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重建中国公益生态"实录（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孔夫子2000多年前他一个人能教三千弟子还有七十二个贤人，我们现在老师有这个劳动生产率吗？没有。也就是说这几千年来我们教育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因此教育所花的钱越来越贵，教育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老百姓花的钱、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因为别的小麦、衣服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以相对成本越来越低，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学费会越来越贵，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新技术能把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倍，这个行业就会产生一场革命，而新的慕课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课16万学生在上，一个学期，你想它的劳动力岂止提高的10倍，因此它是一个革命。为什么需要慕课革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消费要从排浪式的转成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也就是说未来的消费是私人定制式的消费，而在私人定制消费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个性化的生产，所以中央全会提出来，未来的小微企业非常重要，因为个性化的生产就完全需要不同的生产形态，而在这个时候，它需要的人才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他需要大量的创业的人才，他需要大量的创新的人才，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的，因此教育也需要一场革命。

未来社会是万人创业、人人创新。中国创业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教育不公，在做公益的人最了解。第二是创新不足，而创新又是未来特别需要的。第三是我们往往没有太注意的，就是未来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不能把教育只局限在小学、中学、大学、幼儿园等在线学生的身上，而是一个终身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根本就不能提供终身教育的需求。因为我们最多只能做一点EMBA、MBA等小小的一块，剩下的巨大的终身教育现在没有人在提供。

于是需要慕课。问题是，这三大难题是传统的教育体系根本解决不了的，教育不公的问题，传统的教育体系解决得了吗？不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把教室盖得好一点，现在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建得跟城市差不多了，但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公平的问题，还有教师的公平问题，教师是人，好的老师总是少数的，就是把重点学校拆了，把重点老师撒都到农村去，能解决几个农村教育公平的问题，传统教育是解决不了的。同样，传统的教育也解决不了别的东西。那么慕课这个东西行吗？

看一看我们的实验，这是友成基金会做的实验，中国最后的学校是人大附中，中国最差的学校是贫困省的贫困县的贫困乡一级的学校，现在就是内蒙古的一个乡村贫困县的乡的中学的学生跟人大附中的同学在同堂上课，这是人大附中的课堂和学生，头一天人大附中老师讲课我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当天晚上当地老师先看一遍，把超出教学大纲那部分切掉，45分钟切成大概30分钟左右，第二天在我们贫困地区的学生里放这个录像。人大附中老师学生提，当人大附中老师提问由人大附中学生回答的时候，这个老师站起来把声音关掉，由当地的学生来回答，又这个老师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如果绝大部分都掌握了，把这个视频一开继续讲，如发现分学生没有掌握，这个老师讲两分钟把这个概念再讲一遍。一个学期下来，这个班级学生的成绩比没有用的高了20分。

在广西白色地区田东县的学生他们的班高了40分，这种模式我们正在全国18个省130多个学校里实验，这是贵州省毕节市的威宁，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县的乡村中学里，他们正在上人大附中的课。大家看一看，这是乡村中学，看硬件的话不比咱们城市哪个中学差，甚至还有电子白板，但他们就是没有好的教学的老师，现在这些学生直接上的就是人大附中的课。

这是我们在吉林长春建的中储粮小学，这个小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现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学里没有英语老师，因此开不出英语课来。怎么办？我们也在实验，我们实验一个没有英语老师的英语课，也是通过远程的方式把课做成卡通，由一个数学老师或者由一个语文老师在里面，他不懂英语但这些卡通学生直接跟着他学，我们多少孩子们学，在早年的时候我们看的是follow me，没有老师我们也可以学，现在正在全国10几个没有英语老师的小学里在做这些实验。我们还在甘肃省的四坝的贫困中学实验电子书包，这是更先进的，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当学生有一个平板电脑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课本放进去，作业放进去，把老师讲课也放进去，这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进度来跟着人大附中或者是好的学校的老师来学习，可以有不同的学习的速度。这种方式大家可能觉得好笑，平板电脑是不是太超前了？便宜的平板电脑在深圳做的600多块钱一台。现在每年给贫困地区的学生的免费课本就200到300人民币，两年的免费课本钱就可以碰一台平板电脑，我们为什么还要砍树印课本，为什么不直接发平板电脑？现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泰国都给学生发这种电子书包，能不能在贫困地区优先用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教学点特别地适用，什么叫教学点？一个小山村里也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有12个学生，一个老师，这12个学生里2个一年级的、三个二年级的，4个三年级的，老师得英语数学都先上一年级再上二年级的，一个老师拳打脚踢什么都得学，这样的学校的质量能好吗？几年前我们搞并校全部学生都要中心小学去，到镇里学习。但得走3、4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去不了，7岁的小孩就要住那个学校里，自己做饭自己吃饭，现在有邓飞的免费午餐了，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即使有了免费午餐他们的生活能自理吗？但如果在这样的学校里，每个学生配600块钱两年的课本费的一台平板电脑，把课程放进去，那个老师就可以作为像辅导老师一样了。这样在传统的情况下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搞不好他们反而学得比城市的学生更好。

这些不但能得到较好的教育，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现在联合国正在着急的问题是数字鸿沟问题。未来的世界贫困地区的孩子贫困不是因为学得差，很可能是因为不懂计算机。到初中的时候才每个星期给他一个小时摸一下计算机，而我们城市的孩子从幼儿园还是就在pad上玩儿，所有的东西都在计算机上，这些孩子们不懂，这就叫数码鸿沟，而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数字鸿沟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都是在反贫困的时候，现代化的手段可以帮助并不需要多大的投资。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到。

大学生的就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国家鼓励大学生要进行创业的培训，现在国家要求每个大学要把大学生创业作为一种必修课，但是绝大部分学校开不出来，因为老师不懂创业，老师即使开出创业也是纸上谈兵，我们友成基金会做了一个创业咖啡的项目，我们在100个大学里上创业课，每个星期两节课，我们请了徐小平，还有尤努斯，我们由企业家来讲这个创业课。现在在100家大学在开这个课，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第一流的大学，也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连三本都不是的学校，所有的学生跟北大同学同堂听课，这是北大的课堂，我们把这些企业家请到这儿来讲，我们请一个公司把它拍下来，直接传到其他的99个大学，跟现在一样就在大屏幕里听徐小平他们讲课。中间还有20到30分钟的互动，全国在互动。期末考试，我们就是每个学生和一组学生要拿出一个项目建议书来，每个学校请当地的企业家来跟他PK，好的话当场就投资，就可以做。我们现在能把这一个课上到100个大学，就可以上到1000个大学里，不用增加一分成本。我们能把一个课这样上，所有的课都可以这样上。这些就是来解决三本、五本的学校跟一本、985、211巨大的鸿沟，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况且刚才我们谈的现在实验的都还是在学校里，这种模式真正的大市场是什么地方？在校外，现在好几亿人需要不断地培训，我们2.6亿农民工需要培训，他们不能够得到培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的话，会把整个的工业水平拉下来。白领需要培训，需要提薪、需要出去创业和提高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提供很好的培训，我们蓝领需要培训及全社会都需要，现在没有人提供，而这个是完全可以通过慕课的方式把它做成5分钟一课，现在慕课标准是5到10分钟，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得到培训，拿你的零散的时间，拿平常看的没有的微信的时间就得到了培训，而这种培训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培训。这些就是新的教育的革命。

慕课能干什么，我认为仅用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提供公平的优质教育，这是最近习总书记提出来的，要解决贫困、反贫困第一条就是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得到公平的优质教育，而只有有这种方法，只有用慕课才能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因为现在最终一个大学才开出3000门课来，因为只有1000个老师，而放在网上用慕课可能有上百万不同的课，非常细化、多样化个个性化的教育，给你个别的辅导，只有这个才能提供真正的终身教育。

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改变教育》，这本书大概2到3个星期就要出来。

里面详细地介绍了公益为什么做得更好、更精，解决我们现在头疼的一筹莫展的重建、重塑新的公益生态问题。当然慕课只是个工具，它是一个传统工具，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什么叫必要条件？就是没有他一定做不好，有了他可能做得好，可能做不好，还得要往里面放内容，还得需要方式。但工具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的一场革命，估计是由生产工具的变革引起的，第一个工业革命是小小的蒸汽机，怎么也没有想到引起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生产工具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对这场新的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能不能得到这种新的教育得到提高，跟什么时候参与这场革命还得看政府教、教师、学生、家长和企业。这场革命能不能率先地引入到贫困地区去，还得靠我们公益组织的努力，因为即使它是场革命，如果按照市场逻辑的话，它就跟现在西方国家一样，先是高大上，先是哈佛、MIT，慢慢到中等的，慢慢到中等城市，慢慢到县城，最后到了乡村和贫困地区，如果按照市场逻辑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公益人参与，就率先连别的地方还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送到最贫困的地区解决我们最需要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重塑重建公益的新的生态，而这些就要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方式来推动。有了这些我们还可以重拾社会对公益的信心，我们可以重拾社会对公益的兴趣，而把这些信心和兴趣转变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力量。

谢谢大家！

邓国胜：大家晚上好！我给大家汇报的是关于公益事业发展的趋势与企业的角色。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背景，回答什么问题？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网易搞的是经济学家年会，跟我们公益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年会现在要谈公益，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第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公益事业现在到底发展的基本的情况是什么，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最后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企业、企业家到底在中国的未来公益事业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背景我们呆在北京感知到了雾霾，你们都呼吸了雾霾，整天为人民服务，现在社会问题转型时期是越来越多，除了雾霾还有很多的问题，你们担心食品安全吗？喝的水你担心吗？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养老，你们担心自己的养老吗？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现在面临的包括了贫富的分化，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政府财政特别有钱的时候，这就跟经济有关了有钱的时候不觉得这些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当你经济形式不好的时候，现在说要经济新常态，不像以前保八，因为只有保八才能保证民生，现在新常态了，经济增速越来越慢了，可能要调到7%左右了，经济一下调财政收入，最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了，财政没有钱了怎么保民生呢？我跟美国的慈善家聊天说，他们说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更需要企业家和基金会花更多的钱而不是因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少花钱，这时候才更体现我们的价值和作用，所以这跟经济有关，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发展公益慈善，因为公益慈善的发展反过来才能助推企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条件，社会的发展反应过来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好，社会问题很多，反而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恰是在经济形势越不好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发展公益慈善，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年会要谈公益慈善。

今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特别提到，当经济形势不是那么好，财政出现了一些地方财政，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务会特别提出要发展慈善事业，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重建改革的生态，重建公益的生态，因为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更多生态链没有打通，我们只有一些公益慈善组织来，跟政府的链条没有打通，我们非常需要的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参与，共同把这各方的资源打通，政府、公益慈善组织、企业打通，构建更好的公益生态链。

第二，简单分享一下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我们天天说要培育发展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事业，我们以前政策也不是那么鼓励的，在座各位都特别年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对公益慈善不是那么肯定的，其实那个时候是否定的，我们根据一些教科书的定义什么是慈善，慈善其实就是剥削阶级欺骗老百姓的鸦片，那个时候其实是否定慈善的，把慈善组织都给关了。到改革开放以后，78年到94年我们开始因为经济形势更不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经济形式特别糟糕，所以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那时候财政更不堪重负，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想想是不是可以比较一点公益慈善事业，帮助分解财政减负，1981年我们成立了第一家儿童少年发展基金会，目的是通过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能不能为财政减负，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发展慈善组织其实主要还不是从国内募款，主要是从境外，从华人华侨那募款，所以1999年我们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谁牵头出台的？是国务院侨办，那时候是这样的背景，我们对公益慈善事业政府的政策也不是那么地明晰，还比较模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看主流的媒体《人民日报》基本上不提慈善两个字，最多是说公益。94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中华慈善总红，至此慈善开始跟进了，94年之后开始开放，04年之后我们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才开始大力地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慈善组织的数量大幅度地增长，从以前的几十家、几百家涨到了2013年基金会就已经有3000多家了，除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基金会，还有很多的慈善会，另外还有一些红会系统也有很多的，这都是公益慈善组织最主要的力量。还有草根的公益慈善机构，数量有100万以上，真正有活力的可能也就是1万家左右了。另外从捐款的数量来看，04年以后发展很快，我们05年整个的中国的捐款才30亿人民币，到2008年首次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发展非常快。2013年989亿，这个图可以看出来，我们从2005年到2008年增长得是非常快的。这些年基本上有平缓的趋势，基本上徘徊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的状况。我们相信未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很大，捐款还会大幅度地增加。我相信最近大家也听说马云捐了多少钱，捐了好几个亿的美金，据说王健林也承诺公司上市也要捐不少钱，有人估计跟比尔盖茨基金会差不多。未来企业家越来越多捐助，我们捐款的额度也会越来越大。这是慈善组织的基本的数量，捐款的数量。

我们的慈善捐款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000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0.17%，美国的捐款在2013年是3000亿美金，占GDP2.2%，我们跟西方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志愿者的参与。北京、上海、广东志愿者参与比较热烈，比较积极，可是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国跟西方国家差别最大的还不是捐款的数量，差别最大的是志愿者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真正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是少之又少，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第一是法律环境的挑战，第二是公益慈善组织还不那么发达，汤敏老师讲的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创新性的公益慈善组织数量是还少的，我们慈善组织还不发达，企业公众的参与其实是非常不够的。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国家的慈善资源还是非常有限。我们1000亿人民币的捐款占GDP的比重不过0.17%，而美国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2.2%，所以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别看捐了那么多钱，1000亿左右，真正用的怎么样呢？能用得这么高效吗？其实不是的，很多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用的情况怎么样？你捐的钱使用得很有效吗？真正帮助人都很高效吗？不尽然。我们有很多钱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慈善资源使用是非常低效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怎么办？出路在那里？就是今天的主题，第一是完善法律法规，第二要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公益生态链，而这个最重要的是把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这些链条要打通。

三、企业在未来公益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需要企业注入很多的资源，现在比例还不高，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数量的增加，我们希望公益慈善领域的捐款额度也会大幅度地增长。

第二，不仅需要企业钱的注入、资金的注入，更需要员工企业家、企业员工的投入和参与，因为在中国真正最掌握资金、掌握技术、掌握知识管理技能的其实还是在企业、企业家手里。比较而言我国的一流人才还是在企业，大学生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去公益慈善组织，不是很多。人才不是集中在公益慈善行业。所以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大量企业的员工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积极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做这种志愿者活动不像以前一到重阳节去养老院帮老师理七次发，扫八次地。而是未来企业的员工和志愿者要更深度的参与，带去他们的技能。比如慕课的例子，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每年的投入不过300万人民币，而且如果有企业愿意投资资金和愿意奉献知识技能，帮助一些农民工和地方怎么使用电脑和iPad，带去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知识，我相信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不是今天这个状况了而有大幅度的飞跃。

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慈善效益的提升，为什么原来计划经济要转向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因为市场经济能推动私人企业，因为私人企业的发展能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公益慈善领域也一样，我们也是需要提升效率的，而传统的很多慈善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可能养了懒人，导致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地严重，所以慈善同样也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早在100年前卡耐基、洛克菲勒就提出了鲜明的慈善观点。比如说卡耐基是通过教育来扶贫而不是简单地撒钱。洛克斐勒基金会最重要的是重预防，而是研发疫苗，所以你们知道当年在非洲有一个黄热病，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是简单捐钱救人，而是每个基金会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就是研发疫苗。100年以后我们很多人都忘了，我们记住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研发了疫苗，使黄热病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所以慈善也是要讲究效率的。所以慈善也是新公益和新慈善，最大的是要整合不同的资源，不同部门的资源，追求效率以结构为导向。所以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扶贫济困我们要创新机制，推进股权捐赠慈善信托试点，要推动公益创投，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探索金融支持的路径，所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口号和概念，其实我相信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两个。第一，怎么做大饼整合更多的资源。第二，怎么使得这些资源使用的效率更高。要提升慈善事业的效率，最重要是需要企业和企业家的参与，为什么我们网易经济学家论坛要讲公益，因为公益慈善的发展、效率的提升同样离不开企业的参与。

从国际趋势来看，这些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企业、企业家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传统的捐钱就不再是捐钱的概念，捐钱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跟商业投资不一样，商业投资是为了获得回报和利润而公益领域的捐钱是为了获得社会影响力，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是社会影响力投资，投资于社会企业，还有新的很多的概念，比如说公益创投，公益风投就是引入商业界的风投的概念，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仅是捐献给公益慈善组织，像做风投一样要伴随你的成长，帮助你的成长深度地介入理事会，或者是深度介入发展的过程，不仅带来资金而且带来技术管理的经验，提升你的能力，来帮助你发展，而且还有退出的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理念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最新的发展的模式就是更好地整合企业政府基金会等多部门的资源。比如说最近在纽约高盛集团跟纽约市政府和一些基金会共同合作推动的社会影响力债券项目，和政府简单购买服务不一样，我们每年拿那么多钱购买服务到底解决了到底钱？西方国家跟我们一样效率不高。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社会影响力债券，由高盛集团出钱，纽约市政府来买单，怎么买？只有这个项目成功了，解决了问题了，纽约市政府才把钱还给高盛集团，不仅还本还有利息，如果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对不起你别说有奖励，本都没有了。所以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提升公益慈善领域的效率。

高盛集团是提升社会影响力。另外基金会给高盛集团也做了一定的担保，万一这个项目投入了900多亿美金都失败了，这个基金会会补一部分钱给高盛集团，这个基金会反正也要做公益慈善，不如捐给高盛还可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这种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模式可以把不同的资源整合进来，而且把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这种管理的知识经验都整合进来。用一种创新的模式才能推动公益慈善领域的效率的提升，推动公益事业更大更好的发展。

未来，中国一方面面临慈善资源短缺，一方面面临效率的低下问题，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整合更多部门的资源，让企业和企业家更深度地卷入进来，只有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益生态链，我们的公益事业才能更大地发展，慈善资源才能更加有效，才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让企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谢谢大家！

邓飞：大家好！三年前在贵州的山区里面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特别震惊，因为他们面黄肌瘦身材矮小，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没有午餐。他们这些孩子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和他们一般大小，我再想如果我的孩子运气不好没有出生在北京，出生在这里她和这里的孩子没有区别。所以说我的本能上我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份、有一顿饱饭，让他们有力气能上学，让健康地成长起来。我这个想法把我身边的人吓了一大跳，他们觉得我是不是疯掉了，为什么？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吃饭需要220天，一天如果吃3块钱，如果再加上其他配套的费用，他可能需要800到1000块钱，而每一个县至少有2到5万孩子，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做不到！确实我做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调查记者我没有钱也没有权力，甚至我对公益界一无所知，我是一个公益菜鸟。但我心里面就想做这个事情，怎么办？那就去行动起来。

我心里面其实没有畏惧也没有迟疑是因为我想到了三点，第一在一个GDP排名全球第二名的国家，还有这么大的孩子大规模地遭遇饥饿，这是不公平的，不正义、不正当的，不管是政府还是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公民，我们都应该去改变它。第二，虽然我们弱小但我们能不能帮助一个学校，去帮助100个孩子。第三，我觉得我们有了新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2011年我们有了新浪微博，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所以我们行动了起来。

在我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贴出孩子的照片让所有人看到孩子们的困境，我很快就吸引了和我一样有这个梦想的人，这时候我才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就拿到了2万块钱，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做一个试点，我们和这个校长签署了一个协议，我们明确了权责利，我们规定了几个工作的方法，譬如说就地取材，我们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模型，孩子们吃到了免费午餐，我们再把这些照片又传播出去，我们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到 的努力，就能够带来变革，让孩子们的笑脸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们一下子把局面打开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时候我在想，我只帮助了一个学校，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学校，需要更多的钱。但我们没有企业家捐钱，我们把免费午餐定成一个标准，每顿3块钱，我们把它在微博上告诉大家，我们捐3块钱就给孩子们买一顿午餐，我们把门槛降低了，然后我们在天猫店、在支付宝钱包无数的网络工具里宣传我们的免费午餐3块钱一份，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处理实在没有就转发微博，这样我们让公益变得简单起来特别特别地简单，公益不再是有钱人的行为了。我们拿到了很多企业家朋友的钱，我们很多很多的钱到了我们手里面，免费午餐一下子超过了3亿，同时就有很多人看着我们，我知道我们的捐款人心里在想什么。第一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偷盗他们的钱，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的面前表示出来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没有拿大家的钱。我现在还是凤凰周刊的记者，凤凰周刊给我出钱，所以我没有必要偷钱，我想做事我没有必要偷钱。第三，大部分的钱全部是给学校了，我也不能让学校偷我们的钱，败我们的名声，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制度，我们要求每个学校每天公开透明，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买了多少钱的东西还留了多少钱，有多少孩子吃饭，彻底公开透明。第二，我们邀请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我们进行审计，我们请求每一个微博的网友来监督我们的学校和每一个职员，这样的话我们让公益变得更加地透明。不再遮遮掩掩、神神秘秘。

第二，他们担心我们拿了钱能不能把活干好，有没有能力。这样我们就展示我们的专业和效率，大家知道，我们公益组织不同于商业组织，因为公益组织的每一个开销都非常地严格，并且是有限额的。我们每发1000块钱执行的费用只有100块钱，我还有30块钱要去交给基金会作为管理费用，实际上我们的钱非常非常地少，它就决定着我没有办法像公司和企业一样，按照市场规律请足够多、足够专业的，所以在我们团队大部分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同学。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毫无经验或者是缺乏经验的人联合起来变成是我们的骨干和力量呢？我就要做很好的制度设计，流程标准化，我们绩效的考核，我们的工作的模块化。同时我们就必须要联合无数的志愿者，参与免费午餐行动的志愿者，在全国有数以千人，我们也得到了志愿者这些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他们散布在不同的领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我们通过公益的方法聚集起来，跨界合作形成了解决问题的良好的方案，并且形成了模型。

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志愿者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我们怎么样把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些天南海北的人联合起来，我们不得不采取相关的制度，我们采取民主平等自由这样的原则，在免费午餐的行动中，我们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我们崇尚法治，任何的行动都要有合法性。第二，我们要求全程透明公开，保持信息的流通。第三，要求每一个决策必须是民主。第四，在我们团队里批评是自由的，舆论是多元的，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应该被倾听。到今年免费午餐实现了一个民主再造，我们选出了45个全国代表，选出了管委会、执行委员会还有监督委员会，实现了三全资源。我从免费午餐的日常管理中抽身而出，让志愿者团队自己自治形成一个良好的运作。

免费午餐能够活到今天没有发现一起重大的资金安全事故，也没有发现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我只能说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免费午餐因为它解决了儿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影响了国家，每年拿出160个亿今年国家为儿童营养改善投入了1000亿人民币，我们发现了，原来改变国家、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还有新的方法，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可以联合起来，合作起来，我们可以不去对抗，通过合作来创造，我们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的方法和新的路径，所以免费午餐之后我们针对儿童不同的困境提出了新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做了医疗保险，让他们生病的时候不会被家庭抛弃，因为我们可以补助20万，我们发现我们的留守女童在学校里遭受性侵害，所以我们做了女童保护。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今年联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乡村的联合公益，我们手里有1500个学校和10万孩子，按照市场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掌握了渠道，我们有市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联合其他的儿童团队，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来，可以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把学校打开，今年我们可能火还要做一个新的项目，我们给很小的学校需要住宿的孩子盖一个宿舍这是移动的·智能的，等到没有孩子了，可以搬到别的，可以有马桶和太阳能有电视和视频，给最贫困的孩子技术和最好的配备。我们希望把项目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有平台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乡村孩子，因为我们深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国家的财宝，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要去保护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机会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是一个不停在思考的一个人，这也是我自己的习惯使然，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乡村的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再怎么努力注定治表不治本，因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没有爱，孩子们没有陪伴，他的成长一定会有问题。我们想到怎么让他的爸爸能够回家，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要在他的家乡帮助这些农民增加收入。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笑话，说这个县已经穷了几千年了，你想到的办法能怎么帮助他们富裕起来？我想老天一定是公平的，拿走了什么东西以后一定会偷偷地塞给你一个东西，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发现了一个答案，因为这些县很穷很偏远，意外地保护了生态，有很好地税、食材和风景，这恰恰是城市里的居民最缺乏的，所以我们想能不能做一个平台，把乡村里的农产品和风景资源推荐给城市的居民，让城市居民消费，可能得到收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可持续的公益，就是游客走进来，爸爸回家。有京东和阿里巴巴在做电商，你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能赢？我们想了一下，第一我们有很好的农产品，第二，我们有中欧的校友做什么的人都有，我们可以把中欧的资源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第三，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理念，我们告诉这些给我们捐款的100多万人，你们以前给孩童捐款，但以后你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法帮助这些孩子购买就是做公益，消费就能帮孩子，我们鼓励大家去通过消费的方法帮助孩子，让他们的家长能够有尊严地站起来。第四，我们有一个原则每一个中欧的发起人投了钱进去以后，我们赚钱了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更多的企业，或者是把利润直接捐给没有农产品的地区永不分红。我们未来几年得全力以赴做农产品的销售，因为对一个乡村来说，它的问题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卖货、卖土特产，让他们增加收入。我们怎么去卖货呢？我们有新的方法，我们再一次包抄，我们做了乡村的旅游，我们带着孩子和老人去旅游，叫山谷养老，我们还有保护，有很多的子项目，把人气炒起来，持续地货。我们把销售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后面就发生了很多奇妙的化学反应，一个农民有收入以后，就开始把生产扩大，那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的小额贷款就可以进去了，大学生就可以进去了，新的农业技术就可以进去了，农场大部分的基地就可以进去了，就会出现很多的农场主。这样的话，乡村就诚意成长起来。当我们的资本和人才还有资源都通过这个方法主动地留到乡村里面来，中国的乡村就可以保留了起来，这样爸爸就可以回去，这样乡村空心化的问题，空巢老人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孩子留守的问题，留守妇女的问题，民族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可能得到系统的解决。这是我今年的理想，我发现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愤怒，我们可以做间隙，但是我做了三年公益以后，我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公益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企业，所以说以后大家叫我为一个社会企业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公益变得更加地重要起来，不再像以前单纯地给人家扶危济困，或者是拾遗补漏，这和企业、社会价值的权重是相同的，为解决这个国家种种的社会问题是同样重要的，未来的日子我就去做计划去了，系统地帮助一个经济得到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模型，我们一起再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对于邓飞先生，他任凤凰周刊编委，记者会主任，成为中国知名的调查记者，2011年转身公益，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先后发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多个公益项目，并创造益农计划，尤其是免费午餐影响中央政府每年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儿童营养状况，在邓飞的倡导和实践下，透明公益、人人公益等理念深入人心，有力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转型。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邓飞先生，同时也感谢邓飞先生的精彩发言。

本场论坛讨论的主题是重建中国公益生态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希望中国公益事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本场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在香港北京向地进行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论坛内容更加精采纷呈，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