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
天津市的理科第一名商恒最终去了北大。“学校的气氛”是他选北大而弃清华的原因,“自由民主”赢了“严谨朴素”。
7月中旬,北大、清华的天津招生组陆续在各自招生网上公布2014年高考录取情况。北大通稿称商恒和另外被北大录取的天津市文科实考分、加总分两位第一名为“顶级高分考生”,清华通稿强调“整体水平最高”。天津市前十名,清华录取了理科的9个,北大录取了文科的9个;录取分数线,理科清华高了北大4分,文科北大高出清华1分。
2014年的高招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从你填报志愿到被录取的这个过程你是一直在累着。”商母说,“(但)如果说你考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如果说五百八九,六百左右,这个家长更累。”
在商恒眼里,6月22日得知成绩到最终确定志愿,这六天是“高中三年来最黑暗的日子”,比备战高考还累,“高兴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立刻就不高兴了。我就想为什么要考状元?为什么要考状元?”
商恒的班主任任增志也被折磨了一通,他完全没料到北大、清华的拉锯战可以如此激烈,“跟讨价还价似的”。北大、清华难道不是等誉的吗?
“大家明知状元并不意味着就是需要的人才,但学校却把招到多少状元,当地的录取分数线作为重要的招生政绩、学校的面子,因此为政绩、面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教育学者熊丙奇接受了《人物》的邮件采访,他认为造成“抢状元”的根源有二:一是高考录取单一评价,分数至上,在美国,大学录取实行多元评价,SAT(美国高考)仅占部分权重,根本不存在状元一说。二是大学办学严重行政化、功利化,校领导追逐眼下政绩,在任期内提高学校录取分数,而这与大学办学质量没多大关系。在邮件里,熊丙奇强调“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受教育者没有选择权(选择教育和选择学校),而政府的行政力量过大,这些是造成不公平的根源。
然而在北京大学招生组的孙世鳌看来,招生乱象成因不在高校,相反高校也是受害者。长期以来,社会对高校招生质量的评价是见分不见人,很多考生和家长也是根据高校提档线和专业录取分来评判高校的强弱和专业的优劣。在这种价值判断体系下,高校尽管万般不愿,也被裹挟到这场生源争夺战之中。由于缺乏沟通与协调,高校之间的竞争往往容易步步升级,呈现出混乱无序的局面。“我们不想这样,想必范老师(范宝龙)也不想如此。”孙世鳌说。只要制度不变,社会对北大、清华的期待依旧,他们的招生标准就没有多少余地,双方都是“困在局里”的人。
无论如何,商恒结束了人生中最重要一次考试。暑假,同学们都去学车了,他不去,“都学了我就不学了,(都学)道不就堵了嘛”。他和几个同学计划开补习班,海报上写着“2014年天津高考状元商恒携小伙伴一起带你走上状元之路”,原计划招两个班,每班10人,结果只有两个人来咨询。大学入学前,他晚上跑跑步,偶尔打开手机,查看微信里光华管理学院的新生群聊什么,他的心情已经平息了,慢慢理解北大、清华招生组老师的无奈,“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而已”。
9月6日,北大的新生报到日,商恒一家开车把他送到学校。“把这个孩子能送多高就送多高,以后的路就是他自己走了。”商母说。清华招生组的李全旺还是惦念着商恒,他想等商恒入学后,以宝坻一中师长的身份叮嘱他几句,他很担心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孩子,进入社会“外界对他的刺激可能更大”。
暑假的清华校园依旧熙熙攘攘。一群穿着红色文化衫的中学生刚从万人食堂吃完饭走出来,他们是从全国最优秀中学选拔出来的尖子生,这个暑假,他们中的天津人会见到范宝龙,程佳惠,李全旺……这些孩子的一切将被清华一一记录,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不断印证。
2015年,新一年的高招工作已经开始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为那种无聊的事情而奋斗着,是不是?”连续三年参加高招工作的李全旺有些糊涂了,他理想中的招生是学校以各自特色吸引学生,不用下去争取人,“我们就进驻在天津第一饭店,他们(北大)在今晚大酒店,我们就坐在家里等着学生过来咨询,走的时候呢,互道珍重。让孩子安安静静地回去填志愿,这就是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