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的反复“否定”与“肯定”（二）

于是阎红彦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了意见。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给阎红彦转来《中国青年》关于刊登《刘志丹》的情况说明。两家报刊刊发这部小说和有关的情况说明，使阎红彦深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党内会出现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况：明明书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为什么不给了解陕北历史并有直接关系的同志看看，而要急急忙忙在报刊上连载和出书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难免使他产生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这就动摇了他只是希望在规劝作者进行修改这个层面商量解决问题的信心，他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国青年》目录的第二天，8月17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简要地叙述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并说，如有必要，此信可以转书记处同志看看。阎红彦从7月21日到9月初看完样书全文后，9月3日又致信杨尚昆并书记处。他寄希望在西北老同志的范围内商量修改这部小说，于是提出两条积极的建议：

1、将此书发给参加十中全会的西北老同志看看；

2、由中央宣传部仅就这本书组织一次座谈会，因为大家没有时间详谈西北历史问题，建议用3、5天时间谈谈该书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

阎红彦信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他不知道，在这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已直接介入此事。康于8月 24日致信杨尚昆，要书记处处理《刘志丹》的问题。同时，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8月26日至9月 23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4日至27日，正式举行十中全会。在小说提交中央会议以后，阎红彦和其他西北老同志分别在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小组会上对这部小说各抒己见。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提出对小说的批评意见。后来又在小组会上介绍了出版社和其他有关同志提供的一些背景材料。

阎红彦对《刘志丹》样书提出的主要意见

阎红彦在看了部分章节特别是看了全书及有关的背景材料后，通过写信和在小组会上发言，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阎红彦在9月3日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我觉得小说《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上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所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这里说的边区高干会，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由于有些同志对这个会议总结的边区历史问题存在不同意见，1945年7月又专门召开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根据现存历史档案材料，阎红彦在延安时明确地指出过，高岗夸大边区历史，一是夸大西北党的作用。陕西有革命传统，但他夸大为大革命时期南有广州，北有西安，把西北革命在政权、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加以夸大，有许多不合乎事实。高岗把1933年以前的陕甘红军说成在经济、政治、军队、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经验，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那时陕甘红军的许多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离开中央的精神由自己创造的。比如古田会议决议对陕甘红军有很大影响，但检查西北历史时并未提到。关于怎样打游击、建立士兵委员会、做政治工作、设立指导员等，都是向中央学的。还有许多制度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二是夸大陕甘游击战争。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时间从1932年1月提前为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高岗说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等地农民的各种斗争，把这些游击区夸大为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还把南梁堡、马兰等属于游击活动范围的几个小地方加以夸大。三是夸大高岗个人的作用。尽管高岗1942年9月要求阎红彦为他伪造个人历史作假证的阴谋已被当面揭穿，高岗在会上仍然吹嘘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是他领导创立的，而全然不顾他始终不是陕甘游击队领导成员的事实。

在阎红彦看来，他和高岗的分歧，无非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和伪造历史、歪曲事实之争。1954年以后，高岗的面目已经暴露，中央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被高岗歪曲了的历史自然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他没有想到，为什么一部小说又把那些原则问题重新提出来呢？被高岗篡改了的西北革命历史，为什么在这部小说里重新得到肯定和宣传呢？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