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重建中国公益生态"实录

本场直播将于12月15日19:00开始。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2015网易学家年会，本厂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中国公益生态。今晚的论坛也是拉开2015年度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序幕，今天网易诚邀各方嘉宾到场，参与本厂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网易公司副总裁李黎女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国别主任何佩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公共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这里我们用掌声感谢各位的光临。

首先，我们有请主办方网易公司副总裁李黎女士致辞。有请！

李黎：各位尊敬的来宾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2015网易学家年会如期到来，我谨代表网易各位同仁感谢在座嘉宾的盛情出席，本届网易学家年会是我们连续举办的第六届年会，今年我们首次设置了公益论坛，公益在中国方兴未艾，虽然也遭遇了很多社会的质疑，但依然赢得了越来越多公益人和公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网易是国内最早建立有态度公益的门户之一，在诸如汶川地震等多次自然灾害中，网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捐助，同时搭建公益平台，引导公众关注和支持中国各项公益事业，传播公益正能量，让更多人相信公益、参与公益是我们今天会聚在此的重要目的。每个公民都有向善慈悲之心，公益已经成为社会和民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当下的诸多争议，中国公益应该如何前行，企业和民众如何有效参与、如何重建中国公益生态，这是我们想和在座各位以及广大公益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请允许我再次隆重地介绍今天的各位嘉宾，我们有幸邀请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副国别主任何佩德先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屠猛先生。国务院参事有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先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先生。还有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先生。让我们来分享他们对于公益的思考和实践。

最后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正是由于你们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支持、付出才使得整个社会生态越来越健康、可持续，期待大家携手共建最美好的公益生态。谢谢大家！

何佩德：大家晚上好！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李黎副总裁非常感谢刚才您的致辞，刚才您讲过了您已经效力于网易14年了，实际上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是工作了14年了。所以14年之前我想说还没有一些相关的企业能够来探讨这个公益事业，但14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来探讨公益了，中国的一些私有的企业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地美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对于这个公益方面的演讲了。

我想说，公益的生态对任何的社区以及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只有人们来支持政府，政府也支持人们的话，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只有人们能够享受到教育、享受到健康以及能够享受到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自己加强他们自己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已经谈到了这种公益，他认为公益能够进一步地推进社会的发展，对我们人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在70年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实际上在公益上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提供大家可以承担得起、负担得起的教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获取到他们获取到的健康，所有的这些都是越来越重要了。对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现在会支持各个政府的工作，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支持政府的工作来建立起这种公益的生态系统。中国现在在不断地继续地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挑战能够出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的网络。在世界上很多的社会都面临着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这些国家。中国面临的情况更有挑战性，因为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巨大的。中国政府也对中国公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承诺。我想说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强调我们需要来发展公益事业，这样进一步给人们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需要来实现在机制方面的相关的改革，这样的话再进一步地解决中国人口现在面临的公益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在福利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机制来解决公益方面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一种模式还是碎片化的，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是缺乏一些相关部门的沟通和相关的整合。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能够影响到中国的公益，同时也能够影响到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人口在不断地老龄化，城镇化速度也在不断地加速，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公益以及中国的福利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地努力，需要加强中国的能力，设立一个整合型的公益的生态。我们需要有免费的教育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内容，但我们需要来进行一种很好的设计，否则的话如果不能进行设计的话，我们在城市以及农村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类似的是中国的医疗体系现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医疗体系还不能实现全民的覆盖，我们也是需要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另外还有养老金的制度，养老金的制度现在也仍旧是碎片化的，也是没有给我们相关的老年人带来一定的好处，所以说这些人在养老之后就会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未来的公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相关的设计等等才能进一步地实现未来社会的和谐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我们整合式的公益系统要避免碎片化，中国政府也已经强调了将会作出更多的努力，实现这样的整合，同时也能够让人们享受作为这个国家公民所享有的一些权利。

另外一点就是每个国家都不是单打独斗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当然各个国家虽然有不同，可是也有类似点，各个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学习，比如说像日本还有朝鲜，这些国家有强制性的教育，另外在美国也有一些相关的平等教育的相关问题。所以说每个国家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同时有一些类似点，各个国家也应该进行相互的学习，同时要考虑到自己不同的国情。因此我们的领导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自己的智慧，应该建立起公益的生态系统，这也是整个经济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中国，我们有区域的不平衡和相关的问题，另外是税收的问题。税收出现的问题也能够影响中国的公益，我想说如果要进一步改变中国相关的公益生态或者是公益模式，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公益的模式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的模式在未来也会继续带来更多的问题，这种公益的模式也是一种不平衡的、碎片化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步，比如说对医疗保健和教育已经有很多的资金以及融资方面的支持。

针对农民工和儿童的政策也应该发挥足够的作用来推动过程的进展，还有科学教育、素质教育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可持续性的进展。对医疗健康，我们还需要在城乡推行平等的医疗机制，同时也发现这样带来了很好的正面的结果。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员工还有公务员以及城市的工作人员公共事业部门的公共人员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些机制现在已经给了更多的人带来了福利，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也会在今后进一步继续下去。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保持公开的公益机制，我们还需要足够的机制和工具来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变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公共支出占到了整个政府支出的30%多一点，占GDP的1%，在整个OECD国家不是处于特别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权责分明的机制，能够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进行权责明确的分配，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得到政府之间进行更好的责任的分工。但是仅仅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领域共同努力，让不同的机构更好地针对那些特别边缘化的群体进行服务，同时在不同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一一顾及到的，我们必须要让民间社会和私营机构参与进来，因此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方面的机会。过去中国的民间社团取得了非常蓬勃的发展，仅仅是数量就已经增加了很多倍了，而且这些数量现在在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上升。这样的民间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好地改善公益环境，同时也能够为组织本身带来更多的财力物力，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对公众提供更好的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我们也需要增加在公益方面的投资，我们也必须要在投资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我们进行健康方面的改革，除了政府机构方面我们也必须要给大家提供更多更普遍的教育，因为我们也需要养老方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福利，一体化和社会公益机制的进一步的制度化和合理化也会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的民间社会还有政府以及科研机构也能共同努力，更好地进行关于一体化方面的政策研究以及进一步的改善。但是，这样刺激的改进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好的结果。

中国的公益机制发展时间不长，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中国的公益事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力，同时它也有很强的复杂性。作为UNDP，我们非常相信中国将会朝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也相信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障碍一一克服，我们也相信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更多为中国提供支持，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同时也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当中推行更好的政策。同时我想中国的成长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也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先生的精彩致辞，何佩德先生于2012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别副主任，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负责一组非洲项目，他游历过135个国家，并在努力与他个两个小孩同步学习中文，我们非常感谢何先生的精彩演讲。

下面请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涂猛先生作主题演讲。

涂猛：大家好！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而且特别钦佩主办方在经济学家论坛当中能够放进公益的话题。

我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于去行政化、市场化的一些思考，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探索和实践。最近关于市场化有讨论，在讨论中事先要明显大概是我们来怎么理解关于市场化的定义。我们比较喜欢维基百科的定义，市场是作为用市场作为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等基础手段的一种状态。它告诉我们市场化是手段，市场化不专属经济，还用于解决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我们理解三中全会的决定讲社会公益组织要加速去行政化，我们认为它是等于要去市场化，而且我们认为市场化不等于社会公益组织以盈利为目的，市场化绝不意味着我们将以盈利为目的。我们分析市场化的时候的组织也要做关于组织的环境的扫描，我们特别关注目前政策的环境，特别是社会治理的改革，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会带来很多方面的深刻的变化，包括社会治理，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手法由刚性向柔性的转变。

我们也注意了很多的政策的表述，包括我们还对照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决定。决议用了一个概念是要解放和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决议还有两个字——解放。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制，发挥作用，四类组织可以直接登记，以前是要找婆婆，要完善慈善捐赠减免税的制度，要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社会组织，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要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在学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等字。对这个政策我们理解，作为公益类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加速自治、自律，要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去官为民，建立法人治理机构。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法律的环境，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对这个我们也作如此的理解，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变迁当中，新的制度将不断释放两大红利，它包括了要降低交易的成本，包括要转变激励机制。在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的背景下，新的激励机制将不再是基于身份而应当是基于绩效的激励。在相同规则的基础上，社会公益组织要公平地来竞争，我们要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

我们也要分析经济环境还有包括捐赠的供给，社会公益事业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捐赠，在全球包括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捐赠在今年内将会保持在1000亿左右的规模，这个数有一点蒙，去年是将近1000个亿，今年是不是还到这个数看不准，我不仅时刻关注我自己的基金会的额度，我也在关注其他的，去年过5亿的有3家，今年看他们的数据都在往下掉，要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最后还要找原因，经济下行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去年大概25%捐给了政府，75%捐给了社会组织，政府这几年接受间增的比例都在下降，去年掉到了25%，社会到75%，这当中基金会对这一类的组织大概去年接受捐赠是370多亿，而且去年全年的教育的捐赠大概是270个亿，其中有50%去了像高校的非公募基金会，大约是50.4%，去年我们占市场份额是7.4%，作为一个机构的秘书长经常要盯这个数，也要盯市场份额，担心自己往下掉。还要分析自己行业的环境，我们认为行业准入的壁垒将进一步降低，政府监管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而且基金会的数量将持续地增长，今年到11月的时候，11个月新批了492家基金会，而且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并轨，现在还没有，我认为在合流，有呼声需要并轨，取消非公募，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两类机构在并轨，因为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来公开向社会募捐。非官办的公募基金会、草根NGO将持续受到市场青睐，我听邓飞讲今年的捐赠又创新高，持续受到市场的青睐。官办基金会市场化体制改革，同质化竞争替代品的危险加剧，社区化、小型化专业化这一类的组织奖快速地发育，行业合作进入到包括自律、维权、强强联合等多元化的新阶段，基金会行业已快速形成前所未有的严峻竞争局面，应该从寡头垄断进入到垄断竞争，中国的公益20多年前一个部委办一家，中国有几家都是官办的自上而下的，现在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垄断还在主要是政策方面的，准入的壁垒是下降的。

包括舆论环境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的发票门社会公信力的危机正在发酵，我们经常讲公开透明，我们分析认为还应该加两个字，还必须是“有效”的。并且对官办基金会和非官办基金会有加以区隔化的趋势，我参加过几次学界的讨论会，包括制定政策，国家公益事业七年发展纲要。所有官办基金会都是特权基金会。三中全会后舆论对官办基金会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了期待。

我们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社会公益组织市场化。

第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市场化道路。我们的道路非常艰辛，89年成立，那时候团中央作为一个部委可以办一家基金会，要到中编办去批，自收自支财政部管，但也是事业单位。这是一个官办民养的基金会，我们成立的时候团中央给了我们一万块钱做工作经费，借了10万块钱，那时候在民政部就可以登记办一家基金会，现在好是几百万了，那时候门槛比较低。

当时内部就有比较多的争论，当时我们用的概念是社会化，不能让团中央发文，不能通过体制、通过有限的权力来配置社会公益捐赠的资源，自己去走，当时叫社会化的动员。要进入市场，要社会化，第一要有自己的产品，通过什么竞争？先做希望工程，然后来选择你的营销的模式，公益营销到底选择什么模式？刚开始学美国，基金会就要有一笔钱在那里，一笔本金在那里，通过增值来做服务，之前走美国模式，结果从89年走到1992年3月份的时候大概将近3年的时间，中国青基会发展到1000多万。不信任，为什么要把钱捐给一个基金会，因为我们很陌生。那时候我们改变做一助一，把产品标准化，包括捐款标准化，当时捐200块钱就可以结对资助一个失学的儿童，你可以去探访他。这个办法比较管用，当时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突破了500亿，这个一下子进入到品牌规模扩张的情况。后来又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好几年统计，每年我们一家希望工程接受的捐款比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支持的所有的基金会加起来的捐款还多。很多年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叫一骑绝尘。但有两个观念没有跟上，一个是社会观念还有是法律跟不上，在什么地方？在当时的制度规定要零成本运作，基金会的人员的管理成本要从基金利息中支付，社会也是这样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管理的成本怎么解决当时只能做投资增值，市场还不是那么健康，不是那么完善的，风险非常大，这个过程一直到2002年，最后我们创新一个制度叫社会公约，跟捐赠人约定你的捐款中有10%将用于我们的管理行政成本，但是是无法可依的，我们就这么约，律师告诉我们这么约定法律上是有效的，02年把这个制度镶嵌进来，通过两个办法最后能保证机构的基本的运行。

到目前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市场化的形态，我们始终认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公益机构，首先应该是有核心价值观的机构。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认为核心是你的价值观，我们统计了方法，定核心价值观的我就学联想，柳传志怎么把联想的核心价值观给找出来的，学他的方法论，找了一些维度，必须是终极的原动力、超越界、自洽、个性、稳定、差异化等等，最后我们把中国青基会核心价值观定为八个字，恪尽天职、共创希望，核心是后面的两个字，要给受益人、捐赠人、给我们和社会都创造一种希望，带来一种希望。

同时要解决品牌市场的定位，要做这么几件事，第一是品牌的使命，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我们核心的价值是助学育人、共创希望，这个品牌的价值追求和机构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的专业模式和救助和发展模式，不是单纯的救助的模式，我们品牌的愿景为天下所有贫困孩子的幸福人生创造美好的希望，这个品牌中我们还确定必须有四个元素，农村、贫困、教育和青少年。

同时我们要协调两个市场，我们公募基金会一直认为和非公募基金会是不一样的，我们同时要面临两个市场，我们要挑一负担子，一个是受益人市场，一个是捐赠人市场，在面向两个市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确定两个立场，包括受益人是我们的唯一主要客户。捐赠人市场份额取决于受益人市场的份额。要理解这句话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温家宝总理去天津被人下跪，是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爸爸，当时总理从口袋里掏钱给他了，他回到北京特批几千万的钱用来政府购买，最后这笔钱给了我们一个同行另外一家基金会，为什么要给他？因为他手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4到5万名案例，向他申请来做白血病的救治的。你要多筹钱必须要把受益人市场做好。包括我们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开发创新，要永远以受益人的需求为导向，要与受益人感同身受，这是永远的方法论也是核心的方法论，包括要以受益人是否因为受助而发生积极改变，所有希望工程成败的核心的或者说唯一的标准，事情做好了没有、做成了没有，讲有效性。什么叫有效性？对受益人市场，我们的基本思路和任务，第一是渠道的建设希望工程在国家工商局上注册，品牌所有人是中国青基会，我们对此进行授权，每个省都有基金会，青基会我们授权使用专用的商标。第二要做好代言人，基于对受益人需求的科学评估，做到利益表达、当中也包括了政策的影响，社会倡导和资助服务要协调，要助学育人，不仅给助学金，要很多着眼于受益人的能力，而且25年的实践，我们一直观察我们一些很好的受助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们提炼出来 有三种能力对他们非常重要，第一是基于理想信念价值观的能力，第二是基于专业课程的知识能力，还有是基于社会实践的行动能力，这三个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提高这样的能力。同时要根据受益人需求的细分来做好市场和服务的覆盖，要雪中送炭要集中资助，包括要构建受助学生的组织化的机制。今年我们把受助学生组织起来形成新盟，他们正在设计制度，每个孩子每个月捐至少1块钱，建立一个基金，大家一起来管理和做项目。

对捐赠人的市场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思路，第一我们认识到捐赠人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客户，他不是主要客户，但是是最重要的支持客户。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捐赠人跟受益人有不对称性，不互相因果，有了捐赠肯定有人受助，但有人提出求助的申请不一定有人来捐助，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来社会捐赠的资源，对我们而言是最珍贵和稀缺的资源。现在的捐赠人也有一些特征，最明显的特征是追求捐赠的价值，包括捐赠之后要参与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坚持了我们的大客户的战略，因为整个捐赠市场，我讲900多亿、1000多亿，70%还是来自于大客户和企业的捐助。我们也在做大客户的战略。同时我们要开放创新来建立符合机构和品牌价值使命的多种机构和捐助项目的模式，我总结了五种模式。小客户，也是我们要扩大的市场份额，包括用网络来动员，通过商业渠道的叠加与开发来动员小客户，包括我们和招行合作，招行动员他的持卡人，广发行也是如此，把公众小客户通过商业渠道动员起来，我们也要做小的公益产品，包括低价格的战略，包括要标准化，包括要做品牌的延伸，现在我们跟奔驰合作做品牌延伸，在4S店，包括在线上开始营销，这样的一些产品，以收入来做公益。

我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这么多，我刚才讲了我们机构的出身和成长，我们是被大家称为的官办的基金会，是官办民养的基金会，25年我们一直是在很艰苦的走我们的市场化的道路。中央文件提出来要去行政化、市场化，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制度安排，因为很多事情要自上而下。我们最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但能够选择我们正确的发展道路。谢谢！

汤敏：非常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如何重建中国的公益生态问题。

要重建首先就要提出为什么要重建，如何重建。要重建也就是说现在的公益生态不够好，或者说很不好，所以需要重建。关于中国公益生态，确实是比较困难困难一方面可能因为郭美美红十字会等意外的问题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公益界需要一种革新，需要一种改革，需要一种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办法来推动，这种可能重新赢得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如果我们仅是做传统的一套的话，那么可能社会对这些关注就越来越不够。因此，这个公益生态需要重建。

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更难的问题，因为全世界的公益目前也都处在一个比较常态化的、一般化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来说，全世界的意义也要重建，也应该重建，而在这个领域中国的公益有可能能赶上别的国家的步伐，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邓飞的免费午餐，就很可能是全世界没有过的一个最大的而且最有吸引力的一种公益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年前的中国的希望工程也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这些东西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重建，不断地给社会以新的刺激，这样才能够赢得社会的认同，才能够不断地去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这个公益要解决社会急需的大问题，而全世界的公益基本上解决的是补充性的问题。怎么做呢？我们友成基金会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希望个大家探索如何重建，重建之后的效果如何。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慕课为什么是一场教育革命，听起来好像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教育是扶贫和公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做的就是教育，目前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一场慕课的高潮，用英文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用互联网的方式把优质的课程公开化，这个网易应该来说是做得最高的，网易公开课想必都看过。

2012年号称是慕课元年，网易公开课远程教育早就做了，为什么2012年才加元年呢？因为新的慕课跟传统的公开课的完全不一样，它把很多的东西都用进来了，目前在教育领域正在掀起一场新的热潮。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做的慕课都是高大上的事情，什么叫高大上？都是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耶鲁大学这种高大上的学校，把他高大上的课拍下来让高大上的学生去看，因为差的学生看不懂也用得不多，都是一流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这些东西，目前为止这些都是高大上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一个工具用到咱们的扶贫上，能不能把大用在咱们的公益里面，能不能用这套东西来改造来重建公益起码是教育公益的生态？这个就是我们的尝试。

什么是革命？百度百科说革命就是推动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成新质的一种飞跃。为什么说慕课是一场革命吗？我们来看慕课的理念，它的理念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在传统的教育领域，你不可能做到任何人，我们好多的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或者上了学以后也就是初中毕业做不到任何人、任何地方，好地方和差地方的教育差得很远，他不能在任何时候非得要集中拿出专业的一段时间来学习，更不说学不到任何的知识。反过来，如果新的慕课做到这一点，就是革命性，而这个革命里对那些上不起、上不好的贫困地区的学生就格外地重要，因此它就有可能被我们公益界所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