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年轻时在深圳当男情人，住豪宅开豪车，还让富婆生了对龙凤胎

楔子 书房抽屉

在抽屉的最里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贴胶带，只是折了一道，像随时准备被再次打开。信封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那道折痕的位置留下一道浅浅的白色印记。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手指触到纸面的温度，微凉的，像刚从一个常年不见光的地方被取出。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领口的扣子没有系到最上面。他的身后是一辆黑色的车，车漆在正午的光线下反着光。他的嘴角微微弯着，不是笑，是一种更淡的弧度——像刚好够让人在看见之后想“他心情不错”的程度。背景是一棵很大的树，看不清品种，叶子茂密，在照片的边角投下一片深色的阴影。

这是我二哥。照片是快三十年前拍的。

信封底还有一张纸片，被压在照片后面。我把它抽出来，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流畅，笔画之间没有停顿：“小城和北边，你选一个。”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背面是空的。

我把照片和纸条放回信封里。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书桌表面铺了一层暖黄色的亮斑，信封的边缘在那片光里显出一道浅浅的阴影。我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放进这个抽屉的，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把它扔掉。它只是一直在那里，和这个信封一起，在一个不常被打开的地方。

抽屉里还有几本旧相册，相册的封面已经有些褪色了，其中一本翻到了某一页，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排人站在一栋老房子前面，站在中间的那个女人穿着深色外套，头发齐耳，应该是他母亲。站在她左手边的男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后脖颈处有一颗很小的褐色痣。他是我二哥。那时候他大概十五六岁。

照片背面的铅笔字写着：“1992年，县城。”

第一章 河边的三轮车

我二哥从家里走的那年我十五岁。他比我大九岁，二十四。走之前的那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母亲在厨房里剁排骨，砧板上的声音一阵一阵的。他坐在那把旧竹椅上，手里没有拿东西，腿伸长了搁在门槛外面，鞋底边缘沾了一点干泥。天已经黑了。他坐着，没有开院子的灯。

“我要去深圳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回应，剁排骨的声音停了一拍又继续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混出模样再回来。”

他走的那天早上我还在睡。醒过来的时候他的房间已经空了。床铺上的被子叠得整齐，那件他常穿的深蓝色外套也不在衣柜里了。窗台上放着一本书，书脊朝外，我从门口远远地看见它的封面上有一个烫金的标题，字体已经磨损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只留下一道凹陷的轮廓。我没有进房间去翻。他带走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军用背包，拉链头已经换过，比他原来的颜色浅一个色号。

他走后半年有过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色的，地址栏的字体粗重，像是在用力地写字。母亲坐在门槛上读信，她的眼睛随着纸张的移动而缓慢地往下看。她读完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什么也没说。那封信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

第二年夏天，他的消息开始通过别人的口传回来。邻居说有人从深圳回来，说看见他了，说他穿得好。母亲听着，手里的活儿没有停，像在听一件离她很远的事。

我第二次知道他详细的消息是在六年以后，我已经上了大学，从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同学那里听说的。他在电话里说：“你哥在深圳跟一个做生意的女人在一起。你哥现在日子很好。”他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措辞。“那个女人对他很好。”

我不知道那通电话之后过了多久才又见到他。母亲没有正面提过他。她像在等他先开口，而他也一直没有开口。

第二章 那棵树的叶子

他回来过两三次。每次回来都不久，像路过。有一次他开着一辆外省牌照的车停在巷口，车身上沾着一层浅色的浮尘。他下车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鞋底踩在地面上的声音比从前重一些。他进了院子，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她在门口站了一下，然后说“吃了没有”。他说“还没”。她说“那我去下碗面”。她转身进厨房的时候，水槽里传来水流的声响，从门口传出来，落在安静的院子里，又被风吹散了。

他没有多待，吃了面、喝了一杯水，然后就走了。走之前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棵老槐树的树冠，叶子在风里摆动，树叶的阴影在地面上来回移动。他说“这棵树还在”。母亲站在门口没有接话。他的手插在口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上了车。车开走了之后，那扇铁门被风吹得动了一下，又静止了。

那棵老槐树后来被砍了。有一条枝干在台风中断裂，砸到了院墙。父亲找人把它锯掉了，剩下的树桩坐在院子角落，切口处涂了一层深绿色的防腐漆。母亲路过那截树桩时有时候会放慢步子，但从不驻足。

第三章 那双鞋

那两双小鞋是后来母亲从深圳带回来的。鞋子很小，刚好能放在一只手掌心里。一双是浅蓝色的，一双是米白色的，鞋底是软的，边缘缝了一圈白色的线。母亲把它们包在一块素色布里，放在衣柜最上层，有一次她拿下来摊开放在膝盖上，手指沿着鞋帮的边缘轻轻滑过，像在检查一条看不见的线。那对龙凤胎孩子，母亲从来没亲眼见过，她只知道他们在那边生活得很好。

有一回我问她：“你想不想去看他们？”她正在厨房里剥豆荚，手指把豆荚的筋撕下来，动作没有停顿。“不去。”她说，“太远了。”她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他们在那边过得好就行。”

后来我听别人说，二哥在深圳的住处很大，他在那座房子里的时间可能很少。但母亲没有见过那座房子，也没有去过那个城市。那两双小鞋在衣柜里放了很多年，母亲的指腹顺着鞋帮的边缘划过时留下了一道极淡的痕迹。

第四章 另一条路

他最后一次回来，是送母亲走的那天。那天下着雨。他站在人群的边缘，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没有打伞，头发被雨淋湿了一层。他的表情跟在照片上差不多，嘴角的弧度很淡，目光落在灵堂的方向。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像在等雨停，又像在等一个不需要说出口的仪式结束。

他比以前瘦了一些，手指垂在身侧的时候指节比记忆里明显。他转身走的时候背影在雨幕里走远。那辆车的尾灯在巷口亮了一下，然后拐了个弯，消失了。我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他也没有跟我说。

那封信后来我找过。翻遍了抽屉和旧纸箱，没有找到。只找到那张旧照片和那行字：“小城和北边，你选一个。”我后来去了他当年在深圳的地址。那栋楼还在，楼下的门卫换了人。我站在楼门口往上看，每一层的窗户都紧闭着。我不确定他住过哪一层，也不太确定那些年里他在那些窗户后面经历过什么。那棵老槐树的树桩还在院子角落。那两双小鞋还在衣柜上层。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住处，搬离老家的时候把它们带走了。鞋底依旧柔软，边缘的走线依然整齐。它们还放在衣柜的同一个位置上。

我给二哥打过一个电话。号码是以前存的，拨通的时候响了好几声。他接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隔着一层电流，比记忆中低一些。“喂。”

“是我。”

“嗯。”

沉默了几秒。我问他：“那一年，你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回来了？”

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很轻。“想过。后来发现回不回都一样。”他顿了一下，“路选了，走完就是了。”

电话挂断之后，我把手机放在桌面上，听筒里传来单调的嘟嘟声。窗外的一棵树上，叶子在风里朝同一个方向倾斜了一下，又恢复了。我推开窗户，把头伸出去，看了看楼下那条路，路面上的白线在路灯下发出微弱的反光。一阵风把街上几片枯叶卷了起来，翻了个身，又落到了路面上。

照片还在牛皮纸信封里。那个字条也还在。树桩的影子在傍晚的光里延伸，从院子的一角伸向另一角。那两双小鞋收在衣柜上层，鞋底朝上，露出干净柔软的内里。鞋底的弧度在暮色里泛着一层温润的光。