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８月号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信，内容为谈“大众语”问题。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同期还刊有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１９３２年宣布脱离共产党。杨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８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呢？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而田汉却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因此对他则更加“憎恶和鄙视”。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邨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邨人的文章，但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１９３５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以后鲁迅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小清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