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鲁迅对周扬的不满并不在田汉之下。
谈到鲁迅与周扬的这种关系,总不免要提及鲁迅的一篇著名文章,这就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32年9月,瞿秋白翻译苏联诗人别德讷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并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以后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仿瞿秋白译诗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诗的本意是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丢他妈”、“当心,您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都觉得这种文风比较恶劣,应予以纠正。因为当时《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自然鲁迅对周扬发表这样的作品不免有看法。于是,鲁迅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指出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编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的身上。”鲁迅特别提到:“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这封信,周扬后来将其发表在《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上。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
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
“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这就难怪鲁迅对周扬不满意了。由于周扬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表现出的对鲁迅不够尊重,以致于后来鲁迅常以“工头”、“元帅”来代称周扬。
鲁迅对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当时在左翼文坛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说过,鲁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对周扬的不满,并以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他的信为证。其信说:“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沉’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以后徐懋庸非常肯定地说:“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这里还与萧军有些关系。萧军刚从东北来上海时,带了一本《八月的乡村》书稿,它反映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鲁迅很看好萧军的这部作品,并为之作序,帮助出版。而且鲁迅还与萧军夫妇个人关系非常好。《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缺点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他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么?那是讲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别起劲,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报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