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
这两年，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
上世纪70年代末，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国探亲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广东、北京、广西等。
他现在是一个闲人，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
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来自于高税收。“税收像调节器，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卢志刚说。
在哥德堡，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年收入100万，得交80万左右的税；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
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劳动多、贡献大的多得。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
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芬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需缴所得税50%；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银行内的清洁工、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
比较起来，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欧四国，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赵福卿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类发展指数》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兰0.256。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社会政策安排直接相关。”
“通过社会政策，北欧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整个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严重，这使得社会系统结构呈现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说。
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群体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在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现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和谐，使得北欧国家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高过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
不过，“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在北欧四国，对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影视体育明星来说，税率最高可达80%，除了地下的逃税方式，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一种惯常的逃税方式。
比如知名三级跳运动员奥尔森为了逃避纳税，将居住地点改在了蒙地卡罗。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网球明星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干脆到英国定居。
高福利的政策，也让很多人钻空子。北欧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会有两到三个孩子，因为光政府给孩子的补贴，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麦，中东移民比较多，他们会生很多孩子。”张倩拿中东移民和勤劳的中国人做比较，这些中东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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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