社会：大家基本上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甚至使用几乎同样的语言和思想。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等级制依旧存在，出身及脑体差别、权力以及官阶的大小依旧是区别社会身份高低乃至个人和家庭权利多少的标志，相当多数的农民还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临终之前，还是无法满意，以至不无遗憾表示：中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展开阶级斗争，不仅丝毫不能触动社会政治体制的现实结构，而且还造成了太多的社会冲突和积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无法坚持下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在不顾世界潮流和时代前进步伐，闭关锁国，蒙住国人眼睛的情况下来强行搞平均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搞一时行，搞长了就不行了。毛泽东的生命到底有限，执政党毕竟不可能闭着眼睛永远不看世界。一旦国门开放，人们注意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之后，大多数人就再也不可能满意自己的生活了。这也正是在毛去世之后，他所倡导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无法进行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