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三）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的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４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鲁迅视田汉为同一营垒中所给予的“背后一刀”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这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９日，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气恐怕多少有点。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１７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虽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

“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

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而退。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然，这仅仅是鲁迅对田汉的不满，而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