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二）

关于这次汇报，以后夏衍是这样介绍的：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

可见，当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

田汉的冒然插话改变了会谈气氛

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鲁迅的心情显得非常好。但就在周扬谈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冒失地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

“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这里不得不对所谓的胡风政治问题以及穆木天的“转向”作一个交代。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才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１００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的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后来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１９３１年加入“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１９３４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条捏造的新闻，即所谓的穆木天、江汉雯、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国民党的阴谋，故认为穆为“转向”者。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谗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报告此谗言。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谗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为鲁迅所鄙视。胡风疾恶如仇，亦曾与韩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此职。

对穆木天的谗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的谗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谗言，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原来对胡风的遭遇即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则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

当然，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１００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