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对书稿的第二条主要意见。刘志丹是他所熟悉的西北革命领袖，小说却硬把他写成一个全国的崇高领袖人物。书中编造许多当年刘志丹不可能具有的思想和看法，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赞成革命的正面人物。甚至说读中学的刘志丹就早于毛泽东十多年提出“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大革命前的刘志丹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巩固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党内迁就资产阶级问题，等等；1928年的刘志丹就提出了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先农村后城市等根本观点。好像毛泽东提出和解决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只是验证了刘志丹思想的正确性。还把陕北写成“二江西”，把永宁山与井冈山、桥山山脉与罗霄山脉相提并论。而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团团总，就把它说成是“红色堡垒”，是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阎红彦的疑问，他致信杨尚昆谈的看法，很快从工人出版社《刘志丹》一书的编辑那里也得到了答案，得到了证实。这个材料还涉及到阎红彦没有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来的小说存在的第三个问题：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以及其他老同志。这家出版社关于《刘志丹》写作过程向杨尚昆、安子文的报告中说：在开始阶段，工人出版社参与写作的人员曾对一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有过不同的意见，也同作者有过一些争议。比如，把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根据地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等重要理论，都搬到刘志丹身上。而且提出的时间，往往在毛主席之前。我们修改过来，作者又修改过去。比如，我们曾主张把刘志丹搞军事活动中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作者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写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又比如，大家认为对谢子长写得薄弱了，提议加强对谢子长的描写。作者借口没有材料而拒绝。后来把我们直接收集的材料加进去，作者又说这些材料未经过核实，不可靠，写进去要犯错误。再比如，发现阎红彦发表过的文章与《刘志丹》书稿的观点、史实不一致，作者说，不管它，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对阎红彦进行人身攻击。在对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对刘志丹的父亲的描写等问题上，也有过一些争论。这个报告还谈到了另外一些情况。
阎红彦在发言中说：如果只涉及到我自己和在这个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个人问题，《刘志丹》这本书我也同意发表。问题在于，在对刘志丹本身的宣传上，它也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
康生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和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表态
康生围绕《刘志丹》问题搞的阴谋，笔者和阎红彦身边工作人员是从他制造的这个大错案得到平反以后，通过一些出版物获悉的。
1962年8月24日，康生致信杨尚昆。一是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二是要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提交中央会议审查。这就把问题提到了直接由中央审查处理和中央会议的日程上。
对书稿的内容，康生一接触到这部小说的问题，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小说”。这就把一个本来只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个范畴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和1954年高岗反党反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联系起来。
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这里说的小说，就是《刘志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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